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與人文
我們可以回顧一下當年的曆史。“二戰”期間納粹急於核武器的發明，那時候如果科學家完全喪失了人文情懷，後果不堪設想。有一個話劇叫《哥本哈根》，就是講這樣一個故事。德國那邊的一個核專家，到哥本哈根去找一個偉大的物理學家，想說服他加入核競賽，而這位科學家用各種方法拒絕了，且冒著生命危險。
前幾年舉行過一個“科學·文學·未來”的科學家與文學家的對話會。對話會一開始是平和的，進行到一半的時候，就出現問題了，有的作家發言，譴責技術對世界的汙染、破壞等負麵影響，最後把科學家講毛了。科學家說怎麼能這樣講呢，我們技術推動了人類的發展，許多負麵的東西是人文出了問題，而作家是搞人文的，不去負責反來指責。其實這才是最大的誤解。人文與科學應該是統一的，作家也應該有科學家的縝密，科學家更應具備人文境界。科學家不能因為是從事技術研究的，就不管不顧其他。科學家首先是一個人，要思考人的未來、社會的進步。一個好的科學家，腦子應該有一半甚至更多，是用來思考人文和道德問題。如同愛因斯坦評價居裏夫人的話：她對於道德方麵的貢獻，實際上遠大於科學領域的貢獻。現在許多搞科學的，熱衷於技術與資本的結合，搞垮了我們的環境，根本不顧老百姓的死活。所以不能說科學家隻搞科學，剩下的事讓人文工作者去做。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機械理解。
在紀念居裏夫人誕辰的一個紀念會上，愛因斯坦就說了這樣一段話：今天各界的名流來得很多，大家讚頌她的科學成就，但我今天在這裏要說的，是她了不起的道德感。她在道德方麵作出的貢獻，比已知的她在科學上所做的要多得多，她最能使我感佩的，就是她的道德感。
我們生活的時代，生活的國度，需要有強烈人文關懷的人。文學家、思想家、道德倫理家，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需要最欠缺的。我們需要這一部分人去平衡已經傾斜的世界，他們的工作無比光榮和偉大。要立誌做一個無論遇到多少挫折、碰多少壁都不回頭的思考者。這樣的一生很可能會有挫折和困難，但未敢忘記的是，我們生活在一個物質和技術過分張揚、不管不顧的時代，人類因此遭到了空前的浩劫，或者可以說已邁入了毀滅的邊緣。所以說今天最急切最需要的，仍然是一個頂住了世俗壓力、不斷開拓自己思想的人。要不懈地追求完美，保持思想的能力，以此遏製技術主義、物質主義對這個世界無可挽回的破壞。
附：幾個小問題
悲觀或積極
這個世界如果沒有前仆後繼的推動力，以它的一種自然屬性、一種力量，能不能向前發展？大概不能。即便有我們大家的奮鬥加上去，它還是往下而不是往上。這是非常悲觀的。但這種悲觀，並不妨礙我們有積極的態度，即所謂的“一息尚存，奮鬥不止”“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有很多這樣的報道，讓人疑惑。比如美國的登月計劃，很多文件現在解密了，說當時宇航員一上了月球，馬上發現有一排飛碟之類的東西停留在那兒。就是說宇宙中存在一些超人類的智慧體、生命體，他們早就抵達月球，正等待和觀察。不明飛行物過去被認為是無稽之談，現在卻不同了。還有一些更驚人的事情，比如說考古勘探的發現：在幾萬年前甚至更早的化石上，發現了原子爆炸留下的痕跡；挖出來的遠古時期的石塊，打開後發現了合成金屬，現有的技術造不出來；從古墓中出土了一個彩電……類似的報道很多，其中有的可能是嘩眾取寵，是假新聞。但不能否定所有。這些時間地點人物等信息要素俱在，即便其中有百分之一的真實，那也要把我們整個思維的基礎給顛覆了。
我們或者需要得出一個結論，即人類文明曾經一次或多次達到並超過現在的水平；也就是說，地球上的人類文明不止一次被毀滅過。既然如此，就說明一個問題：技術挽救不了人類的明天。技術的自然發展，甚至會導致人類社會的滅亡。同時也說明，技術是能夠得到有效積累的，它不論積累得多麼慢，都能夠一直向前。但是指導技術、限製技術的那些思想、精神、人文，倫理道德層麵的東西，卻從來得不到有效的積累。人類的曆史就是這樣的。
有些老作家、藝術家和科學家，一問及對人類未來的看法，就哈哈大笑，說：“我對未來充滿希望！”大家就熱烈鼓掌。博個口彩很容易，說真話卻很難。
所以真實的一些感觸是：我們要做的應該是怎樣減緩人類走向末路的速度。我們活過了，別人還要活，並且要活得有尊嚴。文學即不斷地追求完美，呼喚和發掘人類的這種能力。
一毫米的理想
整個世界已經技術化、物質化，變得非常危險。現在整個的物質主義統領的文化，它的發動機在北美。他們試圖做、並且已經在相當程度上做到了，就是決定整個世界的遊戲規則。控製能源，輸出自己的生活方式，毀滅東方文化，讓我們的生活變得無比野蠻。
當我們提出建設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生活時，反而會遇到巨大的阻力。我們危險地拋棄了自己的民族個性，寧可跟在他人後麵可笑地模仿。我們現在的娛樂至上、物質至上，都是另一些文化中大力推行的東西，而我們的傳統文化中對這些是充滿警惕的。這些東西隻能加速世界的頹敗和毀滅。
最低賤的職業，就是去做一個一點理想都沒有的管理者。從事社會管理同樣是有抱負的事業，所謂的“造福一方”，這不過是最起碼的自我要求。這並非是一種特別遠大的理想，而隻是基本的為人的正義。想著怎樣讓老百姓得到安全，怎樣使權勢階層更少一點欺壓老百姓，這也不算什麼了不起的宏誌。我們隻要求他們能有一毫米的理想，即便這樣也好。可惜這其中相當一部分隻想不勞而獲。於是我們就將這種選擇看成世界上最下賤的職業。
弱國無文學
對文學的認識、判斷，並非直觀簡單到了一眼看穿的地步，這需要閱曆和修養。但有感悟力和鑒賞力也不能保證說出真話，不能保證作出正確的選擇。因為文學鑒賞也有一個勢利眼的問題，有察言觀色的問題，有一個遷就和跟隨話語強勢的問題。其實真正的文學閱讀恰恰是個人的、個性的，而不是急於達成共識的事情。
在商業消費時代，必然會是一個文學勢利眼的時代。這樣的時代要真正保持個人的品格和操守可能很難。要看有錢人怎麼說，看強勢國家和強勢群體怎麼說。貶低一部傑出的作品又不犯法，昧著良心吹捧一部劣作同樣也不犯法。這裏唯有所謂的良知良能在起作用。
人是大致願意適應周圍環境的動物，所以在一個群體中，如果大多數人都在胡鬧，唯有一個人在頑強地堅持，這個人就是了不起的。要保持理性和良知，不去適應那些壞的東西，哪怕犧牲自己也不適應，這樣的人其實就是傑出的人物。比如愛因斯坦，他適應大多數人的見解，能成為偉大的物理學家嗎？如果雨果在文學上盡量適應時尚，也不能成為偉大的文學家。所有傑出的人物，為了堅持真理是勇於冒犯的、特立獨行的，是要千方百計保持自己頑強鬥誌和強大生存的那種人。
我們知道，人的判斷力是多麼的不可靠，被別人影響又是多麼的容易。堅持是困難的。一份報紙發行幾十萬份，以報社的權威、記者的名義、采訪的莊重，這一切加在一塊兒去影響閱讀和判斷，信還是不信？電視上燈光照明，還擺著鮮花，宣讀者慷慨激昂，信還是不信？在文學閱讀中保持獨立的思考和理性的思考，既是最起碼的，又是最難做到的。
有一句話叫“弱國無外交”。這裏說的是一個弱小的國家，和列強打交道，外交官很難做，說話不硬氣，沒有辦法討價還價。實力直接影響一個國家的話語權。其實弱國不光是沒有外交，弱國還沒有文學。真的沒有嗎？當然不是，這裏指弱國的文學輿論往往要受西方強國的製約，要看他們的臉色。他們推崇的作品和作家，這邊的文學人士才敢說好，誇起來才有底氣。殊不知強國的趣味和口氣是他們自己的，他們要讀得懂得東方的文學，即便沒有偏見也需要付出極大的勞動。結果就是，一個民族真正的文學、真正的詩意被淹沒了，誤解了。
國勢羸弱，文學就沒有地位，除非是讓強勢國家感到了好奇，讓他們從另一個意義上欣賞—但那又離開了文學。勢利眼使人變得愚蠢，不分青紅皂白，指鹿為馬。強勢國家不承認的文學，這邊的評論家不敢相信、讀者也不敢相信，許多人都不敢相信。所以今天的中國，中國的卡夫卡，中國的福克納，這一套比喻都來了。中國有那麼多偉大的作家，像屈原李白杜甫，沒人說誰像他們、學習他們。再看國外眼光：優秀者大有人在，但許多人畢竟沒有長期的中國生活實感，沒有中華文化的基礎，要深入理解中國文學，特別是當代文學是困難的。一個民族生長和跳動的那種東西，長期累積的那些東西，需要一個漫長的領悟過程。中國文學的脈搏和中醫的脈搏一樣，要外國人號準是很難的，因為它畢竟玄奧。
禮求於野
做思想與文學工作的人，不一定要生活在中心城市。因為這些地方太鬧太吵，聲音太多。所以一些優秀的作家大量時間不是呆在省會或其他大城市。有些人千方百計往大城市跑，嫌自己的地方小、偏僻、不發達。可是翻一下中國和外國的文學史，發現很少有一個傑出的作家一直、或主要生活在所謂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他們生活在比較小的城市或鄉村，因為這樣的地方能夠少受幹擾，相對寧靜，這些正是思考的條件，好好讀書的條件。
孔子有一句話，叫“禮求於野”，含意深刻。在流動強烈的商業的文化的鬧市，時尚多，原理少，一些美好的流失了的東西要尋找，隻有到偏遠的野外鄉間。時尚會把根本性的見解衝散，會傷害獨立思考。
如果長期在大都市裏生活，作家的語言、其表達方式都會出問題。有人問，作家寫作是用普通話還是方言？回答是後者。嚴格一點說，文學的語言就是方言，普通話是一種折中的言說和表達方式。大部分傑出的作品是用方言寫成的。當然這裏的方言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土話，而是由作家抓住了本質神采的地域語言。方言不等於土話，方言是一個地方經過提煉概括而成的最生動的語言。
作家避開塵囂，不往熱鬧的地方去，求禮於野，這在今天尤其重要，甚至決定了其生死存亡。一些人將來就要毀在熱鬧上，毀在網絡電視這些東西上。曾有幾個青年作家，他們寫得非常好，有個性有骨氣，有文采也有悟性；但他們後來覺得呆在一個小地方不行，就去大城市闖蕩，還到所謂的文學殿堂學習。結果多少年過去，他們幾乎全變了：談吐變得油滑，痞子氣十足，連基本的是非感都沒有了。多麼好的文學青年，變成了廢品，寫出的東西一塌糊塗，一堆文字垃圾。
為文學的人，一旦向權力、向金錢、向勢力靠攏，那隻能報銷自己；向熱鬧和時尚靠攏，有可能毀壞自己。
有人說大地方各種人多了，包括優秀的藝術家，怎麼能一概否定？當然不能。這裏是說在感冒頻發之地，如果一個人的抵抗力不是特別強，那最好還是呆在人少的地方，這裏更安全。大自然是最給人健康的。
清與貴
有人評價托爾斯泰，說他寫了那麼多底層、那麼多社會陰暗肮髒的角落，但讀者不覺得他有什麼不潔的地方。魯迅說，血管裏流出來的都是血，水管裏流出來的都是水。作品和人一樣，都是有氣質的。作品可以是清爽的，也可以是汙濁的。有些書實在是很髒的。古代的一個故事，說有一個高潔之士，聽了一句不好的話，趕緊跑到河的上流把耳朵洗了一遍。用這個標準要求，現在的眼睛天天都得洗。
性的部分是繞不過去的，也不能回避。但它至少不該讓人難堪。小說這個文體的出身和散文詩歌不一樣，它也許有兩個胎記，一個是它的世俗性和煙火氣，就是說它是“不正經的”。不論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小說是有煙火氣的，頑皮的。但這些都是小道理，更大的道理就是無論多麼煙火氣，多麼不正經，多麼頑皮，作者還應該是高貴的。打開書，清與濁也就分出來了。清與貴連在一起，不清就不能貴。貴是指靈魂的高貴，它不可侵犯。令人欽佩的文學大師都是高貴的，像魯迅，托爾斯泰，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心裏的汙濁經過了洗涮，別人就難以侵犯。因為侵犯其實就是從內心裏的不尊重開始的，這是侵犯的第一步。文明社會裏不是靠身高體壯贏得不侵犯的，而是靠他人的敬重。有的人與之相處不到半小時就滋生出尊重感，這是某種氣質和道德決定的。
理想的人格是自尊自重的。寫作完全不必將尊嚴賣掉。
專業人士出名往往靠往臉上塗油彩，這是下策。真正有本事的人，反而要控製自己的世俗名氣，因為這些水名是無意義的，它除了妨害生活和工作，沒有什麼好處。有本事的人在名利麵前一定會控製。他最重視的，還是自己的清潔和尊嚴。
（2007年9月27日，小標題為整理時所加）
小說狀態：預測和感想
一
隨感式地談一下小說的狀態，一些預測和感想。也許一個寫作者有時難免要判斷一下總體的形勢和處境，看一看想一想。可能是因為新時期的創作曆史造成的，判斷中國小說創作，我們就會自覺不自覺地，用二十年或三十年的過程去做參照。中國的小說發展到現在經曆了好多階段，像評論概括的傷痕文學，尋根文學等等，一路走過來。現在市場對文學的左右特別大，洋人的隻言片語，竟然也對文學造成了左右。小說發展到今天，感覺上走到了一個極其關鍵的時刻。為什麼這樣講？一開始，我們如果還能夠依賴有信的專業評論，信賴一種公議和標準，以此來推動創作，造成寫作的心氣—對自己信賴，對讀者信賴，那麼到後來，這種公信力就喪失了，變得越來越稀薄：對自己不信任，對讀者不信任，對整個的評價尺度不信任。因為有了市場，有了洋人等等這些東西介入多了。經過漫長的過程走下來，走了二十年三十年，有時會有一個很矛盾的看法：一方麵覺得文學走到了一個絕路上，各種方法、種種表演都用得差不多了。比如強烈的社會小說大概不靈了，人們從專業內部不信任它。所謂的尋根、魔幻、性、暴力這些東西，都被反複地渲染和宣泄，反複地、無所不用其極地使用過了。它們更多地是從技法、從形式上被借鑒和模仿，為了刺激，刺激到麻木，所以最後也覺得沒什麼意思了。說到市場，今天我們完全知道市場是怎麼一回事、對文學意味著什麼，人人心裏都有數。市場不值得信任，起哄隨風的閱讀也不值得信任。洋人對漢語文學的理解力，我們心裏更有數：對西方來說，他們理解我們的文學能夠比理解我們的中醫更容易一些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