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大年（1931— ），北京人。著有長篇小說《大撤退》、電影電視劇本多部和散文集《夢裏蝴蝶》等。
不知自何日始，我時常凝望那綠色的窗口。
停筆遐想的時候；吸煙小憩的時候；追索記憶的時候；推窗通風的時候……不知不覺地養成了習慣，總要舉目眺望那綠色的窗口。
我像在沙漠裏發現了綠洲。自己也覺得奇怪，這是為什麼呢？
“瞧，多麼清新爽目！”
我把妻子拉到陽台上，指著對麵四層樓中間鑲嵌著的綠窗。
“那是誰家？養這麼多花兒！”
“不是花兒。我細看過一百次了，除了綠，什麼別的顏色也沒有。”
她也注視著：“還是有不同的顏色。”
“綠也有濃淡老嫩，深淺明暗，很多層次哩。你細看、有淡綠、油綠、墨綠、翠綠、碧綠、鵝黃綠、鸚鵡綠……”
她笑了：“你果然看得很仔細！能區分出這麼多不同層次的綠色來。”
妻子是醫生，她望著那綠色的窗口，沉吟半晌，武斷地說：“那家的主人是個眼科大夫。”
“你認識？”
“不。因為看綠可以明目，眼科大夫就提倡看綠。”
這次短談之後，妻子下班回家時，也常陪我站到陽台上看綠。除了那綠色的窗口，我倆還爭著發現“新大陸”。瞧，公路邊新植的楊柳、國槐；鄰居四合院裏的棗樹、榆樹、葡萄架；簇擁著北海白塔的青鬆、古柏；環繞著中南海的合歡和銀杏。隻要用心尋覓，北京城裏也不乏綠洲。
妻子還進一步告訴我：看綠，特別是極目遠眺那鬱鬱蔥蔥的綠洲，可以治療我的近視眼，甚至還能預防視疲症，陶冶性情，延緩感情的老化！她有根有據地說著，“綠色代表和平，代表信使和希望，生命之樹常綠嘛！”
北京眾多的平房四合院，全是灰色的。新建的大批樓房，除了水泥的本色便是紅磚清水牆，外形又大都像一些火柴盒。樸素而不可愛，或者應該說是單調、呆板，實在難看。因此，我坐在這鴿子籠一般的單元樓房裏，終日伏案筆耕，頭暈腦脹，也很少走到陽台上去看看風景。唉。北京城啊，風倒常有，景卻不多。現在不同了，自從發現了許多綠洲，又懂得了看綠的好處，我的眼睛也就找到了目標和寄托；我的思緒也長上了綠色的翅膀。
我仍在時時猜測那綠色的窗口。它的主人究竟是誰？擺滿窗台的大盆小盞，到底栽種著什麼植物？我細細地審視，又發揮著文學的想象力，才作出了初步判斷：那亭亭如蓋兒的盆，一定是傘竹；那披散著長發的美人頭，大概是吊蘭；那闊葉而閃光的品種，多半是萬年青；那如煙似霧的細絲，隻能是文竹……而它們的培育者，卻鐵了心似的晝夜藏在綠葉掩映的室內，從不露麵。他真的會是一位眼科大夫嗎？我寧願相信他是一位畫家。不，假若她是一位繡娘，天天憑窗刺繡綠色的錦緞，不更富有詩意麼？或者她是一位綠衣綠車的郵遞員，每天淩晨給諸盆綠寶澆過水，就匆匆趕去上班，給家家戶戶送信送報……
也許是受到了綠窗的啟發，妻子下班時常常買一兩盆仙人掌或仙人球回家，擺在我書桌前方的窗台上，使我這個苦行僧抬眼見綠。日積月累，窗台擺滿了，就擴展到陽台上去。我叫不出它們的名字，大概是霸王鞭、狼牙棒、青銅錘之類的吧，既不文雅，又不好看，而且渾身長滿了刺兒。我就索性把它們統稱為刺頭。妻子為何偏愛刺頭呢？原來我這人很懶，寫起文章來就忘了幹家務，當然更記不得按時給水仙之類的嬌嫩花卉換水了；加之我家的陽台向北，一年四季見不著陽光，好比陰山背後，實在不配叫做陽台，而應該叫陰台，所以隻好擺置這些耐風早的，生命力極強的玩意兒。不過，這些刺頭雖然長相不美，卻也都是綠色的生物。目的既是看綠，也該一視同仁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