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鯤宇是樸誠之人，我若是因此見怪，那便太過不近人情了。”張佩綸微微一笑，舉手向林義哲揖了一揖，一句話便將此段尷尬輕輕揭過，讓林義哲不由得不佩服張佩綸的言辭得體，恰到好處。
“早從陶士兄處得聞幼樵大名，今日得見，不勝欣喜之至。”林義哲道，“我一直想去拜訪幼樵，隻是因我已然有‘鬼奴’‘洋妖’之名，貿然前往，怕給幼樵添麻煩，是以一直未能前往，還望幼樵見諒。”
“嗬嗬，那些無識之人的閑言碎語，鯤宇盡可不必理會。”張佩綸笑道，“象張某今日前來拜訪鯤宇，傳將出去，背後議論者定當不會少了，張某隻是隨他們說去罷了，畢竟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不是他們說得算的。”
“幼樵所言甚是。”林義哲聽了張佩綸的話，眼中閃過一絲敬佩之色。
雖然身為清流一員，但張佩綸的胸懷風骨，的確不是那些個“鄉願”所能比的。
回想起原來的曆史時空中張佩綸的經曆，林義哲在心中暗自感慨不已。
張佩綸為“清流四諫”之首，23歲進士、34歲禦史、35歲為總理衙門大臣，儼然已是“北清流”中可承接軍機大臣、同治帝師李鴻藻衣缽的政治新星。隻可惜36歲時遭遇馬江之敗，身敗名裂。此後數年流戍，回京時已是孑然一身，幸得李鴻章收留，並以愛女許之，從此由清流而變淮戚，更成了繼薛福成、周馥之後的李鴻章幕中第一智囊。
張佩綸與李鴻章，既有故人之情，又有翁婿之意，更是李鴻章幕府裏能夠讚襄機密，甚至影響李鴻章對於事情的分析判斷的關鍵人物。
馬江之戰乃是張佩綸一生事業由盛轉衰的折點，昔日的“清流四諫”之首，會辦福建海疆大臣經此一敗，立時成了個活在當下的趙括馬謖。就連他後來以謫戍之身娶李鴻章幼女菊藕時，還有人以“養老女嫁幼樵，李鴻章未分老幼；辭東席就西席，張佩綸不是東西”之對聯譏諷。
盡管如此，馬江之戰後的張佩綸，與友人談及馬江之敗，卻總是心平氣和，如此坦蕩心境，亦非常人所能及！
而現在，盡管這一切都沒有發生，但林義哲已經從張佩綸剛才的話中，得到了對於張佩綸的新的觀感。
李鴻章和自己一樣，無疑是個極為典型的現實主義者，這從他那句著名的“人生如朝露，倘及時得手，作成一兩件濟世安民大事業，不更愈於空言耶？”就可看出一二。
而張佩綸則是個標準的理想主義者，就林義哲看過的關於張佩綸的曆史記載而言，這位昔年的清流名士無論春風得意還是仕途坎坷，都始終不改其在儒家傳統道德上的堅持，無論是當年初入禦史台時以一管狼毫向涉嫌貪腐的戶部尚書王文韶發起的挑戰，還是後來庚子國變後單騎北上重入李鴻章幕府以“累畫勤王和戎之策”，也都是出於對儒家傳統的“家國至上”思想的堅持。
而李鴻章之所以對張佩綸倍加欣賞與愛護，固然有當年與張佩綸之父張印塘並肩戰鬥的情誼在，恐怕更多的還是出於對張佩綸“實心任事”的人生態度的讚賞，以及對張佩綸“以家國天下為己任”的人生理想的心有戚戚。
理想主義者張佩綸所追求的“家國天下”，恰恰與現實主義者李鴻章所奮鬥的“濟世安民大事業”相互重合，這恐怕才是李鴻章終其一生都對張佩綸青眼有加的根本所在！
“鯤宇銳意進取，實心任事，辦理洋務不避毀謗，我等所不及也。鯤宇切莫為此罵名介懷，須知百年之後，當有識得鯤宇之人。”張佩綸語氣誠摯的說道，“正所謂‘忍它、避它、由它、耐它、敬它、不要理它，再過幾年且看它’，為了經世濟民的大事業得成，忍一些讓一些退一些鬼一些，哪怕壞一些，又有何不可？”
聽到張佩綸如此出言安慰自己，林義哲的心中升起一絲暖流。
此時的他，麵對張佩綸，竟然有一些相識恨晚的感覺。
林義哲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張佩綸可以說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但他們倆在這件事上，卻是有著相同的看法，即人生的意義更多的在於目的的實現，而手段和原則卻都是服務於最終結果的。和眼前的一切相比，未來的結果才是最重要的，
“聽君一席話，這數日鬱積之悶氣，全都散了。”林義哲笑了起來，“清流諸君子中，真知我者，幼樵也。”
“鯤宇不必客氣，”張佩綸半開玩笑半認真的說道，“今日張某前來，便是欲就這洋務，向鯤宇討教一二，少不得也要當一回賣身事鬼之人了，嗬嗬。”
“討教不敢，幼樵但請放言，林某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林義哲道，“昔日文博川中堂點評清流諸子，以幼樵兄為才智第一！今日一見，方知文中堂果有知人之明，幼樵兄君子坦蕩，林某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