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新：可是，通常認為，從曆史本體論轉向曆史認識論標誌著西方曆史哲學的沒落……
楊耕：不能這麼說。從總體上看，現代西方曆史哲學的確沒有解決曆史認識論問題，但這並不是說轉向曆史認識論研究本身就是錯誤的。曆史是已經過去的存在，在認識曆史的活動中，認識主體不可能直接麵對認識客體，認識對象的這種特殊性給認識曆史帶來了一係列的特殊困難，並使建構曆史認識論具有必要性。曆史本體論的真正確立有賴於對人們認識曆史能力的分析，曆史本體論如果與曆史認識論“絕緣”，其結論必然是獨斷的、不可靠的。
對哲學史、科學史的深入研究可以看出，人們認識客體的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會在某一時刻不多不少地轉變為對這種認識活動本身的批判。換言之，曆史哲學的研究重心從曆史本體轉向曆史認識論完全符合認識規律。在我看來，從曆史本體論轉向曆史認識論絕不意味著西方曆史哲學的沒落，相反，卻意味著它的成熟。
李立新：那麼，構成馬克思的社會發展理論、社會研究方法和曆史認識論相統一的理論基礎，以及唯物主義曆史觀的根本特征是什麼？
楊耕：統一的理論基礎是科學的實踐觀。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曆史不過是人的實踐活動在時間中的展開，而認識活動在本質上是實踐活動的內化和升華。從根本上說，唯物主義曆史觀是實踐本體論。抽去這一點，唯物史觀就會成為無根的浮萍。
李立新：目前，您最感興趣的問題，或者說，理論興奮點是什麼？
楊耕：中國現代化的問題。我深深地愛著我的祖國，深情地祝福著祖國富強、人民幸福，深切地關注著中國的現代化。“為什麼我的眼裏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艾青語）。中國的現代化可謂“九死一生”，從總體上把握中國現代化的曆程，由此引發對民族生存方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社會發展方式的哲學思考，是我們應有的良心和使命。在我看來，哲學需要思辨，但哲學不應是脫離現實的玄思，它必須關注現實，將理論觸角伸到現實的深處。現代化運動是當今中國最基本的現實，我們應為之搖旗呐喊、鳴鑼開道。關於中國現代化研究的主要成果將是我的《東方的崛起》這部著作。這部著作將以較大的曆史跨度再現中國現代化的曆程及其內在邏輯，其意在於：讓曆史告訴未來。
李立新：您的理論研究確有自己的特色，那麼，您追求的理論境界是什麼？
楊耕：一言以蔽之，建構理論空間，雕塑思維個性。
哲學家的當代良心和使命
《光明日報》記者祝曉風：現在有一種非常流行的說法，就是認為，當今中國的哲學越來越趨於“冷寂”以至衰落，而且隨著市場經濟體製的確立，這種“冷寂”、衰落將呈加速態。您如何看待這種說法？
楊耕：我不同意這種觀點。這種觀點看到了某種合理的事實，但又把這種事實溶解於不合理的理解之中。當然，和改革開放之前“全民學哲學”的“盛況”相比，目前哲學在社會生活中的確顯得較為冷清，許多人對哲學持一種冷漠、疏遠的態度。但是，隻要我們透過現象看本質就會發現，那時的哲學繁榮是一種虛假繁榮，其中，不乏對哲學膚淺甚至庸俗的理解以及急功近利的運用，而目前所謂的哲學“冷寂”實際上是人們對哲學本身的深刻反思，是一種學術回歸。具體地說，哲學界通過對現代西方哲學的批判反思，對中國傳統哲學的批判反思，以及對哲學的重新定位完成了這種學術回歸。
在我看來，正是這“批判反思”以及“重新定位”，促使當代中國哲學越來越走向成熟，其主要標誌就是：麵向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版”正在形成。在當代，“全球意識”與“尋根意識”並存，任何民族哲學的發展都必須同時考慮時代性、世界性和民族性，並使二者融洽起來。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當代“不可超越的意義視界”，中國傳統哲學屬於人類“早熟”的自我意識，是一種富有東方神韻的深沉的哲學智慧，能夠代表中國哲學未來發展方向的，就是麵向21世紀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