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族群如果喪失了自己的精神生活，踐踏文明，沒有信仰和正義，賺錢越多就越是粗鄙。人一旦墮落成純粹的欲望動物，不但自然環境沒法保護，其他的一切也都談不上了。真正的作家應該為人性、為所有的這些憂心，發出自己的聲音。
不再迎合時尚／思想與感情的深處／多種方式
作家的寫作，會隨著年齡的增長發生一些變化，比如不再那麼迎合時尚、順從所謂的時尚要求，他對這些會變得遲鈍起來。他會對市場的導向保持距離，起碼是比較淡漠。作家用來回憶的時間越來越長，對於一些根本性的、大的事物，那可能是被一個時期忽略了的東西，譬如一些人物、思想、藝術、社會現實等等，可能格外留意。作品的規模是根據表達需要、根據既定的寫作目標去完成的，該長則長該短則短。但是要盡可能地簡短。這是寫作的原則。節省文字和篇幅就是簡潔，這是藝術作品的重要品質。這還不僅僅是為了節省讀者時間，而是藝術和思想的要求，表達的要求。這部長長的書寫完了，還是意猶未盡。所以還會繼續寫下去，許多工作要留待將來。在這個時期，一般都認為，對於真正的文學寫作來講，眼前的讀者數量基本上是無意義的。回想長期以來，談了太多的閱讀大眾之類的話，但“大眾”與“烏合之眾”畢竟是兩個概念。通常看，大眾的意誌和誌趣是需要通過時間來體現的。所以要盡可能地回避一些烏合之眾，讓文字進入有立場、能思索、認真生活的那一部分人手中。如果作者和讀者，他們相互之間能夠進入這樣的思想與情感的深處，發生交流，這才是最好、最有意義的事情。
“囊括了所有的文學試驗”，是評論者的比喻和鼓勵。這麼長的書，要涉及許多形式上的問題，是很自然的。幾十年的閱讀和寫作中，有些得失甘苦，它們積在心裏會有益處，經過一段時間即體現出來。如果在長達四五百萬字的篇幅中，隻用一種敘述節奏和結構方式，那就十分單調了，閱讀的人也會疲憊。從內容的複雜性上看，它也需要用多種方式來處理。這麼說，其實也是內容所決定的。
修改／童年的特征／地質學／大虛構與大實在
反複修改自己的作品是很自然的事情。隻要不滿意就一定要改。作者能有機會改動自己的作品，這是最好的事。相反，有許多時候是沒有機會改正錯誤的，這才是糟糕的。作品一直寫下去，越積越多，錯誤和毛病也同樣會積得很多。所以在它們出版發表之前改動，改得毛病少一些，是最有利最難得的。
我從小對地質隊員的生活入迷，覺得他們滿世界跑，可以去無數有意思的地方，什麼高山大河雪嶺都不在話下。這可能是最浪漫的人生了吧。那時候對他們的艱苦並不覺得，眼裏看到的全是有趣。這是童年的特征，童年看什麼都是困難少而趣味多，總是往好的方麵想。我那時候有許多時間都在他們的帳篷裏玩，聽他們海聊。當時的海邊除了打魚的人和獵人，來來往往最多的就是地質隊員了。這對於我以後的文學之路有一些影響，比如我在八十年代初就寫了好幾篇有關地質隊員生活的短篇小說。後來的長篇更是不止一部以地質隊員為主人公了。我如果考入地質學院就好了，那樣有專業知識墊底，寫起來就會更加得心應手。我被小時候的興趣牽引著，自修了大學地質課程，這事是從八十年代初開始的，不過學一半丟一半，沒有實踐終究記不牢。
書裏麵有個人物說過一句話，“占領山河，何如推敲山河”，這也表達了我對地質工作者最高的禮讚。
這二十年裏走過的山區和平原地區，有數不清的村落和小城鎮。特別是深山裏麵的生活情狀，讓我一直難忘。直到今天，如果返回去看看，有的地方改變了，有的地方改變不是特別大。有了電視，其他變化並不大。有人總是把擁有電視機，當成山民最大的幸福去宣傳，好像從此就不再是一窮二白了。這種認識很奇怪。電視傳播一些重要的消息和知識，可是也包括不少壞的東西，比如一些很低俗的節目。它們對於淳樸和向善的山民來說，是有害的東西。有些村莊的民風在變壞，這讓我很憂慮。廣大鄉村是我們這個民族仁善的基礎，它的改變會是讓人心驚和疼痛的。一般來說，現在的廣大鄉村仍然還是很艱苦的，這和個別大城市的生活形成了太強烈的對比，與我們一般人所熟悉的生活也有極大差距，這種生活需要詳細記錄下來。再過十幾年對比一下，就可以發現我們改變了多少、我們走路的速度。有的地方自然環境顯然是越來越差了，這讓過去貧窮但是還能喝到好水呼吸到好空氣的一些人，沒有了後一種優勢。有汙染的工廠搬到了偏僻之地，這樣當地老百姓的苦才是真苦。
這些資料對以後的寫作、對更加深入地理解生活和人性，會有極大的幫助。這些資料搜集的過程，是最有意義的。寫作需要做好功課。有人認為反正是虛構，怎麼還需要功課？其實越是大虛構，越是需要大實在。
主要做一件事情／在大熱鬧中求個安靜
主要做一件事，也是一種幸福。書是寫給有心人看的，並且先要過自己苛刻的一關，這也很難。人如果有一件事情做著，會充實一些好受一些。人閑下來是很成問題的，隻有勞動才能健康。勞動的累是好的，空閑產生的疲憊是可怕的。這二十多年讓人有一種特別的沉靜和感動，讓人在思想上進步，這是最大的收獲。讀者多一點少一點都是正常的，都很好。
這之前，寫作像是剛剛開始，心中積聚的感觸很多，故事很多，這都需要有一個出口釋放出來，要是一個相對大一些的出口，於是就有了寫多部長卷的想法。有這個打算是很久了，但真正動手做起來卻是1988年，中間因事稍有耽擱，基本上後來是沒有終止過的。需要破除的，是阻礙我傾吐的形式上的東西。文學需要漫長的訓練。到了後來，二三十年過去，這種形式在我來說比較能夠把握了。
我習慣於用鋼筆起草，覺得這樣才更牢靠。
寫作的累沒什麼。有時嫌太亂和太吵，就馬上躲到偏僻處，這樣做其實並不好。如果在大熱鬧中求個安靜，這才更好，這個安靜更易於產生好的藝術。
二者的結合／遠離自己／全都交給讀者
簡單一點說，年輕的時候那種勇氣和魄力，再加上四五十歲人的閱曆和經驗，以及駕馭文字方麵的能力，這二者的結合成就了這本書。寫作最希望同時具有兩種東西，一個是體力，一個是思想和藝術。三十多歲的時候有前者，卻沒有那麼多人生閱曆和思想的深度、藝術的技能，而這些在二十二年的光陰裏都獲得了。這是之前的作品很少做到的，所以它是我用最好的年華創作的自己迄今最複雜的作品。
裏麵的人物都是離我很遠的，我也在盡可能地回避自己。因為寫作者在虛構作品時，有一個原則就是要遠離自己，所以沒有一筆是寫自己的。但是從另一個角度講，作家所有的作品都是在不自覺地寫自己，有時候越回避，反而越是寫了回來。這樣寫到最後，作家就成了一個裸人，什麼遮蓋都被去掉了。所以從一個角度來看，作家是在創造世界，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他很幸福；另外一方麵他又很不幸，到最後什麼也剩不下了，全都交給讀者了。
前強後弱的問題／生命的大背景
應該讓一種氣韻和意境貫穿到底。具體而言，裏邊的故事方麵，大的向度是一樣的；主人公是同幾個，主要人物是同一撥。然而，如果一個大故事整個讀完了，讀者又可以組合出一個自己的故事，有高潮、有低潮，波瀾起伏。同時每一本又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故事。不是按照順序寫成的。所以從情感和氣韻上講，沒有前強後弱的問題。
主人公是城市裏的知識分子，他以這樣的身份來看西方和東方，看城市和鄉村。整部書的內容，城市生活和農村生活大約各占一半，知識分子和普通勞動者也各占一半。
我自己大半還是生活在城市裏，但因為有少年時代的林野生活，後來又在膠東半島山地平原到處遊走，對城鄉生活算是有些深入的了解。為寫《你在高原》，有計劃地去農村田野勘察，並住下來寫東西。這期間包括到國外去交流，去的主要也還是城市。但我注意到國外的鄉村和小城裏去，感受不同的生活形態。因為我的不停遊走，觀察的麵積也許要大了許多。那些有計劃和無計劃的遊走，對我的寫作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十九世紀以後的小說沒有那麼多大自然的描寫了，實際上這是文學變小的表征。生命的背景是大自然，二者不可剝離。否則人就會變得越來越自私和物質化，最後對自然沒有什麼感情。文學怎樣立足於現代，同時又能像十九世紀那樣開拓外部空間，這太重要了。人總是伏在電腦前麵，糾纏在一個虛構的世界裏，就會異化；人還是要走出去，要腳踏實地。
“理想”和“主義”／時代的力量綜合形成
一直尋找堅實的思維材料—有人問，在電腦搜索網頁上打一個關鍵詞，什麼東西都出來了，怎麼還要去現實中尋找？可是他們沒法回答我，我們所要表達的複雜的個人情感，打什麼關鍵詞能出來？聽說有人發明了一種什麼小說軟件，把關鍵詞、情節、人物命運之類輸進去，過一段時間“小說”就出來了—那會是什麼“小說”？
說到“理想主義”，我想萬不能簡單地概括，那樣說雖然是好意，但實際上卻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了。作家最怕貼標簽。理想是好的，人人都應該有理想，沒有理想的人是無足輕重的；但是加上“主義”就不太好了，那意味著它可以替代一切……就像“技術”是好的，“技術主義”就不好了一樣。所以把“理想”和“主義”合到一塊兒的時候，應該慎重。
任何一個作家都因為自己的個性而存在，他們是極其複雜的，思想是多向度的，藝術是多元化的，風格也在不斷變化。用“理想主義”把它標簽化、簡單化，那是懶漢懦夫所為。這四個字能概括什麼？什麼都概括不了。
比較重要的作家有一個特點，就是敢於不停地“重複”，這是力氣和意誌所決定的。不停地在他所熟悉的人物畫廊、人物關係和地域裏邊，反複表達和挖掘，走向深入，這將是最困難的事情。所以你們會看到索爾·貝婁、馬爾克斯、馬克·吐溫、福克納怎樣工作—索爾·貝婁似乎在不停地寫猶太知識分子的婚變、黑手黨的訛詐、尷尬的生活境遇、貧困潦倒的同伴等等。其他幾位也在自己的“老朋友”中間、在“老地方”轉悠了一輩子。實際上就在這裏，他們一次次作出了大幅度的思想和藝術的騰躍。
我願意更為細致地勘察“老地方”，尋找“老朋友”。
時代的力量是綜合形成的，是一種超人的力量。個體的力量很小，無法去扭轉一種潮流。但是又可以說，真正意義上的作家和思想者都必須具備這樣的頑強和勇氣，就是麵對滾滾而來的洪流，能夠用個人單薄的軀體迎上去，不畏懼、不後退也不倒伏。《你在高原》的出版，客觀上看它正好遭遇了淺閱讀的時代—不過這也很好，所有具有強烈對應性的事物、衝撞性的事物、發生了緊張關係的事物，都是很好的，它的價值就在這兒。如果正好順應了閱讀潮流，那也太平淡了一點。
各種各樣的義務／給作家像樣的環境
其實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杯好茶、一本好書。有了好書就怕看完、就怕太短。所以我們總是想，好書越長越好，壞書越短越好，短到沒有就更好。有人總問這麼長的書能看完嗎？這是一個偽問題。應該問這書好還是不好？
話又說回來，已經沒有多少工夫喝茶讀書了，雜七雜八的事情太多了。有人常常晚上入睡前想：我如果能有足夠的時間讀書會多麼幸福啊！但是不可能，人生下來就要有各種各樣的義務……
不沉靜不行，不沉靜就沒法寫，隻能努力使自己安靜下來。要珍惜時間和生命，就要靜下來、慢下來。到了這個年紀，其實也包括年輕人，在這個時代裏最大的敵人就是急躁、匆忙、快速。要學會慢，慢才是做好工作的一個基礎。人類的很多事情都是因為太急才做壞了的，哪有因為耐心做壞了的？看莊稼，高粱多少時間成熟、麥子多少時間成熟，都是有定數的。現在動不動就埋怨寫作者，好像現在的作家都完了。可是給了作家多少像樣的環境？時間和空間又在哪裏？一切都得積累—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這怎麼成。所以不要完全埋怨作家—當然作家也要苛刻地對待自己，要時刻追問自己。但這是不同的兩個問題。
新工作的開始／世道人心／向善
它送走了那麼多勞動的歲月，那麼多的故事和感動。結束後，我能稍微輕鬆一下，歇一口氣，可以把耽誤的其他工作做下去，輕裝上陣。所以它不是我創作的一個障礙和終點，而是新的工作的開始。
我隻期望它能有益於世道人心，就這麼一個樸素的願望，沒有更高的期望。我始終覺得，什麼是好作品？就是首先不偏離這個前提：有益於世道人心，而且不允許用任何打引號的“文學”“哲學”“藝術”“現代”等等口實來衝掉這個前提。所以，我要做的就是寫下去，就是向善。
（2010年4月-2011年2月）
十年瑣記
油印刊物
我的初中是在膠東半島上的一處聯合中學度過的。今天來看，她的自然環境非常之好：地處海濱，在一片果園的包圍之中，校舍是一排排紅磚瓦房，被大片綠樹掩映，連闊大的操場也罩在了林子裏。這裏的春夏秋冬四個季節都給人留下難忘的印象：春天是密密的蘋果花和李子花，是一群群的蜂蝶和小鳥；夏天有流經園裏的河渠、不遠處的大海，讓我們在水裏玩得盡興；秋天果實累累，園徑上花叢盛開，花果把人簇擁起來；冬天有遺落枝頭的凍果，有高高的雪嶺……總之，這是一座再好也沒有的校園了，它真該與美好的少年時代連接一起，成為一生難得的回憶。
可實際情形卻有些複雜：關於她的一切，有時讓我深深地沉迷，有時又不忍回眸。那時候我們並沒有多少時間來享受大自然的慷慨賜予，因為當時已經找不到一個安靜的角落了，就連這個綠蔭匝地的校園也不能幸免：到處都是造反的呼聲，是湧來蕩去的各種群眾組織。我的同學全都來自附近的幾個村莊、國營園藝場和礦區，大家操著不同的口音，這會兒卻在呼喊著同一些話語。老師和同學們除了要寫大字報、參加沒完沒了的遊行和“批鬥會”，還要不斷地接待從外地趕來串聯的一隊隊紅衛兵。後來形勢發展得更加嚴重：我們校園內部也要找出一兩個反動的老師和學生，並且也要開他們的“批鬥會”。於是，校園裏到處都是大字報，是一雙雙緊張興奮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