天井，是中國民居中正在日漸消失的部分。說到吾鄉的舊式老屋，腦子裏就要跳出“四井口大瓦屋”的字眼。隻要有錢，用青磚紅瓦蓋鄉間別墅，不算本領。在物質貧乏的舊時代，用土磚就可以修起氣派的帶有大院落的四井口大瓦屋，那是本事。小時候，這樣的屋子看過很多，現在差不多全沒了。
我家的房子，原本在村子的西頭，隻有一間廚房、一間臥室。它位於街角，與它相鄰的南街住著我爺爺的叔叔夫妻倆。這位我曾祖父的親弟弟無嗣，所生四個孩子都夭折了（新生兒的死亡率大幅度減少，可以說是新政權的功勞之一），爺爺便被過繼給他為後。這“父”“子”之間，年齡相差不過10多歲，過繼之時，我爺爺已經成年，家族所求，不過名分而已。也正因為如此，我家裏素來是爹爹（爺爺也）當家，老爹（其養父也）聽政的。兩人關係，一點也不和睦。這對名為父子、實為叔侄的男人，很少交談。
老爹的房子，也是兩間，屋後有門，與位於西街的我家相通。在我們兩家之間，正位於西街與南街拐角處，就是維誌叔家。他家與我老爹家實際上共住一個大屋子，兩家以天井為界。
在我最早的記憶裏，我跑到老爹家玩。由於兩位老人喜歡孩子，我基本上吃住都在他們家。老爹是個手藝人，日子過得比我們家好一點。老太太做了好吃的，專給我留著，別的弟妹都沒份的；有時過來喊，也隻喊我。都是她老人家的重孫子，這種厚此薄彼竟然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後來，二妹出生，老人又將她要去，養了好多年。
我記得，平生第一次吃香蕉，就是維誌叔給我的。那時，他父母都健在，父親喜歡泡茶館，講故事。茶館故事催生了我的讀書欲望。
大約是1970年前後，他們家搬走了。我爺爺在拆走屋頂的牆上蓋起了幾間屋子，我們家這才告別了僅有兩間屋的窘迫，將大門麵東，開在了南街，西街的門便成了側門。
我長大後，不止一次聽老爹說：“你們那時隻有兩間屋子，現在住的都是我的房子！”
這其中就包括了天井。
如果記憶無誤，我家是全村40多戶人家中，唯一有一個天井的人家。
天井很小，南邊是堆放雜屋的地方，擺著風車和石磨。雨天不出工，父親和奶奶就磨豆餅。那當然是因為家裏有好事情。至今我也算是很愛吃豆餅的。另一側是父母的臥室，由於天井的排水溝從這間屋子底下流過，地麵總是濕漉漉的，按今天的標準，根本不能住人。
我的臥室則在天井的另一側。臨天井的牆，是高粱稈加泥巴糊成的。土炕，一張小方桌，上麵擺著我父親的一個小箱子。放學回來，我從灶前的稻草灰蓋著的鍋裏，端起一碗熱菜，將書攤在小桌上，邊看邊吃。就這樣，我小學時，就讀完了《毛澤東選集》四卷的全部注釋。前幾天，我看到我的美國學生在讀毛選，我拿來一看，是1968年的版本，他在美國的書店裏花一美元買的。我有時空交錯的感覺，仿佛回到了天井邊的少年時光。
天井的好處，是可以看天。一小塊天空，幾片青瓦的屋頂，就是小小少年幻想的空間。雨天，從奔湧而下的雨水中，你可以如此真切地聽到大自然的呼嘯。冬天裏，天井的屋簷會結起長長的冰柱子，拿起竹竿一掃，“嘩”的一聲，一把冰刀就握在了鄉村少年的手上。
天井裏，長年倒放著幾個壇子，裝的是酸菜，一年中的苦日子靠的是它們。記得有一次，我在一個凳子上撞疼了小腿，氣得將凳子扔進天井，砸破了一個酸菜壇子。我挨了打沒有，我倒記不得了。
端午節前，照例天井裏另有一個壇子，裝著我放學後下田逮的鱔魚，等端午節，拿出來蒸著吃。奶奶是從來不吃無鱗魚的，但奶奶蒸的鱔魚無人能比。
有時候，睡在床上，會發現天井裏飛來了螢火蟲，一隻，兩隻，三隻。它們無論如何努力，也難以飛出天井，飛返稻田之上、露珠之間。這時候，耽於幻想的鄉村少年就在想，什麼時候能夠去看真正的遼闊天地。
一轉眼，幾十年過去了。老屋半倒，久無人居，父母搬到城裏，守著兒孫去了。大約是在2004年前後，遠在美國的我，突然收到了一個陌生人傳來的幾張照片，原來是我的老家村莊，其中就有這張天井的照片。拍照者是北京大學博士、武漢科技大學孫恒君教授。這位文化學者，到老家歇張村八組走親戚，專程找人，打開了我家土屋的大門，拍下了這張天井。
如今老屋已經不存，天井隻能在記憶中追尋。孫教授是有心人，幫我留住了童年的記憶。我的筆要留下的，是我們的上一代、兩代鄉村人，他們的生，他們的死，他們的無奈、無助與無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