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繼續袁先生（編者按：前一個發言者袁翰青）的話說幾句。第一，知識分子的解釋。知識分子就是人民裏麵比較有知識的人，他並不是特殊的人或優越的人，隻是比較有知識的人罷了。第二，知識分子的任務，總不能離開崗位，譬如做醫生的或教書的工作不同。第三，所謂“今天的任務”當有時代的意義，即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問題是很嚴重的。我想了很久，也想不出多少話，今天時間又很寶貴，也不想多說，我隻提出兩點：
知識分子的前身是“士”，士預備升為大夫，是做官的。中國知識分子是從士大夫而來。在封建時代，他們服務的對象是統治階級和貴族。說得好一點是做清客，軍師，說得壞一點是做走狗。在我們這時代要改為為民眾服務，這話雖很好聽，卻很空泛。如何為民眾服務呢？在象牙塔中空想著和在十字街頭徘徊著，都是沒有用的。為民眾服務這意思總不錯，盡忠於老百姓很好，但盡忠於民眾和忠於統治階級就不一樣。例如吹牛拍馬，去侍奉統洽階級是很有用的，對民眾卻用不著。因此現在我們要檢討我們自己的行為態度，看那些應該改，那些應該保留。我是很保守的，我覺得古代有許多地方仍然很好，可是保留的，譬如氣節，雖然是一種封建的遺留，還是可以保留的。
第二點我想到的是：在過去所謂士大夫有兩種情形，一種是散漫、孤立，所謂君子不黨；另一種是朋黨之爭，這兩種極端情形都不大好，黨爭在曆史上沒有好的例子。古代先賢所提倡的思想，不講爭隻講讓，他不曾定下爭的規則，禮讓不成，必致混亂。現在民主政治離不開政黨，而政黨的競爭，必須有規則，古書上講爭的道理很少，在《論語》上隻有“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這一句。黨爭在中國曆史上表現得很壞，正因為不知道守君子之爭的規則。知識分子的如何聯合，同這個是很有關係的；這是我想到的第二點。
隨筆四則
（一）近懷
我不樂觀，然而也不悲觀。
顛倒夢想，無非癡也。患得患失，無非貪也。勃谿口角至於爭城爭地，無非嗔也。三者交織著以為人間世，或曰障蔽，或曰習氣，或謂之業，無名強名，總之樂觀不得的。
但本心之明究未嚐息也。如塵埋寶珠，雲遮皓月，染退則淨複其初，無增減也。更何處可著悲觀耶？
（二）小國寡民
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論語·子路》）
這很有意思。人口多了。無法硬使之減少，隻可以用“富之”來補救它。但不很徹底，即所謂“彌縫”，不如《大學》的“生之者眾食之者寡”，尤不如《老子》的“小國寡民”。
這“小”、“寡”俱作動詞用，國欲小而民欲寡也。非“人口”“生產”調節，不能造成郅治之邦。魏源《老子本義》引姚鼐曰：“上古建國多而小，後世建國少而大。國大人眾，雖欲返上古之治而不可得也，故老子欲小其國而寡其民。”
欲返近世於太古，疑未必真得老子意，但他解釋小國寡民卻是不錯的。
（三）大九州的夢
我近來不常寫作，覺得沒有什麼好頑的，每承朋友們相勸，使我覺得為難了。為甚沒得可說的，說來話多。在此隻能提出一點：“已說的不想再說。”這應該不錯，卻使我搦筆躊躇了。
“好詩多被古人先”，這個感覺可擴充於一般的文章。究竟古人說了些什麼，我雖不大清楚，大概總無所不說罷。在浩如煙海的陳編中檢出前人所已說而後我說，那就不須你說，沒世窮年也無作文章之一日了。不翻檢書卷呢，也不行，更會不自知地犯了重複地說話之過。
在這歧路之前，仔細思索，忽然有了。我的懷挹或不免與古人同，而我的境遇卻不盡同於古人，且或大異，這一點倒似乎有把握的。先找出古人所未經曆的事實，然後來發議論，意見仍或不免於陳腐，卻可安安穩穩地躲開這雷同。我就是這個主意。
那末，咱們就來談原子彈嗎？這也不必。咱們國內近百年似乎發生了一樁大事。這惟一大事究竟是什麼呢？即鄒衍大九州的夢，太史公以為“宏大不經”的，一旦成為事實了，或譽為中西文化的交流，或謗為帝國主義的侵略，或曰用夷變夏，或曰世界大同，說法多歧，事實無異也。
這，聰明的古人縱然料得到，卻沒有經識過，就是說他們沒有開眼，卻讓我們很巧的，或者很不巧的給真個碰上了。碰上了就沒法。我們的生存將被它決定。我們生存的意義，假如有的話不得不在這裏去找。我們無法踏著古人的腳跡，我們無法直用古人的成方，它們至多僅僅能給我們做參考而已。我們如何應付這的確地道空前的遭遇，它的方案，咱們得自個兒去找，而且所用方法又特別的笨，所謂“上一回當學一回乖”，我們必須以我們的族類邦國身家性命一堆兒作為孤注去和世界人去賭博，於是它們都姓了“碰”，碰得著是運氣，碰不著則嗚呼哀哉一瞑千古。無論如何，縱不采取任何的行動，我們得正視這悲壯且有點兒悲慘的定命。我們對於先民，對於來者又應感有一種沉沉的負荷，類似所謂責任心者。假如寫文章應有這心情，不該為著興趣。早已交代過，近來對於寫作，我原是沒有什麼興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