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也許排他性強，與人交流時常常是做好了抵抗的準備，並不準備吸收。隨著年齡的增長，可能一個最大的變化就是期待和接受。這是一個年齡的問題，是時間給人的智慧。
作協是一個寬鬆的機構，它的主要職能之一，其實就是加強文學交流。
（2008年3月6日，於威海創作座談會，小標題為整理時所加）
大物與大言之間
—在眉山「傳統文化論壇」的演講
西學和國學
我們這一代人是很可惜的，在接受正規學校教育方麵生不逢時，以至於西學和國學的功底都非常薄弱。當年的初中高中沒有開設英語課，這導致後來沒有幾個人能夠直接閱讀英語作品；國學更談不上，因為它一直處在被批判的地位。所以說我們這代人兩個方麵都成問題，既沒有西學，又沒有國學，做學問又怎麼能走得遠？
不僅是做學問，就是文學寫作也會遇到更多的障礙。寫作需要廣闊的文化視野，不然我們隻能求助於所謂“深厚的生活積累”—這些積累到底包括了什麼、指的是什麼，我們也大致知道。結果隻好依靠這些“積累”去生存和發展，這成了我們這批作家的全部家當，所以到底能走多遠也就可想而知了。
今天要談“傳統文化”，而我們這代寫作者具有談論資格的卻不多。不過從它談起，也算是楔入其他問題的一個角度吧。
前邊說過，我們這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寫作者，似乎有一個共同的缺陷，就是國外的文學和藝術基礎不行。因為我們不能讀原著，也很少在國外遊曆—到了三十左右才踏上異國的土地，去親身感受人家的文化。至於閱讀，那就隻好依靠翻譯。可見學貫中西的“西”，對我們來說大致是不通的。
現在常常講的“國學”，對我們而言又似乎是更薄弱的一個環節。“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讓中國人間接地接受了大量西方的思想和藝術，同時這當中的一部分人，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卻對國學、對自己的傳統產生了一種深長的厭惡感。好像我們中國的傳統中什麼都不好，什麼都得拋棄，這就是許多人自小就形成的一個概念，也就是這個概念，遺害了我們一生。
比如說文學閱讀，在二十歲以前，我們看的書籍中古書是很少的，它們主要是那時國內的“革命現實主義”，再加上一點前蘇聯文學。再後來是改革開放—經過了長時期的封閉之後，物極必反，窗口一旦打開就不得了，國外的許多作品一下湧了進來，我們就像牛闖進了菜園一樣，如饑似渴地大口吞食起來，不管能否消化它們。這時候我們閱讀中國傳統文學作品的機會就更少了，一方麵是沒有時間，另一方麵也因為沒有興趣。
當我們逐步意識到這些問題的嚴重性時，可能已經有些晚了。當時在我們看來，比起哇啦哇啦說外語的人，那些“之乎者也”人士絲毫也不讓人羨慕。這是我們的又一個誤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直到今天才強烈地感受到自己的弱項在哪裏，於是開始行動起來，比如學習中國古典、學習外語。特別是前者，是最急需補充的文化營養。我們知道，一旦失去了國學的滋養，也就失去了健康生存的基礎。再進一步說，不懂國學，西學也不會好。我們看到的那些西學大家往往同時也是國學大家，二者是相輔相成的，它們之間絕不是一種相互排斥的關係。反過來，越是對西學無知的人，就往往越是一味崇洋的人。
無論做什麼事情都需要“童子功”，需要從小做起。人到了三十五六歲、四十多歲，甚至五十歲以後才去做一門功課，就會事倍功半。所以我們說到這些方麵就會有一種焦慮感；一談到傳統文化、談到古典這個話題，就有點汗顏。
欲望和選擇
這幾十年來中國人對西方，特別是對北美文化，已經實打實地著了迷。與此同時重商主義，物質欲望也全麵高漲起來。當代文學是生活的一麵鏡子，也是它的一個組成部分。東方，特別是中國，進入現代化的節奏慢了許多，貧窮糾纏了我們一兩個世紀，於是就對自己的文化自卑起來。
這一切，好像都為我們“五四”以來一部分人的摒棄國學找到了一個證明。當然從曆史上看，“五四”會有不同的解釋，“整理國故”也是它的一個流脈，隻是後來遭到了猛烈的批判。
因為貧窮而背離自己的傳統文化，其實這不過是一種可笑的借口，不僅文不對題，而且還陷入了嚴重的誤解。人類的一些粗鄙的物質欲望得到了撩撥，就會昏頭昏腦地丟棄理性。欲望的勝利是暫時的，這種勝利壓根就不會長久。
中國人在經曆了相當長的窮困期之後，擁抱物質的熱情空前高漲，並且還要在文化方麵尋找依據。當代藝術是欲望強盛的，它在推動精神腐敗方麵所起到的巨大作用，簡直是令人驚訝。人們看到的是魚龍混雜、泥沙俱下，一切都以市場為標準，一切都為了娛樂、為了賣出。藝術完全淪為商品，除了以金錢為準則，再也沒有其他標準。我們言稱以西方商業主義為榜樣，但實際走得比西方還要遠得多，其實是選擇了更下流更無恥的一路，許多時候連基本的底線都不要了。
這種以物質欲望為先導的態勢發展如此迅速，除了國民素質、缺乏信仰諸問題之外，還有一個大的背景，就是東西方冷戰的結局所帶來的後果。東西方的長期冷戰，以市場經濟為首的一方勝利了，這就似乎強有力地證明了人類的一種探索方向、一種社會發展類型，使人的思維走向了單一。好像東方是精神的，而西方才是物質的，物質最終戰勝了精神。
事實上真的有那麼簡單？平時說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那麼我們是否將這句話給予了浮淺的、庸俗化的理解？如果真是這樣，那麼我們所唯一依賴的這個“實踐”，它的時間即它進行的程度，又該怎麼界定？如果我們不能界定，那麼這種“實踐”的標準也就不再存在。所以我們如果庸俗化地理解了這個口號，那麼這個口號還不如沒有；那麼就隻會在這個口號的指引下走進實用主義的泥潭之中，永遠也不能自拔。
曆史的進程並非直線化簡單化到如此地步。我們的判斷如果非此即彼，也必然會犯更大的錯誤。西方怎麼就成了物質的代表？同樣，東方怎麼就成了精神的代表？其實不然，他們會有各自不同的精神和不同的物質，隻是呈現方式不同罷了。去過美國的人也許會發現，原來有一個完全不同的、相互差異很大的美國。無論是看現實社會還是閱讀他們的作家作品，都會有一種強烈的感覺，那就是：既保守又激進，既精神又物質。這要看他們不同的人群和地區，看他們的基督教背景和華爾街金融寡頭的文化有多麼大的反差。我們匆促間得出的結論，一定是極不可靠的。
的確，北美傳來的大片、圖書之類帶動了整個世界的娛樂潮流，他們那兒似乎是一切以商業成敗論英雄的。誰賺錢更多、吸引更多的眼球，誰就是成功者。美國夢的核心就是發財，就是做一個大富翁，這是他們衡量人的價值的最重要的標準。那些退休後的政治人物，絕大多數都在利用其政治資源做一個大富翁。因為他們有一個頑固的標準，就是將致富作為成功的標準。商業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中，幾乎各界的強勢人物都在做股票，如果有機會，還要做石油和房地產，一點都不忌諱。而這在東方傳統文化裏麵就稍微有點忌諱了—中國古代，社會管理者是不能跟那種東西攪得太近的，所謂的士、君子，不能開口閉口全是“利”字。這裏講的是“朝聞道夕死可也”，最重視的還是那個“道”。可見這是兩種不同的文化。
在西方物質主義倡立的這個標準麵前，我們還要經受巨大的考驗，一切才剛剛開始，還沒有走到頂端，沒有走到拐點。這就有了選擇的問題。這種選擇是殘酷的。比如一個作家，寫了三十年，應該在寫作這個行當裏悟出點什麼來的—不是寫作本身的技巧、技能這個東西，不是這個層麵的；他應該悟出文學與社會、與讀者的關係，再簡單點講就是與受眾的關係。他當然懂得什麼是知名度和發行量，懂得物質層麵上的生存、社會地位之類，會思考這些問題。
許多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寫了那麼多優秀的作品，寫了幾百萬字近千萬字，每一部作品都嘔心瀝血，技巧窮盡天機算盡，他們對獲取讀者的簡單定位都搞不好嗎？他很容易修正自己的道路，走向物質主義，而且完全有能力做到。但是我們又會發現，有相當一部分作家、最優秀的一部分作家，並沒有投入當下的娛樂潮流之中。是他們愚蠢和笨拙低能嗎？大概還不至於。
問題在於，他們麵臨的選擇太嚴峻了。
戰國思想家
在春秋戰國時期，有很多的人專門從事思想的工作。如孔子、孟子、七十二賢，包括後來的淳於髡，大說客張儀、蘇秦、鄒衍等等一大批，特別是齊國稷下學宮裏的那些人。仰望戰國時代燦爛的思想天空，我們會發現，在思考人類生活之道、人生之道、治國之道方麵，這個時期真的是達到了最輝煌的高峰。有人說中國人有了文化就想做官，這是誤解。其中有一部分人是為了貫徹和實施他的思想，而不是為了做官。比如孔子，一切都為了思想的實現，一直沒有放棄理想。而那些以做官為目的人，隨時都可以放棄理想，這就是他們的根本區別。
有一大批專門進行思想的人。過去有個說法叫“文人無行”，說的就是文人是思考者，是用智慧和思想來做設計的，是專門做這個工作的，沒有必要親自去做具體的事，不必落實為行動。實幹家是專門的一撥人，這些人才“有行”，而文人是“無行”。這就是社會分工吧。好多文人做官，那是因為他們看到了行動的人不力，於是就想親自去幹，如此而已。
在中國思想界最活躍最燦爛的時期，即春秋戰國時期，發生了世界曆史上一個偉大的事件，一個文化思想事件，就是產生了所謂的“稷下學派”。稷下學派不僅在中國文化史上，即便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是一個了不起的現象。在戰國七雄中，齊國最強大最富裕，文化也最發達。齊國曆史上經曆了三個非常強盛的時期，第一個是齊桓公時代，第二個是齊威王時期，第三個是齊宣王那一段。到了齊威王，國家富裕得四海矚目。那個叫蘇秦的說客關於臨淄城的一段名言，什麼“家敦而富，誌高而揚”等等，說的就是齊國的這個時期。
齊國建有稷下學宮，裏麵容納了幾千個人，他們在做什麼？有人說什麼也不做—不，他們全心全意在做一件最大的事情，就是研究學問，進行思想，思想人類生存之道。天下最優秀的大思想家都聚集在學宮裏，這遠勝於今天的社科院再加科學院。各門各派的著名人物都彙聚一堂，“百家爭鳴”說的就是他們這個學宮。這一部分人是國之珍寶，待遇優厚之極，住寬敞的大屋，有的還被封為上大夫。
齊國的興盛與他們這些稷下先生大有關係。當時的物質何等豐饒，相匹配的就是同樣豐饒的思想：這二者一旦不能平衡，社會就會出大問題。一般來說，“大物”要有“大言”來偕配。而我們時下的世界，隻有“大物”，哪裏還有什麼“大言”，歲月失衡，所以就要經受生存之苦，眼睜睜地看著這個世界混亂到如此地步。
齊國當年的這種做法被多個國家效仿，不僅是秦國這樣的西方大國，就連彈丸小國，都想把天下最好的思想家吸引到他們那兒去。所以學者們選擇、施展抱負的機會就多了，一個國家不理想，不利於思想的環境，他就可以到另一個國家去，以此來保證思想的自由和有效。這可能是一個時期思想燦爛的最重要的條件。如果把他們禁錮在一個地方，動輒殺戮，那就隻能是“千夫之諾諾”，而難以出現“一士之諤諤”。
齊國衰敗的曆史，就是稷下學宮由盛到衰的曆史。這是一條物質壓倒精神、最後將國家引向腐敗的典型案例。後來秦國統一了中國，統一後的中國成為一個以農為本的國家，一個封建專製國家。而齊國重魚鹽之利，重商主義傳統強大。秦國則最害怕國人經商，更不要人思想，所有思想類的書都燒掉了，敢於經商和思想的人則被殺掉，這就是商鞅變法的結果。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來自商鞅的嚴刑峻法傳統。整個國家走向了極端的專製，當然不會有商業化，也不會有自由的思想。
秦國統一之後，士人沒有可以流動放言的地方，要放言，也隻有像徐福一樣，以為秦始皇尋找長生不老藥為名遠逃海外。所以大一統的封建中國演化成了一個思想者很難獨立的國家：別看有好多機構，什麼翰林院之類，養了一些“思想人”，但這些人隻是用來詮釋“家國”思想的，根本不是什麼思想家，而是很可憐的一種職業。正由於這種詮釋的種種規定是很嚴格的，所以說這種行業十分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