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論轉向”以後，人們又認識到，認識受到語言的製約，所以，哲學史上又發生了“語言學轉向”。從本質上看，這種“語言學轉向”所體現的，就是對人與世界聯結點或中介環節的尋求，顯示的是現代哲學對思想、語言和世界三者關係的總體理解。這種總體理解就是：世界在人的思想之外，但人隻能通過語言來理解和表達對世界的理解。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分析哲學認為，語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我們隻能談論“我的世界”。
的確如此。你掌握的語言不同，你認識世界的界限、深度和廣度就不同。一個小學生心目中的世界和一個大學生心目中的世界能一樣嗎？什麼製約他？首先就是語言製約他。所以，分析哲學認為，語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你掌握了什麼類型以及多少詞彙，你對世界的認識及其表達也就隻能達到什麼樣的深度和廣度。語言也經常引起分歧，很多語言經不起推敲。譬如，公共汽車上都有“老、弱、病、殘、孕專座”。這就有問題。什麼是“老”、“弱”、“病”、“殘”？“老”到什麼程度叫“老”？“弱”到什麼樣子是“弱”……語言中的確存在著許多重要的哲學問題。
研究語言問題的確很重要，但無論如何，語言不可能不反映現實。過去，人們之間的稱呼主要是“同誌”，現在，還有幾個喊“同誌”的？“小姐”、“太太”、“先生”、“老板”這樣的稱呼大行其道，風靡全國。表麵上看，這是語言在變化，實際上是社會在變化。後現代主義信奉“語言遊戲論”，認為語言能決定一切。在我看來，這不過是後現代主義的自我感覺而已。實際上，任何一種文化思潮，任何一種哲學體係，不管它如何抽象，也不管它具有什麼樣的個性，歸根到底都是時代的產物，都不可能離開時代。奴隸社會不可能產生三權分立思想，封建社會不可能造就一代共產主義新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必然產生崇洋媚外思想。任何一種思潮的出現都和時代有關。後現代主義也不可能是空穴來風，對後現代主義的分析和認識也不可能僅僅通過語言遊戲就能達到，後現代主義有它產生的特定的根源。
二、後現代主義為何和如何產生
從總體上看，後現代主義的崛起在現實性上有兩大根源：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曆史災難；二是戰後科技革命及其社會效應。
先說第一個根源。按照法國啟蒙哲學和德國古典哲學的觀點，人有理性，表明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動物沒有理性，人有理性。馬克思也讚成這個觀點。說動物有本能，人也有本能，但動物的本能就是本能，人的本能是被人所意識到的本能。這是人與動物的一個重要區別。恩格斯有句形象的話，“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獸”。這不是說人真是野獸，而是說人從動物界演變過來，在人的身上必然存在自然本性或本能。但是，人的本能是被人所意識到和控製的本能，而且這種本能被打上了社會關係的烙印。飲食男女本來是本能，是一種自然現象，可“朱門酒肉臭，路又凍死骨”是一種社會現象，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愛情傳說表麵上看反映的是兩性之愛，實際上反映的是當時的社會關係。動物的本能是純粹的本能，人的本能是打上了社會烙印，而且能被人所意識和控製的本能。
人的本能為什麼能被意識和控製？因為人有理性。西方思想家一直崇拜理性，他們把理性高高地放在祭壇上，讓人們頂禮膜拜。可是兩次世界大戰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人類自相殘殺，把西方思想家對理性的崇拜和理念打得粉碎。為什麼人間遭到這麼大的曆史災難？西方思想家對理性觀念、人的自我控製、社會進步等信念產生了懷疑。
第二個根源是科技革命。科技革命造成了巨大的社會效應，推動了社會前進，這一點毫無疑問。可科技是一把雙刃劍，就像知識是一把雙刃劍一樣。科學技術可以把人造衛星送上天，可以造福於人類，可科學技術也可以製造足夠的原子彈來毀滅人類。我們不是經常說生態平衡、環境汙染嗎？在我看來，生態失衡也好，環境汙染也好，都是以“天災”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人禍”，是人們的生產方式、思維方式、價值觀念有問題。這使我不禁想起恩格斯的名言：最後毀滅人類的是人類自己。科學技術是一把雙刃劍，它帶來一係列正麵效應，也帶來了一係列負麵效應，比如說克隆人，後果真難預料。我看過一篇報道，說某科學家把人的細胞和兔子的細胞放在一起做實驗。如果這個實驗成功了，後果不堪設想。由此產生了科技倫理的問題。科技革命使西方思想家對於由知識增長而造成的人與世界的分裂、人的萎縮乃至自身的分裂產生迷茫和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