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這本談話錄，一種“體味智者之言”的愉悅感和滿足感會油然而生。歌德雖與我們有將近200年的時間距離，但歌德那些話語中閃耀著的智能和學理之光，總是跨越時空，穿透曆史，驅除人的精神王國裏的黑暗。先來說一說歌德的實踐的眼光。歌德曾經說過，對於任何理論來說，實踐是試金石。他借浮士德之口說出了“理論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樹常青”的警句。他厭倦脫離實際的一切學問，告誡世人“人必須每天每日去爭取生活與自由，才配有自由與生活的享受。”他說，真理並不是“上帝”恩賜給你的，而是靠你自己去獨立地發現的。靠“上帝”賜給真理的人，在精神上仍然是個奴隸。他指出：“所有時代的科學家都有一種心向，即認識生氣勃勃的形成物，在聯係中把握它們外在的、可見的和可以觸摸的部分，把它們作為內在的東西的預兆加以接受，這樣就能通過觀察在一定的程度上掌握整體。”
歌德的實踐的眼光與他藝術的眼光是密不可分的。他強調藝術應以自然和現實生活為基礎，他說，詩人要做的事，是根據由現實生活提供的動機，把有待表現的要點組織成為一個優美的、生氣勃勃的整體。他認為，藝術創作活動絕非“天設”與“神授”。雖然他相信“天賦”和“天才”是藝術創作所不可缺少的條件，提出了“精靈”說，但他特別強調“精靈隻顯現於完全積極的活動力中”。其實，他是在告訴我們，“天才”隻有在積極的創作活動中才能發揮作用。此外，歌德還著重提醒我們，要十分重視文化的傳承，即繼承前輩作家而超越之。他非常崇拜莎士比亞，但他又認為不能讓傳統的大藝術家、大作家“壓垮”了自己的創造精神，應該在學習大家的同時，有所創新，提供藝術的精品。他有一個生動的比喻：“莎士比亞給我們的是用銀盤裝的金蘋果。我們通過學習他的作品得到了他的銀盤，但我們裝入銀盤的隻是土豆，這太糟糕了！”歌德領略了太多的人生與藝術生命的問題，他多次提到人格對藝術創作的至關重要的作用。他說：“作家本人的人格較之他的藝術才能對讀者要起更大的影響”，“一些個別的研究者和作者人格上的欠缺，是我們當今文學界一切弊病的根源。”與此相聯係，歌德主張寓知識於娛樂，用真正偉大和純潔的東西去影響和教育讀者，“凡是病態的、委靡的、哭哭啼啼的、多愁善感的，以及恐怖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傷風敗俗的東西，都一概排除。”歌德這些平凡而極有深意的話，猶如一股清泉那樣沁人心脾，這是因為許多至今還困擾著我們的問題，似乎早就被他審視過、回答過了。
在《歌德談話錄》中，歌德開闊的世界眼光也十分耀眼奪目。他多次提到“世界文學”這一概念，在他的心目中，世界文學有兩層含義：歐洲範圍內的世界文學，世界範圍內的世界文學。他不僅主張歐洲兩種對立的流派，即古典派和浪漫派之間的結合，而且十分關心東西方文學的結合。當時許多西方人把中國人看成“另類”之人，而歌德在談到中國的一部長篇小說（可能是《風月好逑傳》）時卻說：“中國人在思想、行為和情感方麵幾乎和我們一樣，使我們很快感到他們和我們是同類人，隻是在他們那裏一切都比我們這裏更明朗、更純潔，也更合乎道德。”在他看來，善、高尚和美是超地區和超國度的。因此他說：“我愈來愈相信，詩是人類共有的精神財富。民族文學在現在算不了什麼，世界文學的時代已快來臨了。”在歌德說這番話的21年後，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也提出了“世界文學”的概念。歌德不僅以世界的眼光審視人類文化的開放性，而且以世界的眼光預示全球地理文明的發展。就在1827年，他期望開鑿巴拿馬運河，打通從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最近航道；把多瑙河與萊茵河連接起來；開鑿蘇伊士運河，縮短從西歐到印度洋的航程。在他逝世以後，他的預見都化為現實。
歌德充滿實踐的眼光、藝術的眼光和世界眼光的思想，曾給予老一代的文學家和藝術家以極大的精神力量。我想，現在每一位認真讀一讀《歌德談話錄》的讀者，也會得到精神的升華。（趙燮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