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我生的那一年
《兔爰》詩曰：“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詩固甚佳，可惜又被他先做了去。我生在光緒己亥十二月，在西曆已入一九OO，每自戲語，我是十九世紀末年的人，就是那有名的庚子年。追溯前庚子，正值鴉片戰爭，後庚子還沒來，距今也隻有十二個寒暑了，故我生之初恰當這百年中的一個轉關，前乎此者，封建帝製神權對近代資本帝國主義尚在作最後的掙紮，自此以後便銷聲匿跡，除掉宣布全麵投降，無複他途了。這古代的機構毀滅了，伴著它的文化加速地崩潰了，不但此，並四億蒼生所托命的邦家也杌隉地動搖著。難道我，戀戀於這封建帝製神權，但似乎不能不惦記這中國（文言隻是個“念”字），尤其生在這特別的一年，對這如轉燭的興亡不無甚深的懷感，而古人往矣，異代寂寥，假如還有得可說的，在同時人中間，我又安得逢人而訴。
咱們還來談談這拳匪，史乘上的小喜劇，身受者卻啼笑俱非，這個年頭兒誰還對這義和團有興味，那才怪。百分之九十九的神話，卻有一分的真，值得我們注意的，這排外的心。我不說“排外”一定對，我也不說一定不對，當然更不會說像拳匪這辦法對。但排外這事情自有它的真實性，不因其麵貌的荒唐而有所消滅。且未必不是民意，雖然我那時候才一歲。不然，當朝的老太後和文武百官們不至於對那“神拳”這樣恭而敬之地。民意的可用與否呈另一問題。韓非子說過，“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我剛剛聽見咱們北平的街坊口裏叨叨，懷念過去的“友邦”，又有人低低告訴我說“人心思漢”。我正在考慮他有無出席國民代表大會的資格。
排外這事情自然會發生的，假如真來欺侮咱們。誰能斷言帝國主義者不像這隔壁阿三不曾偷那本來沒有的三百兩？我記得在這回北平淪陷期間，日本人及其同儕曾再四提出火燒圓明園這一案，來喚起我們對大英帝國的敵愾。我不好說啥。縱說，也不好說他們錯。何以？這是事實。但由他喊“大東亞”喊得口幹，咱們對這西洋朋友總特別地親，真叫人沒奈何。誰叫咱們有不念舊惡的泱泱大國之風。
又是閑話幽默，趕快回頭傍岸。我並不讚成懷仇報複，若人們的歧視至於相斫，我也不想滅低拳匪的荒謬名聲。我卻敢明白地說。這抵抗的心不能算錯。錯在那裏？錯在它的過程。最明顯的，以方法言，如以符咒避火器，可謂荒謬矣。但視為荒謬之頂點則可，說此謬種後來絕響，則不可。恁未免太性急樂觀哩。譬如用關王的大刀、猴子的行者棒來抵禦槍炮算錯；那以大刀隊來抵擋機關槍呢？你怎麼說？以機關槍來抵擋原子炸彈呢？你又怎麼說？豈非我們今日猶沉溺於此荒謬的巨淵中並不曾自拔，卻無端以成敗論人去訕笑那大師兄二師兄。此笑無乃近乎多事。有人說，以機關槍打來，我們以機關槍打回去，這不錯了罷。卻也難說，推而言之，原子彈來，必以原子彈往，你意以為如何？這問題牽涉得太廣，離題亦太遠，不好再拉扯了。
決心的排外，招來了八國聯軍，以後雖也曾排外，卻沒有這般大規模的。如清季的抵製美貨，現在聽這名詞，似乎夠新鮮。五卅事件的抗英，隻曇花一現，連香港九龍的索還，今亦置之度外了。抗日心情雖比較長久點，然亦似瘧疾間歇而作，收梢在北平結了個大倭瓜。庚子以前有戊戌年，後有辛亥年，戊戌之於庚子，正反成文，庚子之於辛亥，江河直下。到和議成，賠款定，清社之屋已為定局，隻剩時間問題了，辛醜辛亥本相連續也。說清亡於民變。還不如它亡於外患更為的確。戊庚辛三個年頭，維新不成即守舊，守舊失敗複維新，熬中翻餅，此後遂有民國，其實民和國都已吃了大虧，這中華民國從頭就是三災八難的。誰都知道，戊戌有清而辛亥無清，但事實上並不如是簡單，遠比這個重要，不僅關愛新覺羅一姓之興亡也。也無暇為滿洲人暗傷亡國，咱們的眼淚總有地方哭去的。不如說戊戌政變多少還有點自主的力，辛亥革命，於漢族雖為光榮一麵倒的局麵，我知準有多少同誌不大愛聽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