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普遍認為，處於自然狀態的人隻願意從事那些對於滿足生理需求來說是必要的活動，但是，每一個人類學家都可以證明這種看法並不正確。原始人對於他所屬的社會群體和他所承認的道德秩序有著強烈的義務感。人類一定在人為的文明大染缸中經過相當時間的浸泡後，才可能想像得出隻有那種沉迷於生理滿足的生活方式才是完美無缺的。
任何頭上長著眼睛的人都能夠看到，大多數人（包括男人和女人）為了一個有意義的目標，都願意承擔艱難困苦，而且他們也確實這樣做了。事實上，他們常常為了自己的信仰而承受苦難。蒙田寫道：“安適會使美德落空，美德隻有在充滿荊棘的崎嶇小道上求得。”
這並不是說，人們所抱有的任何超越自我需要的目的都一定能得到我們的讚同。這些目的可能具有最高的理想主義特征，但也可能是殘酷的，甚至是邪惡的。如果我們錯誤地以為人隻需要滿足物質要求而不給他提供任何有意義的東西，那麼他就會輕率地抓住出現在麵前的頭一個“有意義的東西”，不管它是多麼膚淺和愚蠢。他可能獻身於虛假的神明、毫無理性的政治運動、狂熱的崇拜和一時的風尚。因此，如何把人的獻身精神引導到有價值的對象上，這一點至關重要。
如果認為人是無私的生物，隻希望服務於高尚的理想，那也是錯誤的。我們已經反對了那種把人性看做是一味追求物質享受的、自私自利的過分簡單的觀點，但我們也不能陷入另一種相反的錯誤中。人是一種複雜而矛盾的存在。他以自我為中心，但又不可避免地要與自己的同類交往。他是自私的，但他又可以做到最高的無私。他為自身的需要所控製，但又發現隻有使自己與自身需要以外更廣泛的東西聯係起來，他的生活才會有意義。這是人的自我中心主義和道德傾向之間的緊張衝突，正是這種緊張衝突給人類曆史增添了不少戲劇色彩。
我們這些，總有一死的人的命運是多麼奇特呀！我們每個人在這個世界上都隻作一個短暫的逗留，目的何在，卻無所知，盡管有時自以為對此若有所感。但是，不必深思，隻要從日常生活就可以明白：人是為別人而生存的——首先是為那樣一些人，他們的喜悅和健康關係著我們自己的全部幸福；然後是為許多我們所不認識的人，他們的命運通過同情的紐帶同我們密切結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都依靠著別人（包括活著的人和已死去的人）的勞動，我必須盡力以同樣的分量來報償我所領受了的和至今還在領受著的東西。我強烈地向往著儉樸的生活，並且時常為發覺自己占有了同胞的過多勞動而難以忍受。我認為階級的區分是不合理的，它最後所憑借的是以暴力為根據。我也相信，簡單淳樸的生活，無論在身體上還是在精神上，對每個人都是有益的。
我完全不相信人類會有那種在哲學意義上的自由。每一個人的行為，不僅受著外界的強迫，而且還要適應內心的必然。叔本華說：“人能夠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這句話從我青年時代起，就對我是一個非常真實的啟示。在我自己和別人生活麵臨困難的時候，它總是使我們得到安慰，並且永遠是寬容的泉源。這種體會可以寬大為懷地減輕那種容易使人氣餒的責任感，也可以防止我們過於嚴肅地對待自己和別人；它還導致一種特別給幽默以應有地位的人生觀。
要追究一個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義或目的，從客觀的觀點來看，我總覺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個人都有一定的理想，這種理想決定著他的努力和判斷的方向。就在這個意義上，我從來不把安逸和快樂看做是生活目的本身——這種倫理基礎，我叫他豬欄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並且不斷地給我新的勇氣去愉快地正視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要是沒有誌同道合者之間的親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貫注於客觀世界——那個在藝術和科學工作領域裏永遠達不到的對象，那麼在我看來，生活就會是空虛的。人們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標——財產、虛榮、奢侈的生活——我總覺得都是可鄙的。
我對社會正義和社會責任的強烈感覺，同我顯然的對別人和社會直接接觸的淡漠，兩者總是形成古怪的對照。我實在是一個“孤獨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屬於我的國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接近的親人。在所有這些關係麵前，我總是感覺到有一定距離並且需要保持孤獨——而這種感受正與年俱增。人們會清楚地發覺，同別人的相互了解和協調一致是有限度的，但這不足惋惜。這樣的人無疑有點失去他的天真無邪和無憂無慮的心境；但另一方麵，他卻能夠在很大程度上不為別人的意見、習慣和判斷所左右，並且能夠不受誘惑要去把他的內心平衡建立在這樣一些不可靠的基礎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