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雅文學能在三五年內逐步印出幾萬冊，已經相當不錯了。一方麵印少一點是正常的，另一方麵，任何一個寫作者都希望自己的書印得多一點。有的作家對自己不太滿意的書，並非希望它印得越多越好。有的書，印一點就可以了。有一部分人讀讀，傳看一下，聽一下意見，交流一下，也蠻不錯。作品印出來就有了商業屬性。好的作家寫作時不能太掛記賣的問題，賣是書店和出版社的事，他們的心作家不必操得太多。作家好好寫書，書店和出版社好好賣書。現在的問題不正常，在於資本主義把這一套攪在了一起。作家操書店和出版社的心，書店和出版社則操作家的心。這是不應該的。一個寫作三十年或更長時間的人，已經很累了，不能操額外的心。奧地利作家穆齊爾的書賣得不好，但他很偉大。拉美的馬爾克斯賣得極好，他也很傑出。可見不能在賣上較勁。
我今天的寫作並不讓自己滿意。回顧起來，這幾十年來，也許有兩個方麵我並沒有改變：一是對文學的深愛沒有變；二是相信人世間有正義、有真理，並且要追求它。我慶幸這沒有改變的兩個方麵，它使我還能一直往前走下去。
他人的激賞／練筆的三百萬言
開始寫作是在讀初中的時候。我們中學的校長愛好文學，愛得很深，但是他沒有發表過作品。那個年代發表作品多難，他就在學校裏辦了一個油印刊物，鼓動我們學生投稿。我們寫了以後他就誇，他寫了文章也給我們看。還有各種文學書籍，大家都傳看。
寫文章得到校長的表揚，會讓自己高興很多天，於是就不斷地寫。這位校長是第一位喚起虛榮心的讀者。當年覺得他很老，現在看他也就四十歲左右。
中學畢業不久到了棲霞，那裏被稱為“膠東屋脊”，地勢在半島上是最高的。棲霞和龍口盡管隔得不是特別遙遠，可是地理風貌差異很大。從小在海邊長大，突然來到山裏，生活很不習慣。我有幾年在整個半島上遊蕩，是毫無計劃的遊走，到處尋找新的文學夥伴。
常常想念校長，他不僅是鼓勵同學寫作，而且還創辦了一份油印刊物。其實一個人在初中時候的經曆，對他確立一生的事業方向和愛好真是非常重要的。到了高中或大學也可以，但初中這個階段似乎更重要。我在初中的油印刊物上發表了作品，那種興奮，遠比後來出版一本書更重一些。那時候不是鉛字，是手刻蠟板印出來的，可這都沒有關係。在我和同學們那兒，那種墨味比茉莉花還香！至於老師的讚揚，那就更令人鼓舞了，這是最早來自他人的激賞。由於有這樣的老師，我們的閱讀範圍也寬廣起來，算上家裏的一點藏書，許多當時不能出版的書都能看得到，而且把它們及時化為了營養。我們當年讀過的書除了中國古典名著，俄法英美的作品都能讀到一些。回想起來，這真是我們的幸運。
讀書最多的日子要算我十六七歲的時候，當時我在南部山區一個人遊蕩，主要的享受和安慰就是讀書了，所以印象深刻，接受的影響也特別大。後來書多了，條件好了，書對我的幫助倒好像沒有那時候大。談到喜歡，至今最喜歡的是魯迅的書，再就是俄羅斯作家的書。歐美當代作家中的一部分、拉美作家的一部分，也是讓我十分入迷的。
我發表詩比較早，發表小說是80年代。這之前積累了許多稿子，因為後來有了一定的影響，刊物約稿的漸漸多了，有時就會偷懶，從練筆的這三百多萬字裏找點東西出來應付一下。人是有惰性的。這當然很不好。所以為了幹脆杜絕這種事，有一個辦法，就是徹底燒掉它們。這樣再要發表作品，那就非重寫不可了。這並不表明我有多麼“決絕”和頑強，而是說明了我的性情軟弱，不得不采用一種辦法根治：一燒算完。
翻譯／嚴謹的工作作風／本土經驗
90年代初，我們沒有加入國際版權條約的時候，我的書開始被翻譯。有的譯者很是認真，翻譯的過程很長，絕不是急就篇，有的竟然將翻譯的時間拖過了五六年之久，有的還更長一些。這很像中國一些著名的翻譯家幹活的認真。這種事真的不能急，就像創作一樣。現在譯者與作者交流很方便，都用電子郵件，一來一往十分便捷。有的除了通電子郵件，還親自來故事發生地看了，並與我多次討論一些問題。這種嚴格的工作作風，正是譯作質量的保證。
這是表達的需要，同時，它一定跟中國的本土經驗、本土的傳統表現手法高度融合，得以落地生根。純粹技法的模仿是不難的，但不會有好的結果，會遭到排斥。進入21世紀的中國文學，不可能不涉及各種各樣的現代表現手法。它不是某一個民族的，而是全人類的。中國的藝術傳統也為西方所用。
淺閱讀毫無意義／沒有誌向的、失敗的寫作
現在仍然是成熟作家得到閱讀比較多的一個時期。因為現在的閱讀概念和過去不一樣，過去隻有書，現在還有網絡等等。閱讀的數量在成倍地增多，但深度閱讀和有效閱讀在減弱。因為這個時代比較浮躁，各種物質欲望被撩撥起來，人們好像急劇旋轉般停不下來。但是數量龐大的淺閱讀毫無意義。深度閱讀則需要停下來、要安靜，這才是真正的閱讀。
真正有個性的寫作才會產生傑出的作品。越是個人的就越是大眾的，作者如果考慮讀者太多的話，就會達成妥協，這樣的作品就會重複。傑出的作品要與讀者有深度交流。文學的檢驗從來都是來自時間，所有好作家都是放眼時間的。民眾也不等於“烏合之眾”，民眾的意誌和趣味總是通過時間來體現的。寫作就是要“自說自話”，就是要寫出自己。這種對話是無法複製的，也是最具保留價值的。“自說自話”才能走向文學的本質，而不是相反。
所有極力迎合讀者的寫作，都是沒有誌向的、失敗的寫作。
好的作家獲得深層閱讀和深層交流的機會更多，所以更不寂寞。隻有心靈上的溝通，才會獲得強烈的愉悅。相反，一味的迎合讀者就會孤獨，因為這根本就不會發生心靈上的交流。
健康的寫作是一種很愉快的體驗，一旦進入到自己所創造的那個世界裏，就會經曆大喧嘩、大熱鬧、大思考、大快樂。它有寂寞的時刻，有各種思考的交錯，就像一個多聲部的交響，所以是快樂充實的。可能外麵的人看起來覺得他在獨自寫作，太寂寞太孤獨—實則恰恰相反，他在那個世界裏與更高的精神對話，多麼快樂！如果走出這個世界，那就無人交流了，那就真的寂寞和孤獨了。大哲學家康德一輩子沒有出科尼斯堡那個地方，每天到了下午固定的時間就提著一個拐杖出去散步，他孤獨嗎？他有靈魂深處的大享樂。作家也是這樣。
腳下的土地／寫作者的文化母體／兒時的山林
走出家鄉才知道，要真正寫出自己，一定要寫那片土地……山區有林子和狐狸，然而地形更加複雜，不光有山林，還有高山、峽穀，奔騰的河流，深邃的洞穴。
十九世紀以後，特別是現代主義運動以後，文學的內部空間無限開拓，卡夫卡之後的許多作家，寫盡了人類內心的異化、對客觀事物的恐懼。但是與此同時，文學中的地理空間就被大大壓縮了，再沒有像托爾斯泰那些十九世紀的大師們，能夠描寫遼闊的景物。事實上生命的自然背景不能被忘掉，生存空間決定了人的個性。
這麼多年的遊走，幾乎到哪裏都可以呆一呆。可是為什麼離不開最初的那片土地？可以出國，但不如在國內寫得好。離開了本土的歡樂和痛苦，一個人的損失是多麼大啊。寫作者離不開自己的文化母體。
我不隻寫了鄉土。其實作品中寫農村和小城鎮的占一半，另一半寫城市和知識分子。從二十多歲就生活在城市裏，和大家一樣，每天大量的事情，沒有時間讀書寫作。有時產生特別強烈的寫作衝動，那就隻好忍住。長時間的閱讀是幸福的，可是這種幸福很難享受到。現代人的生活太急促，我想學會慢下來。
有時也會想起兒時的山林。回到那樣的環境裏最好了，在童年的林子裏，和一群搞藝術的人喝茶看書、種地勞動，恐怕是最大的夢想。對不起，這樣的條件幾乎沒有了。膠東半島的林子因為開發，大多蓋上了非常擁擠的房子，外地人在那邊買房子的很多。那裏四季分明，即使那種海景房也沒有濕氣，不用天天曬被子。
龍口／讓人心醉神迷的地方語言／行走的日子
前些時候去香港，有個學者告訴我，香港人得憂鬱症的很多，各個階層都有。在香港這樣的鬧市，人們過得十分匆忙。香港的山水美極了，外國人都坐飛機到香港來登山。我在香港登山四次，每次隻看到很少的人，因為他們沒有時間。
以前生活在龍口，後來去棲霞，再後來就是煙台，最後定居在濟南。今天再回到龍口，並不覺得陌生。龍口在我眼中的變化，不是驟變，而是漸變，不知不覺……現在膠東半島是整個山東經濟最發達的地區，龍口在膠東半島又是排名首位的市區，有葡萄釀造、粉絲、鋁合金、漁業、水泥、煤炭，有鐵路和港口等。這樣看來，小時候的龍口和今天似乎不是同一個地方了。兒時熟悉的人大部分都不在了，和我同齡的人許多到外麵闖世界去了。
中國城鎮化的一大問題是農村空了，把農村拆掉，集中起來蓋樓，是很不好的一個事情。中國文化生生不息的根基就在鄉村，保存傳統的希望就在鄉村，現在村子沒有了，這個變化是致命的。有人說我們得學西方發達國家，就要把農村變成城鎮。可是我去西方發達國家看過，法國、意大利、荷蘭、美國，那些鄉村多美。
龍口最讓人傷感的是，農村正在遠去，人們離開了村子，不再養豬和牛羊，因為沒地方。而過去連田野的秸稈都要儲藏起來，各種農具，多少年不用的東西，包括老一輩人用過的土紡機，都要堆放在倉庫裏。這些留下來的東西當然不算文物，卻是觸手可及的記憶。為什麼好多人到了城裏能安心地住在高樓上？因為他會偶爾想起，老家還有一個小房子，那是保留了記憶。老家的房子如果沒了，城裏頭那個人也會沒了底氣，沒了根。
鄉村人祖祖輩輩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命名。我們對方言都懷有深切的感情，一個東西在本地叫這個名字，在外地就不叫這個。命名的方式，就是文化生長的方式。比如向日葵，在龍口叫“轉蓮”，因為向日葵像蓮花一樣，能隨著太陽轉動。我們吃向日葵瓜子，說吃了“轉蓮子”，很美。龍口人問一件東西好不好，會說：“奚好？”這都是古漢語的說法，在龍口至今保留下來。更有趣的是，你如果問一個龍口人，能不能做某件事，他會回答：“能矣。”
有些老太太一個字也不識，吃飯的時候嚐一口，她會說一聲：“甚好。”有小孩子淘氣，老太太會舉起拐棍嚇唬他：“我打你何如？”
這樣的語言讓人心醉神迷。命名的趣味還體現在地名上，鋪開龍口地圖，會看到每個地名都有故事。有個地方叫“撇羊”，幾乎可以肯定，當年有過一隻羊被忘在那兒、被撇下了。還有“洽泊”“妙果”，這類名字很多。一旦村子沒了，還有“妙果”嗎？
想想看，這些損失太大了。精神家園不再，沒有人替我們的民族文化做點事情，隻會搞城市化，像當年的“大躍進”一樣。說白了，無非是看中人家的地了。愛農民，為什麼不能讓其住在自己的土地上？幾十年了，現在很多農民家裏除了多出一個電視機，並沒有發生什麼更大的變化。甚至電視機也是讓農民更痛苦的東西，因為裏麵常演城市裏那些富人的生活，過去不知道還好，知道了心裏就不平衡。還有很多低俗的節目，這會把孩子們教壞了。以前農村人哪有隨便在街上親吻的？現在一切都亂七八糟。
這是精神上的痛苦。有人會說物質豐富了，但是物質上沒有痛苦嗎？土地被占了，空氣和水都遭到了汙染，去哪裏找幾條幹淨的河流？他們的電視和冰箱來得並不容易，那是用健康作為代價換來的。我們的經濟發展，如果是大多數底層的人不能從中受益，這種發展就要受到質疑。
所以還是會想念那些行走的日子，想念茂密的叢林。
（2010年3月-2011年2月）
站在誰的一邊
我們的雅文學閱讀狀況到底如何？這是很多人常常議論、且結論並不樂觀的事情。對待這個問題，我們的回答也許有些猶豫，因為它稍稍複雜，不是一兩句話能夠說得明白的。讓越來越多的人讀到好書、走進高質量的閱讀生活中去，這對於一個民族或一個人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我們聽到的說法卻是雅文學書籍的潰退；甚至有人極而言之，說許多人不再讀或基本上不再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