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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豆漿，濃濃的，釅釅的，擺在桌上，黃豆所特有的腥味，煮沸之後，竟然變成了帶有一絲兒甜味的醇香。加上一根火候絕佳、不焦、不綿、色澤金黃的油條，就算是一頓不錯的早餐了。如果奢侈一點，再添上一小碟不鹹不淡、口味恰好的八寶菜，可以任一雙竹筷愜意地輕輕搛起，那就更別提有多美妙了。
這樣一頓老北京的簡單早餐，擺在梁實秋先生麵前，或是林語堂先生麵前，甚至愛挑剔的南方人魯迅先生麵前，想必都是沒有怨言的。擺在我的麵前，我又有什麼好說的呢？我或許會稍稍嫌豆漿太燙了一點，於是鼓起嘴巴，朝碗裏吹一口氣，豆漿馬上漾起一圈微不足道的漣漪，而豆漿的香氣卻飄散到遠遠的牆角去了。北方的冬天，天寒地凍，人心卻暖得像一爐炭火。做小本生意的店家，指望的就是那些挑蜂窩煤的、拉腳的、教書的、寫文章換銅板養家糊口的，一回又一回地光顧這小小的早點鋪。也有愛吃燒餅而不是油條的—帶有芝麻的那種，剛剛出爐，饞人得很，食客隻好等燒餅稍冷一點才開始享用，這時又怕豆漿冷得失去了香味，這點麻煩，還真是惱人。
這樣尋常的情景，常常讓我神往。後來就發生了戰亂。在曆史書上，讀過這樣的句子：“整個華北已經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了！”其實，豈止書桌，就是這放豆漿、油條或燒餅、一小碟八寶菜的小小餐桌，也擺不安穩了。文人們或死於窮病，如朱自清；或死於暗殺，如聞一多。尤堪哀歎的是半個世紀前，困居海島的那些人，他們跪在北望故園的海濱，遙祭祖先的墳塋，掂香、俯拜，縈繞在鄉夢裏的，大概就有這一碗白如母乳的豆漿吧？
做豆漿其實是簡單的事情：先將黃豆洗過，用清水泡一晚上，第二天，鼓脹飽滿的豆子粒粒圓潤如珠，放入齒紋極細的手搖石磨裏，磨成純白的豆漿，燒沸即成。記得居蜀的那些年，城裏當然沒有那種古老的石磨，先進的磨漿機卻也沒有。我使用的是一架鉸肉餡的工具，在一邊將黃豆放入這鐵製的磨子、一邊搖動轉柄，看豆漿汩汩流出的過程中，我的心裏一片安寧祥和。我想象自己是北宋汴京（今開封）一家豆漿鋪的東主，為了省下雇工的那點碎銀，而親自在作坊裏勞作。我磨出的豆漿，名氣隻要傳播到鄰近的幾條街巷，受到引車賣漿者之流喜歡，也就知足了。這種毫不起眼的民間食物，是否能傳到皇城之內、天子耳中，又有什麼關係呢！
現在，身居美國，我用一架從街上舊物攤上買回的果汁機製作豆漿。自己動手，圖的不隻是“新鮮”二字。看著豆漿經過幾個簡單不過的程序，成為早餐桌上妻兒的飲品，我的心裏會湧現出一股巨大的幸福感和成就感：我這一輩子，或許沒有能力給這摯愛的兩個人提供錦衣玉食、優遊卒歲的富貴生活，但我卻可以終身為他們泡黃豆、磨豆漿，提供一份含有故國之思、充滿人倫親情的早餐。而在這種自得其樂的勞作中，我看到了一粒黃豆所具有的凝聚力，無疑，那是土地的神力。
誰要敢說“百無一用是書生”，我就要告訴他：我還會做豆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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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從美國打國際長途電話給住在湖北老家的母親，專門請教做豆餅的方法。母親在電話那端笑著說：“怕是這電話費貴得很呢，下次回家再教你吧。”話雖這麼說，母親還是三言兩語，講了講做豆餅的程序：將綠豆和大米，按相同的分量混在一起，加水泡脹，然後，磨成米漿，在鍋裏攤成薄餅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