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經曆曲折（1957—1965）
然而遺憾的是，從1957年開始的“反右鬥爭”，使得剛剛取得效果的《人民日報》改革中途夭折。從那以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在長達20年的時間裏，由於“左”的路線的長期影響，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受到嚴重挫折，新聞學研究也幾乎陷入停頓狀態。
在1957年開始的“反右鬥爭”中，以王中為代表的一些積極探索新聞學專業理論的學者們的觀點遭到批判，人們對新聞學的認識越來越偏向“左”的軌道。
王中先生1956年9月提出的《新聞學原理大綱》成為“反右鬥爭”中批判的靶子。這個大綱是一個綜合新聞理論和新聞業務多方麵內容的理論體係，大綱共分18章，其中涉及理論問題的有10章，其框架同根據蘇聯教科書製定的人民大學新聞係教材的大綱並無太大區別，但在具體闡述相關的內容時作者卻加進了許多自己的思考，特別是前3章中對資產階級新聞業的評價和對新聞業一般規律的闡釋，如新聞的商品性、趣味性等，特別是他強調的新聞工作的雙重屬性（階級性和商品性）問題成為“反右”時批判的重點，王中本人也被打成“右派”，並因此長期受到政治迫害。
以現在的認識看，王中先生那時的一些觀點顯然是正確的，但在當時的情況下，這些觀點卻是與主流意識形態相背離的。例如他認為“新聞事業是階級鬥爭產物”的說法是“錯誤”的，他提出，“新聞事業不是一有階級就產生的，而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曆史條件下才產生的。”他解釋說，“新聞事業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是因為社會需要新聞，因此各種不同的黨派才可能把自己的觀點和政治目的通過新聞影響讀者。新聞事業是社會產物包括了新聞是階級鬥爭工具的含義，但隻說是階級鬥爭的產物，則失掉了所以能成為階級鬥爭工具的理論基礎。”他還說，“資產階級新聞學與無產階級新聞學皆有應用科學部分，各有適應其報紙需要的價值。”顯然，這些觀點都是受當時主流意識形態所排斥和否定的。
由於“反右鬥爭”以後長期存在的“左”的思潮的影響，我國新聞學的理論探討從此更加步履維艱，1960年發生在中國人民大學的“錯批事件”就是一個典型事件。
這一事件批判的對象是中國人民大學新聞係的甘惜分老師，內容是他1959年撰寫的《新聞理論教學大綱》。在這個大綱中，甘老師提出“不能將報紙的政治性和法律、國家機器、暴力作用混為一談”；“報紙除了階級鬥爭這一性質之外，還有其他屬性”，如“教育人民”、“反映社會生活”、“傳播知識”等；“無產階級報紙要向資產階級報紙學習”，等等。由於當時“左”的思潮勢力很大，連這些反映正確認識的極其簡單的常識性觀點都受到了批判。後來，中宣部在接到甘老師的投訴信後派人來中國人民大學新聞係調查，才平息了這場由學術爭論引發的政治批判風波。
這一時期，也有一些探討社會主義新聞工作原則和規律的成果。如1957年3月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期間發表的《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這是這一時期代表毛澤東新聞觀點的一篇重要講話。他在講話中談到了記者的馬克思主義修養，以及新聞的階級性、時效性、專業性和新聞批評等問題，其中一些內容是對社會主義新聞工作原則和規律的闡釋。
再如1959年《新聞戰線》第9期刊登的鄧拓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與新聞工作》，這是一篇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來理解和認識新聞工作的代表作。文章強調新聞工作者要掌握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要學會唯物地、辯證地看待事物。文章還運用列寧《哲學筆記》中的提到的辯證法的十六個要素，來分析新聞工作中的矛盾關係，探討新聞報道的一般規律。雖然該文有著明顯的時代印記，但是對人們認識社會主義新聞工作的性質任務、工作要求和工作方法有著一定啟示。
這一時期新聞學著作的出版數量呈現出明顯的下滑趨勢——從1960年到1965年，新聞學著作數量僅有50本，不僅出版物數量減少，其內容也有變化。1960年，尚有幾本研究新聞宣傳經驗的著作，以後逐年減少，到後來隻有經驗彙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