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沙洋的李伯伯家吃飯，是我第一次長見識。李伯伯名叫李邦闊，是家鄉有名的中醫師，當時在沙洋人民醫院工作。他的醫術，使中國減少了一個農民，而增加了一個詩人。每逢春節，我都會去沙洋看望他，提著如今看來不免土氣的禮物：一兩壺鄉村榨坊裏的香油啦、一兩隻自家養的雞啦，或是兩三塊家裏製作的糍粑。到了晚上，李伯伯家的客人三三兩兩來了，都是小鎮上有頭有臉的人物。我這個剛放寒假回到老家的鄉下孩子，坐在席上，聽這些小鎮要人的高談闊論，最驚訝的不是別的，而是李伯母的廚藝：她竟然可以端出二三十道菜來款待客人。當李伯伯將我介紹給客人時，以充滿信心、滿含期許的語氣說：“這孩子將來要成才的！”
我一生中的奮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不過是為了不讓李伯伯這樣的好人失望。他的話，是激勵、是鼓勵，更是抽打我惰性、自足心態的鞭子。我常常想，我要對得起李伯母的那一桌好菜—一個鄉村少年從未見識過的那種豐盛、那份情意，值得我以終身的奮鬥，回報他們那份樸素的善良。
去年暑假萬裏歸鄉，我稀罕的是，能有哪位朋友請我到他或她家裏吃頓便飯。說是便飯，便是真正的便飯：飯隻需一碗，菜隻要兩三樣，如韭菜炒豆皮、炒豆餅、粉蒸肉、清炒雞頭米粳（其學名不詳）。如果有鄉間土釀的糧食酒，則飲上一小杯。無須勸酒，更不必讓座，主人與客人就那樣隨意而飲，盡興而食，所費不過十元，鄉情自值千金。能到朋友家坐坐，看看其妻兒，瞧瞧其家居，閑話家常，無論清貧還是富足，無論華堂還是陋室，對我這個海外遊子來說，都是回家的感覺。酒樓裏的盛情，沾了我素不喜歡的那種排場、那種官場味，實在不是“把酒話桑麻”的好地方。再說，我對家鄉未有尺寸之功，吃一頓家鄉的“官飯”，直接間接，加重的都是父老鄉親的負擔，虛榮的人或許覺得榮耀，我隻有愧疚之感。
每逢春節來臨之際，中央電視台的新聞節目裏，總是會播出這樣的新聞：某城市酒樓除夕“團圓飯”宴席已經預訂一空；今年與去年相比，選擇到餐館酒樓吃“團圓飯”的家庭，又增加了多少個百分比。電視台唯一不報道的是，城裏一桌“團圓飯”最高價位是多少。如果報出來，怕是要引起農民們一片嘖嘖驚歎之聲。驚歎歸驚歎，他們卻不會有憤然不平之色。隱忍與認命，是他們的宿命。再說，數億農民中，又有幾個人悟出了自身整體性貧困的真正根源呢？
若幹年前，我的一位姨婆，和另一位老婆婆一起，結伴去走親戚，路過我家。當時我正好回家探親。午飯時分，我們家備好了飯菜，請姨婆和那位不相識的老婆婆一起用飯。誰知那位老婆婆橫豎不肯，我好說歹說，老人家總算吃了點。第二天，兩位老人走親戚回來，又路過我的村子。我們留她倆吃了飯再走，這次，無論我們全家如何相請相勸，那位老婆婆死活不肯入座了。她說：“你們又不會走到我家門前去。我還不起你們的這份人情，我不吃飯。”
我當時愣在那裏，半天說不出話來。鄉村裏的一頓便飯，既無山珍海味，也無大魚大肉，不過是些自家菜地的蔬菜、村裏作坊的豆腐而已，這位老婆婆何至於“堅辭不受”，寧肯坐在旁邊，看著與她同行的姨婆吃飯，讓我全家人深感“禮數不周”？
深刻的解釋隻有一個：幾代農民的極度貧困，將一飯之惠，看成了必須回報的恩德。我讀初中時，我的一個親姑姑，住在學校附近，我每天都要從她家後麵的小路走過。有一天，她在半路攔住我，要我到她家吃了飯再回家。我跟著姑姑進了家門，姑姑端出一碗飯和一碗青菜來。我三口兩口吃完飯後，姑姑問我：“你還添點飯嗎？”十幾歲的我不懂事，點了點頭。姑姑拿著空碗進了廚房，久久沒有出來。
後來，我終於明白了。我抓起書包，奪門而出，從此再也沒有到姑姑家吃過飯。我的姑姑，沒有第二碗飯添給我，卻不好啟齒。這記憶中窘迫的一碗飯，使我對“貧窮”有了刻骨銘心的記憶。
讓人民有飯吃，吃好飯，這是古代為人君者、當代為民“仆”者一以貫之的責任。人民營養不良，甚至餓死於途，這樣的“君”，就是昏君；這樣的“仆”，就是惡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