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向往之極的一條道路。我一直往前走，朝著向往之地走去，卻至今沒能抵達。展讀這些詩章，激越而後的迷茫裏，竟會覺得這就是自己親手寫出來的，口吻之親切意象之熟悉，仿佛就是我剛剛在紙上畫圓了第一個句號。這種興奮與欣喜引起的錯亂忘卻，移位和嫁接，並不是經常發生的。其他許多時候的日常閱讀也許正好相反，那會因為極大的陌生感而泛起極大的排斥。所以我想，寫作中有一句話叫“古今文章一大抄”，有時“抄”是必要發生的，那是喜愛和內心的吻合達到了一定程度，於是才會因共鳴而學唱，因學唱而忘情，因忘情而忘卻，然後就將“他作”當成了“自出”。
就這樣，我說出了自己對詩的喜愛。那些不易拆解的意象與辭章，晦澀和爛漫，都在我的悄然意會之中，我的隱隱訴求之中，我的言所不暢和躍躍欲試之中，我的夢幻孕育之中。詩的分析是一件不可強為之事。詩的言說是任何形式的文字都不能替代之物。如果一個人有辦法用小說散文戲劇論文以及公文去表達這一切，也就不會使用詩句了，詩也就可以從人世間消亡了。所以詩的讀者潛在於每一個生命之中，每一個生命都擁有無法言說的那一部分，故而在不知不覺之間，每一雙世俗的腳步都會踏上無形的詩行。人活著，其實每天都在讀寫無形或有形之詩，都生活在莫名的詩意之中。而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正因為有了詩，才獲得了真正的表述的自由。這個世界蕪雜渾茫千頭萬緒，無以名之奇巧乖戾，就像我們無邊無際的現代詩行一樣。從某種意義上說，詩能夠言說世界上的一切奧秘。
就懷著縱情言說的巨大野心，我們選擇了詩。詩人是最機智的愚公，最聰慧的傻子，最無聊的執著，最寂寞的喧嘩。讀詩，不由得會想象詩人在那一刻那一瞬的生命形態，他的睿智與頓悟，禪性和機心，還有冶煉詞語的癡迷匠氣。正是由於詩意的錘煉，一個民族的語言才開始走入神奇的狀態，它們似乎不可理喻又振振有詞，四六不通卻又沁人心脾。詩人既是操弄語言的大師，又是語言的奴隸，人成了詩奴，詩又被語言所綁架。當詞語之鏈在詩人手裏狂舞的那一刻，整個世界的固有秩序也就給打亂了。言說的秩序是一切條理的根源，而詩人就是破壞這種規範的無法無天的人。沒有這種人，我們的世界就會凝固僵死，不再生長枝幹和抽芽吐綠。而一個人隻有進入了這種非常之態，才有可能發出感魂動魄的吟哦。詩人顯然是完全自如地出入此境，並在語言和生活的兩極之間自然地遊走。
這就說到了具體的人。真正的詩人平和簡樸，似乎在刻板平淡地生活著，一個年輪一個年輪地讓生命成熟。也正是如此，他才沒有阻斷自己的朝聖之路。現實的人生和詩意的人生如果隨意混淆起來，不僅沒有了張力，而且極可能受到另一種虛假的折磨。銀行職員艾略特在經辦國際金融的那些年，同時也是大寫《荒原》的日子。他白天填寫著繁瑣的賬目往來報表，夜晚則演繹詩劇《大教堂謀殺案》。浮淺的藝術家會生活得特別像一個藝術家，浮淺的詩人非喊即叫。由此看來，詩人是典型的具有內在張力的、因質樸而變得更健康和更強大的人。二十世紀以來第三世界的文學人士，也包括部分公民的最大不幸之一，就是過於輕信和表麵化地模仿了詩意的生活，從而失去了在現實中創造詩意的能力。腳踏實地的可靠感、為人的通達和近情入理，成為詩人蓬勃創造力的基礎，成為其人格質地的一種外部呈現。
我在少年時代，曾經誤以為詩人和藝術家都是長發飄飄的人，他們激動起來口吐白沫。後來隨著閱曆的增長，才知道所有艱苦的勞動者、真正的大勞動者，沒有一個是華而不實的人。也有花裏胡哨的藝術家，但那往往是三四流的。我剛開始學習寫作時曾遇到一個雙手狂舞的文學青年，幾十年過去，他終於把手放了下來。他放了下來，寫出了自己的詩章。詩人的手溫暖樸實，與人談話時，長時間放在自己腿上。然而就是這雙手，卻寫出了這麼熱烈浪漫的詩章。
讀詩是一次回憶和溫習，當然也是學習。我會嚐試著，找回一些丟在了昨天的東西。人一刻不停地往前走，美好的東西卻會不斷地遺落，那是很可惜的事情。我會更加依賴於詩，求助於詩。
2009年3月29日
獨一無二的文化背景——在淄博讀書大講堂的演講
今天講堂的主題是談齊文化。談這樣的題目不免惶恐，因為這是在齊國的古都。隻一點點關於齊文化的知識是遠遠不夠的，隻能談一點個人感想，發一些感慨而已。
齊文化
前不久出版的《芳心似火》，涉及不少齊文化問題。實際上也是一種聊天，而不是一般學術意義上的專著。有人認為書中涉及的問題多、跨越的空間大，將需要很長的一個積累過程。其實這本書的寫作時間並不長，但卻是我的生存所得，是我在齊魯大地上生活了五十多年的體味和記錄。
過去人們談得更多的是儒學，它的代表人物就是孔子和孟子。這是中華民族的正統文化，也是長期以來得到廟堂認可的精神正宗。其他的佛道諸家處於邊緣。齊國的文化，其社會、經濟和政治形態，是在後來才得到重視和發掘的，受到了很多學者的矚目。這個現象似乎應該多加關心。
戰國時期中華版圖上有兩大強國，一個是西部的秦國，一個是東方的齊國，唯一能和秦國抗衡的就是齊國。這兩個國家都有可能統一中國。齊國在當時是最富強的，有最龐大的軍隊，最發達的工商業和農業，最多的思想家和傑出的軍事家，它存在了好幾百年。可最後還是被一個相對貧困、荒涼、經濟不那麼發達的農業國秦國給滅亡了。這就給曆史留下了一個巨大的懸念：為什麼盛極一時的東方大國敗給了封閉保守的西部國家？
秦國的郡縣製和它以農為本的思想，他管理國家的一整套方法，一直流傳下來，繼承下來，在中國施行了上千年。盡管經曆了很多朝代的變換，有農民起義，有宮廷政變，有關外入主，有少數民族政權，但是無一例外地承襲了秦國的政治格局和治國理念。郡縣製一直沒變，以農為本的思想一直沒變。這是很奇怪的現象。新中國建立後，仍然是郡縣製的格局，仍然是以農為本。
直到改革開放，慢慢才開始重視商業流通、開始國際化的經濟思維，注意消費與經濟運行的一些規律性的東西，知道了全球化的遊戲規則。這個時候我們才驚訝地發現，原來它們並非是嶄新的東西，而是遠在中國古代，準確點說在齊國就有。
有一篇文章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假如齊國統一了中國會怎樣？引起了許多討論。可見這種假設、對齊國文化的注目，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齊國當時的經濟狀況和經濟政策，更有文化方麵的稷下學宮，所謂的百家爭鳴的盛況，都得到了回顧和總結。今天我們很容易得出的一個結論就是，如果齊國統一了中國，那麼一兩千年來的發展就遠遠不同於今天的狀況，局麵就不會是曆史上的落後和被動挨打，就變不成第三世界，而是一個發達的現代國家了。
這樣的想法是很自然的，是任何一個經過了長期的滯後和今天的開放的中國人都容易走到的思路。但我個人的看法恰恰有所不同，我認為曆史不是不能假設，而問題是這種假設能否成立。齊國的滅亡和秦國的勝利，都是一個曆史的必然。
我們今天懷念齊文化，就是要正視這段曆史。不能正視，就找不到問題的重點。概括一點講，懷念齊國是好的，但要對齊文化有一個全麵的深入的分析，而不應該僅僅記住她的繁榮，還要尋找她繁榮的原因、失敗衰亡的原因，把這兩個問題一並去理解。隻有這樣，才不會自戀，不會陷入另一個誤區。
最近有關齊文化的反思和回顧，主要是讚揚齊國的商業文化，特別是齊國的治國和管理思想，肯定的重點就是其代表人物管仲。我對管仲也多有讚揚，因為他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管理者，在他的操勞下，齊國走向了自己繁榮的頂峰。但同時也是這個傑出的管理者，為齊國埋下了滅亡的種子。他當時極力地倡揚物欲，把整個社會的創造力都發揮出來，但與此同時，也把整個社會中人性中惡的力量全部呼喚出來了。比如說他建立的官辦妓院，就比西方最早的雅典還要提前了幾十年。博彩業也很發達。他以令人眼花繚亂的臨淄市相，吸引了天下商賈。這與今天的拉斯維加斯，紐約曼哈頓，包括北歐的一些國家的街區也許有些相似。欲望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麵它會在短時間內極大地使一個社會進入全麵的激活狀態，使財富得到快速的積累，另一方麵又會渙散人的精神，使社會倫理秩序遭到徹底的破壞，而這種破壞的後果是極其嚴重的，甚至是無法收拾的。
管仲時期的齊國，國民極力追求物質享受，官僚階層窮奢極欲，它的部隊擁有最好的裝備，在戰場上卻不堪一擊。一個人沒有犧牲精神，沒有支撐自己的勇氣，沒有宗教感，沒有強大的人道力量，沒有為正義獻身的理念，其他也就談不到。當時軍事科技沒有質的飛躍，不可能有電子戰，像遊戲一樣毀滅敵人，這時候就靠人的勇氣，所以他們在死都不怕的秦國士兵的圍困下，很快就土崩瓦解了。曆史的記載中，後期的齊國士兵看上去很像樣子，但隻要外國的軍隊拚死一喊，丟下武器就跑了。
對於物質享受的追求要有個限度，有個製約。今天懷念齊文化，不要把它所有的東西都當成寶貝接受下來。如果我們隻是記得她發達的商業，強大的軍隊，華麗的服裝，遊玩的場所，一座又一座的宮殿，天下第一的煉鐵業、紡織業和畜牧業，我們又會走到認識的偏頗。因為我們禁錮了許多年，落後了許多年，很容易一下回到另一種思維，在另一種參照下去肯定一些很危險的東西。齊國的繁榮有多種原因，比如說有豐富的資源，開闊的地域，它的邊界西到黃河，北到大海，東到海角，南抵蘇北，最興盛的時候遠大於今天的山東省。她的煉鐵業占了當時的大半，擁有漁鹽之利，城區商業極度發達。一個叫蘇秦的人全世界跑，是見過大世麵的人，他到了臨淄城說了一段話，就是有名的“舉袂成幕，揮汗如雨”“家敦而富，誌高氣揚”，說市民一個個都遛狗踢球等等。
這是一段有名的記述，我在書裏原文把它引出來了，因為它寫得太好了，以至於譯成白話文就沒意思了。有個海外學者說，當年天下人到臨淄去一趟，就好比非洲第三世界的人到了一次紐約曼哈頓，這個比喻不算誇張。這樣的繁榮秦國不可能有，但這隻是齊國的物質條件。在文化方麵，她更了不起的，就是稷下學宮，並且一直存在了一百五十年左右。這是個偉大的文化事件，到現在為止世界曆史上可能沒有多少國家擁有過這樣宏大的文化氣象。在一百五十多年裏聚集了天下最優秀的學者，並給予上大夫的待遇，讓其百家爭鳴，這是何等偉大的氣概。像大學者孟子出行的時候，記載中說要有四五十輛車隨行，那是一個浩蕩的車隊。當時一輛好的馬車相當於現在一輛寶馬，有四五十輛跟在這個大學者後麵，他本身肯定不需要也不喜歡，但我們可以想象當年學術思想方麵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整個社會生活中所占的份額與比重之大。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齊國既是一個經濟極其發達的社會，又是一個對思想學術極其推崇的一個社會，精神的力量與物質的力量同樣強大。她特別是擁有巨大的思想含量，那不是一般的巨大，而是足以平衡強烈物欲的一種精神存在。所以她才有了當年的天下第一，這個第一就是我們今天講的綜合國力，而不單是有多少錢，有多麼強大的軍隊。綜合國力是說各項指標，要看這個國家的領土之內有多少著名的哲學家、作家和科學家，還有其他藝術家，最後才是國民經濟總收入。國家的力量，還要體現在向其他國家輸送思想和藝術的能力諸方麵。
當年的齊國，無論是經濟總量還是思想總量，所占的份額都是各國當中最大的。齊國幾乎囊括了整個中華大地上所有重要的思想家和藝術家，她的思想和藝術可以輸送到其他所有的國家，同時其他國家的著名人物，都要因為有個稷下學宮而彙集到齊國。按司馬光的說法，這個稷下學宮是“致千裏之奇士，總百家之偉說”，就是說天下最偉大的言辭與思想都彙集在了臨淄，所以這才造就了臨淄的強大。
而她從興盛到衰敗的拋物線，與稷下學宮興盛衰敗的拋物線是完全吻合的。當齊國的物欲無限地發展以至於完全排擠了思想的時候，當思想不再自由的時候，學者因言論而治罪是經常發生的。皇皇學府就這樣垮掉了，緊接著的就是齊國的垮掉。最後有一段時間齊王又把荀子請回來，想重新振興稷下學宮，但為時已晚。因為思想和文化的積累是非常艱難和緩慢的一件事，它不像物質和科技的積累那麼簡單。
觀察曆史可以發現，財富比較容易積累，因為這是人的一種本能，所以隻要國家太平，有一段休養生息的過程，一般都會得到有效的積累，比如唐代清代，據學者推論當時的國民生產總值已經占到世界的五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除了物質財富很好積累，有一個東西也不難，這就是科技。二戰的時候打那麼凶，全世界都亂了套，可是科學技術仍然得到了飛速發展，比如說核能的發現和利用。在正常情況下，隻要人類接續下去，科技就會一代一代得到有效的傳遞。但是思想和文化藝術這一類東西能不能進步？如果能，也會特別困難。到底能不能，今天還要打一個問號。
今天是二十一世紀了，我們誰能有把握地說，我們的思想能力超過了孔子和孟子？屬於思想倫理藝術精神範疇的東西，它積累起來往往是極其困難的，因為它沒有一個量化標準，不像體育和數理，所以總要處於沒頭沒尾無窮無盡的推倒重來、處於不停爭論的狀態。有時在受到無數的挫折之後剛剛找到一點點論證，不久又要推翻。因為我們人類的記憶力很差，遺忘力很強，過了很多年之後，對的又錯了，折騰來折騰去，又要從頭開始。我們的科技發展到了早就可以登月了，可是到現在為止，世界上又有多少人寫出的歌頌月亮的詩篇超過了李白呢？可見藝術難以進步，直到今天我們仍然還要背誦“舉杯望明月”。再比如蘇東坡的《赤壁賦》，誰能寫得出來？誰又能超過它？
齊文化是複雜的，正像歐美文化也是複雜的一樣。歐洲與美國的文化資源相當複雜，今天看美國總是記住它的大片，它的被媒體放大了的所謂娛樂，性的喧嘩，商業，華爾街。實際上它還有更多的東西。我們總是演示它的拉斯維加斯，展示它的曼哈頓和紐約的一些場景，翻譯並記住了那麼多黃色或尖叫的作品，還有頹廢派和垮掉派。我們接觸了它大量外向的泡沫的，忘記了美國的國土麵積跟中國差不多，它最早是印第安人，土著，還有大量歐洲移民，是一個基督教天主教勢力非常強大的國家，如果離開一些地方到了另一些地方，又會感覺氣氛完全不一樣，會發現有時它的生活還是相當保守的。一些局部比當年的臨淄還要爛，但是整個民眾大麵積的生活卻是相當安定和安靜的，他們的生活仍然有宗教感，心裏有神性。
最近有人從網上看了美國一些著名的文學雜誌，發現它們完全不像我們國內搞成這樣，沒有什麼聲色犬馬，占主導地位的作品幾乎全在思考大的問題：土地與人，未來，宗教，愛情和倫理，關懷的都是高遠的事物。真正的美國也不是媒體誇張的那一部分，如果是那樣，它早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