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耕：無論是作為學者，還是作為出版人，我都欣賞並敬佩牛津大學、牛津大學出版社的悠久曆史和輝煌業績。和牛津大學出版社500多年的悠久曆史不同，北師大出版社隻有30餘年的短暫曆史，用偉人毛澤東的一句話，30多年的曆史隻能是“彈指一揮間”。但是，我們抓住了這次機遇，成功實現了轉企改製，並緊緊圍繞著教育出版的核心業務，加大力度、加快速度推進圖書結構轉型，在完善基礎教育教材體係、提升助學讀物水平的基礎上，以“主幹的教育科學（包括心理科學）和人文科學，精幹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為定位，重點發展職業教育教材、高等教育教材和學術著作，形成了原創圖書與引進圖書相結合、學術圖書與大眾圖書相結合、資料性圖書與理論性著作相結合的學術著作立體結構，從而增強了經濟實力，提升了學術傳播力，提高了市場競爭力，擴大了社會輻射力。在完善學術出版機製的同時，北師大出版社依托體製創新，集約發展和市場運作，實現了跨越式發展。2011年，北師大出版社銷售碼洋達15個億（人民幣），淨利潤大幅增長，在中國大學出版社位居首位，在整個中國出版業中名列前茅。北師大出版社經過改革實踐以及集團化、市場化運作，通過出版體製創新、圖書結構轉型，正在向著成為具有較大學術影響力、較廣社會輻射力和較強市場競爭力的現代文化企業穩步邁進。
主持人：看來雙方都是大學出版社成功的典範。在不同國家、不同社會製度下，大學出版社的管理體製會有很大不同嗎？
尼爾·湯姆金斯：牛津大學出版社是牛津大學一個獨立的部門，就像牛津大學的39個學院一樣，是獨立的法人機構。牛津大學委派代表（大多為教授）組成管理委員會來管理出版社所有事務，下轄學術委員會和財務委員會，負責選題和財務事務，首席執行官負責出版社正常運轉和日常事務，現任出版社首席執行官為奈傑爾·波特伍德。管理委員會密切關注所有出版業務，學術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審查出版社申報的選題，換言之，學術委員會最終決定出版的選題。這一點對牛津大學出版社的成功至關重要，因為學術委員會不允許那些不符合學術和教育最高標準的選題通過。
楊耕：北師大出版社的管理體製不同於牛津大學出版社，有其特殊性。這種特殊性表現在三個方麵：一是出版社的業務主管是國家新聞出版總署，行政主管是國家教育部，而資產管理是北京師範大學，同時，出版社社長、總編輯由北師大任命；二是出版社是一個學術機構，同時又是一個商業機構，要向國家上繳利稅，向學校提供資金支持，出版社現在已經轉變為企業，要進入市場，進行市場運作；三是作為市場主體，出版社完全自主經營，在不違憲的前提下，出什麼書、出多大規模的書由出版社總編辦公會決定。我不認為學術出版與市場運作之間存在著不可解決的矛盾，相反，學術出版隻有通過市場才能充分發揮其社會影響，實現其學術價值。有市場的書不一定有學術價值、正麵的社會影響，但沒有市場的書肯定沒有社會影響，也無法實現其學術價值。
北師大出版社這幾年之所以得以迅猛發展，之所以實現跨越式發展，得益於遵循教育規律、出版規律和市場規律，得益於學術化、集團化和市場化運作。作為大學出版社的管理者，我對搞好大學出版社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麵：一是如何處理好出版業的傳播學術、傳承文化與創造商業利潤的關係；二是如何處理好塑造市場主體與為學校教學、科研服務的關係；三是如何處理好學術出版與資本運作的關係。如何把握好上述三重關係之間的張力，是個難題，我相信牛津大學的同仁也有同感。在我看來，這四個問題是大學出版社發展曆程中所共同麵臨的問題。
主持人：隨著現代數字技術的發展，大學出版社必然麵臨著數字化的挑戰，那麼，數字技術如何影響教育出版？
尼爾·湯姆金斯：麵對數字技術的挑戰，要用長遠發展的眼光，以自身使命為基礎，發揮我們的創造性。近年來，我們對新的數字平台，如OSO（牛津學術在線）和OBO（牛津文獻在線）進行了大量的投資。但總的來說，數字技術對出版的影響比我們在5～10年前預想的要緩慢些。目前，學術出版已經幾乎都實現了數字化了，尤其是基於搜索引擎的學術期刊的出版，估計近50%的學術出版收入都來自於數字出版。然而，教材出版則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數字化對學校教育的影響剛開始顯現，目前，教材出版中的數字出版收入大約隻有3%～4%，這是非常低的一個比值。但是，數字化已成為考量教材出版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估計，50%～60%紙質教材的銷售取決於良好的數字資源的支持。因此，今天若沒有數字資源的支持，也就無法銷售紙版教材。在未來的幾年中，我們應該能夠看到更多數字化發展的趨勢和變化，尤其在教育出版領域，紙質出版和數字出版可能會緊密結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