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畫藝術中，以墨代彩，所謂“墨分五色”，就是和水研墨為汁，出現不同的墨色和層次，表現水墨變化。曆代文人對水墨情有獨鍾，王維在《山水訣》中說：“畫道之中，水墨最為上。”王洽雲：“潑墨成山水，煙雲慘淡，脫去筆墨町畦。”宋代米芾、米友仁提出“墨戲”。唐代張彥遠在《曆代名畫記》中的一句話“是故運墨而五色具，謂之得意”，道出了文人以墨代彩，追求水墨的文化心理是“意”所驅使。所以，文人對水墨變化的熱愛是追求雅逸文化心理的具體呈現。
作為“文房四寶”之一，硯台似乎總是工具性的功能多一點，但在喜好浪漫的古人眼裏，文明的傳承、文化的燦爛，都離不開那一方小小的硯台。也就是在這麼一點點空間裏，我們的祖先賦予了它藝術、曆史、文化、收藏等諸多價值。硯台有著剛健的質地，卻又不失溫軟柔潤，正好似既有錚錚鐵骨、又不失謙謙君子之風的文人墨客，受到千古鍾愛也是自然的了。
硯是由原始社會的研磨器演變而來的，又稱研。東漢以後才拋開研石，自成一體。中國曆史上硯台的品種很多，因製硯的材料不同而出現各種名貴的硯台。其中最名貴的是端硯、歙硯、兆硯、澄泥硯，被稱為中國傳統的“四大名硯”。
文人以文為業，以筆墨為生涯，故又常把硯石比作筆耕之地，稱為硯田。一方硯，天下多少文章書畫從此而出。宋代《文房四譜》中說：“四寶硯為首，筆墨兼紙，皆可隨時取索，可終身與俱者，唯硯而已。”硯不僅為文人書畫喜用，而且也反映出文人雅逸文化心理的效應，使訪硯、藏硯、賞硯、刻硯，成為文人相會的一種風氣。
宋代文人視硯為“文玩”。“吾硯平生極自珍，塗雲抹月發清新。臨歸攜就西湖洗，不受東華一點塵。”又是“塗雲”，又是“抹月”，還要用西湖之水來清洗，如此備受珍愛的寶物原來竟是貌不驚人的硯台。這一首宋代詩人劉克莊的《題硯》詩，可謂道盡了中國文人的愛硯之情。
南唐後主李煜不是一個稱職的皇帝，卻是個地地道道的文人，曾寫下了《虞美人》等眾多膾炙人口的詩詞佳作。他對硯台的喜愛到了癡迷的地步，曾派專人為皇家尋訪搜羅各式佳硯，並專門設立硯務官，為宮廷製硯。傳說李煜最珍愛的是一方青綠暈石奇硯，此硯顏色青綠，潤如秋月，硯池中的水常年不幹。宋太祖攻破南唐都城金陵，將李煜俘往汴京之時，這位南唐後主身邊除了這方硯台什麼都沒有帶。成為亡國之主的那段歲月裏，李煜就是用這方硯台磨墨潤筆，寫下了一首首流傳千古的絕妙好詞。其中，堪稱絕命詞的《虞美人》更是用“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一句，將古往今來各種各樣的愁思一語道盡。
米芾是宋代著名的書法家，和蘇軾、黃庭堅、蔡襄並稱“蘇黃米蔡”四大家。他一生愛硯成癡，常常抱著硯台入睡。一次宋徽宗慕名請米芾進宮寫一幅字，並將禦用的文房四寶借給他用。米芾寫完了字，對著禦硯看了半天，一把把它抱在懷裏，也不顧墨汁沾了一臉一身，跪地對皇帝說：“此硯已為臣玷汙，不複為皇上所用。”宋徽宗看著以瘋癲和愛硯出名的米芾，不禁啞然失笑，很慷慨地把禦硯送給了他。米芾為此興奮不已，當場便手舞足蹈起來。
敬惜書具的教育，在中國曆代的啟蒙教育中是必不可少的內容，甚至帶有敬若神明的意味。《山穀題跋·子弟誡》中說：“吉蠲筆墨，如澡身浴德；揩試幾研，如改過遷善。敗筆涴墨，瘝北子職。書幾書研，自黥其麵。惟弟惟子，臨深戰戰。”大意是說，愛惜筆墨，要像保持身體的清潔或品德的高尚一樣。收拾書桌研台，要像改過向善那樣，一要徹底，二要完美。把筆弄壞或墨汙了什麼地方，便是一種失職。搞髒了書案書研，就如同弄髒了自己的麵目那樣難堪。所以，希望弟子們千萬要小心翼翼，像站在懸崖邊上一樣。
筆墨紙硯作為華夏文化的象征，一直引導著社會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建設，尤其是在文化昌明的時代，隻要一提起筆墨紙硯，人們就會聯想到國家的禮製和文明，聯想到書香門第的儒雅，聯想到典章文物的輝煌以及文人士大夫的瀟灑，等等。總之，它們代表著秩序，代表著身份以及代表著世世代代所崇尚的文化。不同於宗教偶像的是，筆墨紙硯沒有神靈的那種威壓，它們本身即是世俗生活中的一物，人們盡可與之親狎，嬉笑怒罵，莊諧皆宜。人們對它們的感情，與其說是膜拜，不如說是對自己的生活寄予了太多的希望。人們珍愛書具，實質上是珍愛自己。筆墨紙硯有許多奇聞軼事，不乏神怪的色彩，但卻能真實地反映人們的情趣、理想和襟懷，從而具有情感或文化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