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人的選擇
人們會發現，隨著重商主義的推進，近年來的報刊書籍、影視和網絡所承載的內容已經大大改變了。一些淳樸美好的東西急遽減少，低俗無恥的東西迅速增加。所謂的“作品”如果裝了更多的壞水，不僅賣得好，還會有專門家從其社會意義、人性深度，給予全方位的詮釋，並從中發掘出一些了不起的思想和藝術價值。
其實沒有什麼好挖掘的，那不過是放縱和無恥。受潮流的影響，為了一個“賣”字，作品唯恐不黃色，唯恐不血腥。本來任何一個創作者，隻要是有所成就的，一般來講都經曆了坎坷的生活，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他們大半都經曆了情感的、精神或物質方麵的危機。苦難會是他的寶貴財富，沒有家庭的個人的挫折，沒有那些難言的痛苦，他們就不會成功。這種艱難的生活是自然而然接受下來的巨大的財富。這些苦難生活包含著父輩甚至是更多親人的共同付出和犧牲，所以是共同的艱難和代價才換來的成功。
可惜的是，當一個人所謂的“脫穎而出”之後，就一點點背叛了自己的經曆、自己的階層。他其實是對不起往昔那段生活的，對不起受苦受難的手足親朋。兄弟姐妹的生活、父母的生活，曾經一起刺激著他，壓抑著他，給他不斷前行的動力。可是當他有了一點點名聲和話語權以後，就開始背叛以往的一切，自然而然地與權勢和利益結合在了一起。說到底父母也好，他本人經曆的那些苦難生活也好，都是社會的不公正造成的，是社會沒有倫理正義的結果。於是，當一個人獲得了創作和發言的權力之後，更要牢牢記住事物的由來，千萬不能忘乎所以，不能忘本。
如果走了相反的方向，那就等於幫助一些邪惡的力量去複製苦難。整個社會沉淪下去，大多數弱者就要掙紮。他作為個體熬出來了，可是他背叛了，加入了另一個行列之中。從此以後他就不再說真話甚至不再說人話了—終於成為一個名利之徒，最後還會墮落成勢利小人。
常常有這樣的情形：一個藝術家起初的時候，其作品總還能夠歌頌人間的真與愛，流露出的樸素善良和真情實感令人感動；但是得到了名位之後，作品中亂七八糟的東西就全來了。這就是如上所說的背叛，是物質主義、享樂主義對他腐蝕的結果。人性中，向下的引誘力總是非常強大的。有時候把一個人關起來，餓他揍他都不會屈服，但是把他放到一個美女如雲的環境裏、放到華麗的廳堂並給他權力，讓一個仆人在後麵為他提著包，跟著他，他就會一點點改變了品質。
回到原來的那個話題，還說齊文化和齊國吧。最早的時候，國相管仲和他手下用的那一批人也並不富裕，他本人隻是個做小買賣的，但是一旦國君把他用起來，給了他大量的財富並封為仲父，將國家收入的幾分之幾都給了他之後，他就變了。後世的人隻看到管仲給國家出了多少力，就沒看到國王給了他多大的利益。這麼巨大的利益，甚至超過了貴族王室，於是他就被腐蝕了。那個國家其實是“家國”，說白了隻是國君一個人的。
利益集團需要文化的配合與服務。比如我們常常講到的西方的思想解放，講到狂飆運動、文藝複興，講那些了不起的劇作家思想家，學者和詩人，這是一些經典形象。後人為這場思想解放運動和文藝複興鼓掌，並且還要沿著那個方向繼續前進。可是仔細分析之後我們還會發現，再偉大的運動都具有兩重性，有正反兩個方麵的精神—文藝複興運動固然解放了思想和人性，使西方的文學藝術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極大地煥發了人的創造力，經濟和文化都得到了空前的繁榮；不過從另一方麵看，這個了不起的曆史事件也有陰暗的一麵，它同樣不能忘記—與當年文藝複興的同時，歐洲正有一個新興的享樂階層在崛起，這部分人要過一種新的生活，就需要一種理論來支持。不然他們這種生活是無法進行下去的。交往很多花男綠女，大吃大喝沒有節製，不僅社會不容，自己心裏也會不安，因為整個的社會文化環境是相對保守的。那時還是一個天主教環境，有至高無上的神性在製約他們。而要打破這種製約，還有比文藝複興這種文化運動更好的嗎？
我們中國相對來說是儒教在製約，是仁義禮智信這些東西，是非禮勿視。有了這些，新興的享樂階層放縱起來就很難理直氣壯，就沒有底氣，於是他們急需一部分人從理論上、學術和藝術上將整個社會的精神環境改變一下。他們需要生存的文化依據。於是就會有一批藝術家、思想家與新生的享樂階層配合良好。事實上任何一場文化運動，沒有巨大的權力和財力支撐是很難推進的。比如“五四”運動，它的確了不起；但是它仍然有相當的晦澀性和複雜性。不同的人眼裏會有不同的“五四”，這等於幾個不同的運動在並行，它們都可以叫成“五四”。與西方的文藝複興運動一樣，“五四”運動也得到了當時新興的權力階層和享樂階層的支持。
這裏就涉及了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即所有文學藝術思想方麵的成功者如何選擇道路的問題。人不能忘記自己的出身，越是擁有權力，越是需要牢記自己的出身。我們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是思想家，都具有崇高的理想，那樣要求就太過了—一般來說不要那麼誇張，因為話說得太大反而不真實；我們不妨隻要求他們有“一毫米的理想”。可惜的是許多人連這一點都難以保持。他們之所以要奮鬥和進取，隻不過為了吃好穿好，為了不勞而獲，為了得到更多的實惠和好處。好處從哪裏來？隻能從辛苦的芸芸眾生那裏來。以此推論，這樣的“成功者”，這樣的職業，也許是人世間最下賤的。
有的人耀武揚威，自覺很是風光，究其實際，他所從事的隻是人世間最下賤的職業。
今天人們憂慮我們普遍的道德水準，常常與全社會的閱讀現狀聯係起來。這是有道理的。一個族群是否熱衷於閱讀、讀什麼，從來都是一個重要的考查指標。每個人的閱讀口味不一樣，有人喜歡讀當代的作品，也有人喜歡讀古代的作品；有人喜歡讀名著，有人隻喜歡通俗娛樂的東西。這都無可厚非。但問題是更多的人放棄了深沉的閱讀生活，越來越走向了浮淺的娛樂。所有名著都經過了漫長的時間檢驗，是文明的基礎部分。有人覺得名著遠離了現代，幾百年上千年過去了，已經過時了。這種參照太狹窄了。對待文化、思想和藝術作品要像對待人類社會甚至是對待自然地質方麵的概念才好：在生物界地質界，談問題起碼要以萬年來論，一百年就像閃過的分分秒秒那麼短暫。所以說我們的參照如果太小就無助於理解問題。一百年很漫長，實際上在生命的長河裏微不足道，人生就是白駒過隙。回想一下，二十年前發生的某件事情，近得就像昨天。可見一百年也沒有多麼漫長。我們人類社會上千年或幾百年才出現和積累的這些名著，絕沒有想象中這麼老舊，它隻是不久以前的財富。像托爾斯泰、但丁、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這一類偉大作家，隻是我們的鄰居，他們就活在昨天。
今天是後現代主義藝術泛濫之後的時期，一個重商主義時代。現在，我們倒不妨更多地讀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這些大師。我們將發現迥然不同的境界。在他們那兒，道德上的虧欠和汙損，會麵臨永遠追究的痛苦。《複活》的故事裏，寫的是一位富家子弟因為年輕時和一個女人發生了關係，影響了這個女人的一生，他在審判庭看到即將流放的她，寧可放棄一切跟隨這場苦役。如果用我們今天的觀點看托爾斯泰，會覺得他寫得多麼不真實—一個貴族，就因為年輕時的輕浮和錯誤，就把今天的地位和財富全部放棄，跟隨苦命人流放到西伯利亞，這是可能的嗎？我們會覺得這多麼做作、多麼誇張啊！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大致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