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治學問，現在想來，司馬遷所講的“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的道理是顛撲不破的。做學問，其一要博，其二要精。學問這東西看上去浩如煙海，實際上不是沒有辦法對付它的，攻破幾點就可以了。荀子說，“真積力久則入”，從一點下手，由博返約，舉一反三，就都知道了，何在乎多？喝一口水，便知道了水的味道；吃一口梨，便知道了梨的味道。詩詞歌賦，都是能一通百通的。
首先要好學深思，更重要的是心知其意，要能夠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在好學深思的基礎上自然就能發現問題了，不是為了找問題而找問題。
以《紅樓夢》研究為例，就能說明一些問題，我看“紅學”這東西始終是上了胡適之的當了。胡適之是考證癖，我認為當時對他的批判是擊中其要害的。他說的“少談些主義，多談些問題”，確實把不少青年引入歧路；“多談些問題”就是講他的問題。現在紅學方向就是從“科學的考證”上來的；“科學的考證”往往就是煩瑣考證。《紅樓夢》何須那樣大考證？又考證出什麼了？一些續補之作實在糟糕得不像話，簡直不能讀。
“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的原則在這裏也是適用的。對《紅樓夢》，既不好學，又不深思，怎麼能心知其意呢？《紅樓夢》說到天邊，還不是一部小說？它究竟好到什麼程度，不從小說的角度去理解它，是說不到點子上的。
自學之法，當明作意。要替作者設想，從創作的情形倒回來看，使作者與讀者之間發生聯係。作者怎麼寫？讀者怎麼看，似乎很簡單。然於茫茫煙霧之中欲辨眾說是非；以一孔之見，上窺古人之用心，實非易事。
我小時候還沒有廢科舉，雖然父親做詩，但並不給我講詩，也不讓我念詩；平時專門背經書，是為了準備參加科舉考試。在我八九歲時廢除了科舉，此後古書才念的少了。不過小時候背熟了的書，到後來還是起了作用。我認為記誦之學並非完全不可行，而且是行之有效的。
記誦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因為讀書是要解決問題的；但這並不是說不要背詩。好詩是一定要背的。我當初念書沒念過《唐詩三百首》，不過好詩我總是背下來，反反複複地吟味。詩與文章不同，好文章也是要背的，講詩則是非背不可。僅僅念詩是不成的，念出的詩還是平麵的；翻來覆去地背，詩就變得立體了，其中的味道也就體會出來了。
古典文學的研究和創作當然也有關係，研究詩詞的人最好自己也寫一寫詩詞；做不好沒關係，但還是要會做，才能體會到其中一些甘苦。誦讀，了解，創作，再誦讀，詩與聲音的關係，比散文更為密切。杜甫說，“新詩改罷自長吟”，又說，“續兒誦文選”，可見他自己做詩要反複吟哦，課子之方也隻是叫他熟讀。俗語道，“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雖然俚淺，也是切合實情的。
我治學幾十年，興趣並不集中。在北大初期寫一些舊體詩，到新文化運動時又做新詩。從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O年沒有做舊詩。以前跟老師學駢文，新文學運動開始後，這些也不學了。但這些對於我研讀古人的文學作品卻很有幫助。的確，創作詩詞的甘苦親身體驗一下，與沒有去嚐試，體驗大不相同，如詞藻的妙用，在於能顯示印象，從片段裏表現出完整。有些境界可用白描的手法，有些則非詞藻不為工。典故往往是一種複合，拿來表現意思，在恰當的時候，最為經濟、最為得力，而且最為醒豁。有時明明是自己想出來的話，說出來不知怎的，活像人家說過的一樣；也有時完全襲舊，隻換了一兩個字，或竟一字不易，古為我用，反而會像自己的話語。必須體驗這些甘苦，才能了解用典的趣味及其需要。
（四）
我曾想做一組文章，談談做文章的問題，就叫《文章四論》。一是文無定法：文章沒有一定之法，比如天上之雲，地上之水，千姿百態；文章就像行雲流水。別人問我“文法”，我說我不懂文法。二是文成法立。行雲流水看來飄逸不可捉摸，實際上有一定之規。萬變不離其宗。
後兩句我認為更重要。其三是聲入心通。《詩·大序》：“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禮記》怍“故長言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長言、嗟歎、詠歌，皆是聲音。《虞書》：“詩言誌，歌永言。”六字尤為概括。上文言詩，亦通於散文。於詩曰詩情，文曰文氣。如曹丕《典論·論文》曰：“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古人做文章時，感情充沛，情感勃發故形之於聲。作者當日由情思而聲音，而文字；今天的讀者要了解當時的作品，也隻有遵循原來軌道，逆溯上去。作者當時之感既托在聲音，今天憑借吟哦背誦，同聲相應，來使感情再現。念古人的書，借以了解、體會古人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