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門學科，哲學本應是隻由極少數人研究的學問。由於這門學科的高度非實用性質，也由於從事有關專門研究所必需的特殊的學術興趣和才能，以哲學為專業和職業的學者在社會分工結構中絕對不可能占據高比例。我並沒有把哲學家看作精神貴族的意思，這裏的情況正與其它一些抽象學科類似，例如社會同樣不需要也不可能產生許多數學家或理論物理學家。曾經有一個時期，我們的哲學係人丁興旺，源源不斷向各級機關各類部門輸送幹部，那實在是對哲學的莫大誤會。其結果是，哲學本身喪失了它應有的學術品格，而所培養出的這些幹部卻又不具備足以致用的有關專業知識。因此，收縮哲學係的規模，把培養各類幹部的職能交還給各有關的教育機構，應該說是一個進步，對於哲學學科至少在客觀上也是一種淨化。
但是，哲學不隻是一種學術，自從它誕生以來，它還一直承擔著探究人類精神價值和生命意義的使命。這個意義上的哲學就不隻是少數學者的事了，而是與一切看重精神生活的人都休戚相關的。在我上麵提到的那個時期中，曾經掀起過全民學哲學的熱潮，不過那時候哲學是被等同於一種意識形態的灌輸的，並不真正具備生命反思和精神探索的含義。當今之世，隨著社會的轉型，社會生活日益非政治化、非意識形態化，同時市場化進程導致了人們價值觀念的多元化乃至於相當程度的迷亂和衝突。這就使得每個人獨立從事人生思考不僅有了可能，而且有了迫切的必要。我認為，應該在這樣的背景下來分析今日我們民族中廣義的哲學愛好屢興不衰的奇特現象，並對之持積極的評價。
這樣的形勢對於專職的哲學工作者提出了雙重要求。一方麵，不管幸運還是不幸，作為少數“入選者”，他們肩負著哲學學科建設的學術使命，有責任拿出合格的學術著作來，否則便是失職，理應改行，從事別的於己於人都更為有益的工作。另一方麵，麵對社會上廣泛的精神饑渴，至少他們中間的一部分人，有責任提供高質量的哲學通俗讀物，這不但是一種啟蒙工作，而且也是以個人的身份真誠地加入我們時代的精神對話。也就是說，我們時代既需要德國哲學的思辨品格，也需要法國哲學的實踐品格，而兩者都是哲學的題中應有之義。
1996.7
未經省察的人生沒有價值
一
公元前399年春夏之交某一天，雅典城內，當政的民主派組成一個五百零一人的法庭，審理一個特別的案件。被告是哲學家蘇格拉底(公元前469-399)，此時年已七十，由於他常年活動在市場、體育場、手工作坊等公共場所，許多市民都熟悉他。審理在當天完成，結果是以不敬神和敗壞青年的罪名判處死刑。這是人類曆史上最怪誕的一頁，一個人僅僅因為他勸說同胞過更好的生活，就被同胞殺害了。雅典是哲學的聖地，但看來不是哲學家的樂園，出身本邦的哲學家隻有兩個，蘇格拉底被處死，年輕的柏拉圖在老師死後逃到了國外。這又是人類曆史上最光榮的一頁，一個人寧死不放棄探究人生真理的權利，為哲學殉難，證明了人的精神所能達到的高度。正因為出了蘇格拉底，雅典才不愧是哲學的聖地。
多虧柏拉圖的生花妙筆，把當年從審判到執行的整個過程栩栩如生地記述了下來，使我們今天得以領略蘇格拉底在生命最後時刻的哲人風采。柏拉圖師從蘇格拉底十年，當時二十八歲，審判時在場，還上台試圖為老師辯護，法官嫌他年輕把他轟了下來。評家都承認，柏拉圖太有文學才華，記述中難免有虛構的成分。他大約早就開始記錄老師的言論，據說有一次朗讀給蘇格拉底聽，蘇格拉底聽罷說道：“我的天，這個年輕人給我編了多少故事！”盡管如此，評家又都承認，由於他自己是大哲學家，能夠理解老師，他的證詞遠比色諾芬所提供的可靠。色諾芬也是蘇格拉底的學生，但毫無哲學天賦，審判時又不在場，老師死後，深為扣在老師頭上的兩個罪名苦惱，要替老師洗清，在回憶錄中把蘇格拉底描繪成一個虔敬守法的平庸之輩。英國學者伯奈特說：“色諾芬為蘇格拉底做的辯護實在太成功了，如果蘇格拉底真是那個樣子，就決不會被判死刑。”英國哲學家羅素仿佛從中吸取了教訓，表明態度：“如果需要讓人複述我的話，我寧願選一個懂哲學的我的死敵，而不是一個不懂哲學的我的好友。”不過他倒不必有這個擔憂，因為蘇格拉底述而不作，他卻驚人地多產，哪裏還有別人複述的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