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例如，作為一個中國人，經書不可不讀。我年過三十才知道讀書自修的重要。我披閱，我圈點，但是恒心不足，時作時輟。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我如今年過八十，還沒有接觸過易經，說來慚愧。史書也很重要。我出國留學的時候，我父親買了一套同文石印的前四史，塞滿了我的行篋的一半空間，我在外國混了幾年之後又把前四史原封帶回來了。直到四十年後才鼓起勇氣讀了“通鑒”一遍。現在我要讀的書太多，深感時間有限。
無論做什麼事，健康的身體是基本條件。我在學校讀書的時候，有所謂“強迫運動”，我踢破過幾雙球鞋，打斷過幾隻球拍。因此僥幸維持下來最低限度的體力。老來打過幾年太極拳，目前則以散步活動筋骨而已。寄語年輕朋友，千萬要持之以恒地從事運動，這不是嬉戲，不是浪費時間。健康的身體是做人做事的真正的本錢。
我現在已經活到了人生的中途，拿一日來比喻人的一生，現在正是中午。人在童年時從蒙朧中醒來，需要一些時間來克服清晨的軟弱，然後就要投入工作；在正午時分，他的精力最為充沛，但已隱隱感到疲憊；到了黃昏時節，就要總結一日的工作，準備沉入永恒的休息。按我這種說法，工作是人一生的主題。這個想法不是人人都能同意的。
我知道在中國，農村的人把生兒育女看做是一生的主題。把兒女養大，自己就死掉，給他們空出地方來——這是很流行的想法。在城市裏則另有一種想法，但不知是不是很流行：把取得社會地位看做一生的主題。站在北京八寶山的骨灰牆前，可以體會到這種想法。我在那裏看到一位已故的大叔墓上寫著：副係主任、支部副書記、副教授、某某教研室副主任等等。假如能把這些“副”字去掉個把，對這位大叔當然更好一些，但這些“副”字最能證明有這樣一種想法。順便說一句，我到美國的公墓裏看過，發現他們的墓碑上隻寫兩件事：一是生卒年月，二是某年至某年服兵役。這就是說，他們以為人的一生隻有這兩件事值得記述：這位上帝的子民曾經來到塵世，以及這位公民曾去為國盡忠。寫別的都是多餘的，我覺得這種想法比較質樸。恐怕在一份青年刊物上寫這些墓前的景物是太過傷感，還是及早回到正題上來罷。
我想要把自己對人生的看法推薦給青年朋友們：人從工作中可以得到樂趣，這是一種巨大的好處。相比之下，從金錢、權力、生育子女方麵可以得到的快樂，總要受到製約。舉例來說，現在把生育作為生活的主題，首先是不合時宜；其次，人在生育力方麵比兔子大為不如，更不要說和黃花魚相比較；在這方麵很難取得無窮無盡的成就。我對權力沒有興趣，對錢有一些興趣，但也不願為它去受罪——做我想做的事（這件事對我來說，就是寫小說），並且把它做好，這就是我的目標。我想，和我誌趣相投的人總不會是一個都沒有。
根據我的經驗，人在年輕時，最頭疼的一件事就是決定自己這一生要做什麼。在這方麵，我倒沒有什麼具體的建議：幹什麼都可以，但最好不要寫小說，這是和我搶飯碗。當然，假如你執意要寫，我也沒理由反對。總而言之，幹什麼都是好的；但要幹出個樣子來，這才是人的價值和尊嚴所在。人在工作時，不單要用到手、腿和腰，還要用腦子和自己的心胸。我總覺得國人對這後一方麵不夠重視，這樣就會把工作看成是受罪。失掉了快樂最主要的源泉，對生活的態度也會因之變得灰暗。
人活在世上，不但有身體，還有頭腦和心胸——對此請勿從解剖學上理解。人腦是怎樣的一種東西，科學還不能說清楚。心胸是怎麼回事，就更難說清。對我自己來說，心胸是我在生活中想要達到的最低目標。某件事有悖於我的心胸，我就認為它不值得一做；某個人有悖於我的心胸，我就覺得他不值得一交；某種生活有悖於我的心胸，我就會以為它不值得一過。羅素先生曾言，對人來說，不加檢點的生活，確實不值得一過。我同意他的意見：不加檢點的生活，屬於不能接受的生活之一種。人必須過他可以接受的生活，這恰恰是他改變一切的動力。人有了心胸，就可以用它來改變自己的生活。
中國人喜歡接受這樣的想法：隻要能活著就是好的，活成什麼樣子無所謂。我對這種想法是斷然地不讚成，因為抱有這種想法的人就可能活成任何一種糟糕的樣子，從而使生活本身失去意義。高尚、清潔、充滿樂趣的生活是好的，人們很容易得到共識。卑下、肮髒、貧乏的生活是不好的，這也能得到共識。但隻有這兩條遠遠不夠。我以寫作為生，我知道某種文章好，也知道某種文章壞。僅知道這兩條尚不足以開始寫作。還有更加重要的一條，那就是：某種樣子的文章對我來說不可取，絕不能讓它從我筆下寫出來，冠以我的名字登在報刊上。以小喻大，這也是我對生活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