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萊倫是一個負責任的學者，他的這本《馬克思傳》不僅對馬克思思想研究中的“熱點”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而且注重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細致分析，尤其是依據新的材料，對馬克思的“四大手稿”，即“1843年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手稿”、“1844年的經濟學哲學手稿”、“1845—1846年德意誌意識形態手稿”、“1857—1858年的資本論手稿”進行了深入、全麵分析。這“四大手稿”在馬克思生前都未發表，大都是在20世紀20-30年代發表的。但是，如果離開這“四大手稿”，我們就沒有辦法理解馬克思。麥克萊倫認識到這一點，所以他在《馬克思傳》中指出：“在20世紀30年代出版過的馬克思的幾本重要著作，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對馬克思的理論貢獻的認識。”在係統分析馬克思這四大手稿的成就方麵，在運用和分析新的材料方麵，麥克萊倫的這本《馬克思傳》也是其他的《馬克思傳》不可比擬的，這也是麥克萊倫的《馬克思傳》的特點之一。
這本《馬克思傳》，使作為思想家的馬克思的“形象”躍然紙上；同時，使作為馬克思主義研究專家的麥克萊倫“在場”的形象凸現出來。在蘇東劇變後，在1995年的新形勢下，麥克萊倫“以一種同情批評的立場進行寫作”，力圖“呈現一個合理的穩妥的（馬克思）形象”，“試圖完整覆蓋馬克思生活的三個主要方麵——個人的、政治的、精神的”，反映出他對馬克思思想的執著信仰和深刻分析。
張聖華：一個多世紀以來，對馬克思的評價曆來不一，麥克萊倫的這本《馬克思傳》也暴露了馬克思的一些人性弱點。您是國內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專家，您如何評價馬克思？
楊耕：對馬克思的評價不一樣，這很正常。一個多世紀以來，馬克思的“形象”的確處在不斷轉換中，而且馬克思離我們的時代越遠，對他的認識的分歧也越大，就像行人遠去，越遠就越難辨認一樣。這是我要說的第一點。
我要說的第二點是，在曆史上常常出現這樣一種情況，即某個偉大思想家在其身後，在經曆了一個較長時期的曆史運動之後，會重新引起人們的重視，或者說，人們會重新回過頭來研究這個偉大思想家的某些觀點以至整個思想體係，重估其理論價值，並在這個過程中產生爭議與分歧，形成不同的流派。亞裏士多德、康德、黑格爾的命運是如此，馬克思的命運也是如此。
我要說的第三點就是，每個人的知識結構、價值觀念、生活經曆、階級立場都不同，因而對馬克思的評價也必然不同。麥克萊倫注意到這一點，所以，他在《馬克思傳》中指出：“許多論述馬克思的著作都受到各種政治斧鉞的削磨。假裝對任何人的生平做出完全‘中立’的描述是不可能的——更別說是對馬克思的生平了。關於馬克思有著大量的信息和評論，選擇的過程本身就意味著采取了一定的立場。”
張聖華：您剛才提到的這本《馬克思傳》暴露了馬克思的一些“人性弱點”，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就是書中所說的馬克思年輕時酗酒、打架，並因此被學校關禁閉，馬克思與海倫·德穆特之間有一個私生子，等等。
楊耕：我想，這裏有幾個問題：一是馬克思到底有無私生子，我們無法考證，也無法對這個私生子做親子鑒定；二是馬克思即便有這些或那些所謂的“人性弱點”也很正常，是人都有弱點，馬克思自己就曾經說過，“凡是人具有的我都具有”；其三，麥克萊倫之所以“暴露”馬克思的這些生活細節，是為了凸現一個活生生的馬克思“形象”，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向讀者呈現一個合理的穩妥的（馬克思）形象，避免陷入要麼偶像化，要麼玷汙的兩個極端。”
馬克思是人而不是神，馬克思是普羅米修斯而不是上帝。是人就有弱點，沒有弱點的人不存在。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哪個偉大人物沒有弱點。所以，這本《馬克思傳》暴露的馬克思的一些所謂的人性弱點，在我看來，都很正常。馬克思寫《共產黨宣言》時多大？不到30歲。中國人講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才知天命，馬克思此時還沒有“立”呢，離“不惑”還遠著呢。馬克思有弱點，並不影響他的偉大，相反，有弱點的馬克思，才是一個真實的馬克思。在這個意義上說，麥克萊倫的這本《馬克思傳》告訴我們一個真實的馬克思，使馬克思從“天上”回到“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