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是得心應手。文章事業的圓成本有一個通例，就是“求之不必得，不求可自得”。古人論文往往標一“機”字，概念的詮表雖傷於含混，卻也說明了一些道理。陸機《文賦》說，“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這是對文思的很好的描寫。得於心，則應於手；與一切外物相遇，不可著意，著意則滯；不可絕緣，絕緣則離，那種況味正在不離不著之間。
這四篇文章我並沒有做成。而且恐怕永遠也做不成了。不過這是自己寫文章的一點體會，也是研讀古人作品的必由之路。創作和研究兩者原本是相通的。
總之，文史哲三大類中還有好多問題，多年來仍沒有解決。書雖然不少，但往往不能解決問題。作文藝批評，一在能體會，二在能超脫。必須身居局中，局中人知甘苦；又須身處局外，局外人有公論。《人間詞話》論詩人之素養，以為“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我於論文藝批評亦雲然。
（五）
再談幾句題外的話。這就是現在出版的一些書籍的質量問題。比如古籍的整理點校，這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但一些校點本，在校勘、標點上錯誤多得異乎尋常，有時甚至出現一些常識性錯誤，這不僅給我們的文史研究帶來極大的不便，而且還要誤人子弟。另外，還有許多書籍的問題出在印刷上，造成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如此等等，都亟待解決。因而想借此機會呼籲一下。
談談古為今用
中國古代專門搞理論批評的很少，批評家差不多都是創作家，他們自己懂得創作的甘苦，因而也知道別人的甘苦。例如劉勰的《文心雕龍》，它不但是很好的理論批評，而且本身就是很好的文章。又如劉知幾的《史通》，是史學的重要著作，文采雖然不及《文心雕龍》，文字也是很講究的。創作和理論批評相結合很重要，這樣才能抓著癢處，有說服力量；這樣，將更有利於百家爭鳴。當然，專門的理論批評也決不可廢。
怎樣古為今用，怎樣把古代文藝和理論的遺產運用在今天的創作研究工作上，這的確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五四”時代全盤否定古典文學遺產，斥之為“選學妖孽，桐城謬種”，把過去和現在割斷，這自然是不對的，但當時之所以這樣做，也有它的進步意義。
運用古典文藝遺產，也有困難。有些古典文藝的技巧，我看對現代文學不能完全適用，例如古典文藝理論很強調煉字，這是有傳統的。對白話文來說，並非沒有意義，但白話以流利通暢為主，怎樣使它和“凝煉”相結合，這是一個問題。
文言和口語的差別是古來就有的。《論語》上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可見孔夫子講學，行禮，用的是雅言，平時可能說山東土話。所謂雅言就是比較凝煉的語言，或者也就是後來的文言。因“文”、“白”的區分，就使古代文學與現代文學，發生了一種距離。如何跨過這條鴻溝，是解決古為今用問題的一個環節。
現在我們的詩歌是用白話寫的，如采用舊詩的方法來煉字，就會變成半文不白的東西。我覺得，散文傳統、戲劇傳統還比較容易為我們所接受，詩歌傳統就比較難一些。但工作做得也很不夠。原來中國詩歌從唐杜甫以來就開了一條新路，通向白話。這條線沒有斷，還在繼續發展。到了元曲，詩歌和戲劇相通，就更向白話方麵發展了。我覺得宋代詩詞、南北曲、彈詞唱本、民歌……這些創作，在當時雖不曾標榜、宣傳為新詩，事實上走的是新的道路。曲子用在戲劇裏，更從原來的“詩意”以外，加上一種戲劇性；所以有些戲曲，如把它當作詩來讀，似乎並不見得怎樣好，但唱起來、演起來卻有動人的力量。這個方麵更是新的。這些都很值得我們來做進一步的探討。
一隻紙老虎，一匹瘋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