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曆代的名都，去年十月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京都北京，這意義是深長重大的。它不但吹響了新生中國的號角，並且充分表現出北京新生的氣象和光明的前景。再說，自中共中央移到這兒以來，那時北京雖未改名，事實上已為人民的首都了。在去年七月間開了中華全國文代大會，這是文藝發展史上的嶄新紀錄，譽為空前毫不誇大。從文代大會中即產生了全國文聯，又在它領導下，全國各地已將次第組織區域性的分會。咱們北京即成為人民的首都！說句老話，即“首善之區”，自更應當趕快把本市文聯組織起來。所以這次北京市文代會的召開，它的工作原十分明白：第一，集會許多有代表性的文藝工作者，把這大會開好。第二，有效率地把這市文聯組織好，更把它以後工作的路線明確地規定了。我相信，有這許多朋友們聚首一堂，必然能夠勝利完成的。
為這京市的文代會致祝，卻也很有些話好說。咱們中國以往的文藝不能說沒有很高的造詣，這無可疑惑的。除當時的進步文藝以外，一般的文藝都是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的，即不想為它服務，至少文藝的果實也被統治階級的人們搶來吃了，囫圇吞了，糟踐了。我常懷著一個妄念，覺得所有貨真價實的文藝，沒有不是開明的，前進的，為人民的。反過來說，假如它不開明，不前進，不為人民，那必是冒牌。不過卻有一層，即為真實的文藝，成份也有種種差別，程度有深淺之別，表現有明暗之異，個性有強弱之分，所以我們必須用馬列主義的觀點批判地接受它，一麵找出那時代的意義，同時也還他一個本來麵目，這工作說來容易，做卻很難。雖然很難，但這本賬總歸是要結的。不然，咱們的新文藝便沒有根，也就不容易為工農大眾所喜聞樂見。
幾千年來封建社會有一公共的格局，即統治階級跟人民作對。所以當時文藝工作者要討好當前的權貴，即不能不歪曲了自己正當立場，向惡勢力投降。如果有心申說人民的痛苦，發揚自己的正義感，亦不能不多多少少或明或暗，叛變了這統治階級。二者必取其一。又是兩難，所以他們的心理始終是矛盾的，動搖的，痛苦的。從今以後嗬，卻直角地拐彎，和以前根本不同了。政府是人民的，人民必須擁護政府。然而舊的觀念積得實在夠深，形勢變化亦太驟，社會上恐怕還有些人不容充分把捉這新觀點，這必須用事實和其它種種方法慢慢地去爭取。
我們文藝工作者不必再在夾縫裏討生活，自然覺得無限的輕鬆愉快，可是舊的包袱不太容易拋棄，同時又感到新的肩擔非常重大。就算有了正確的觀點跟立場，沒有工作也是枉然。再從自己的崗位上看，用文字來做媒介要發揮它的普及功能，比依靠聲音顏色形狀等等特別困難。我們也必須努力去克服它。
我們的文學藝術原是很廣大的，有傳統的古典文藝，有“五四”以來的歐化新文藝，有解放出來的土生土長的人民文藝。這次北京市文代會的召開，實在要把這三方麵都結合起來，進一步指明以後發展的正確方向。代表們，朋友們，這是多麼令人感奮的一樁大事。我們應該有信心的預祝它的成功。我生長江南，在北京為僑寓，卻不知不覺已過了三十多年，僥幸能參加這個會，不但很快活，而且覺得我也算個北京人了。
一九五O年五月二十五日。
忠君與愛國
“君臣”排列在倫常的第一位，民國成立，首先被廢止了。原來儒家的道德觀建立在倫理上，即人間的關係上；對於五倫俱分配以某種德行，有些卻也不得不稍稍含胡其詞。如夫婦們怎樣相處，便不好十分硬性規定，所以在《論語》上特別地少，反說，女子難養也，老聖人對這個也有點“傷腦筋”。有的說“夫和妻柔”哩，有的說“賢賢易色”哩，總之不得要領，這姑且不談。關於君臣這倫，孔子曾說過，“君君臣臣”，又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似乎是平列的，還能照顧到雙方，後來卻就不然了。
五倫原可分為兩類或三類：（一）平列式的，如兄弟朋友。（嚴格地說兄弟間也不十分平等，哥哥可代表父親，所謂長兄如父。）（二）有主從性的，如君臣父子。（三）在二者之間的。如夫妻又稱夫婦，照字義說，妻者齊也，便是平等，婦者服也，便是服從。所以到了漢代，後起的儒書裏老實即演為三綱，配合了這大一統專製的政局，平等的空氣十分淡薄，除卻友道以外都成為上下文的關係。
臣對君應該怎樣呢？絕對的忠，所謂“臣節”，更進一步，“臣罪當誅，天王聖明”，而苦節，而烈節……其偏枯，不合理，反人道，久為近人所詬病，無待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