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年秋天在大連，有幸和汪曾祺先生在一塊兒。他常說些梨園掌故，我有時也說一點兒。巧了的是，有時說到同一樁掌故，卻小有出入。比如說到王瑤卿的“一字評”，我知道的是這樣的四個字——梅蘭芳的“象”，程硯秋的“唱”，尚小雲的“棒”，荀慧生的“浪”……這不算秘密，許多梨園人物都跟我說過，我後來也在文章中引錄並加解釋，並把“象”加以引申——做工有“象”，武打有“象”，連唱工和念白也能出“象”。我甚至把西方戲劇理論中的“心象說”，把咱們傳統的“意象說”，全都囫圇著聯係到一塊兒。更有甚者，我還把評論太湖石的“四字訣”（瘦、皺、漏、透）也“帶”了進來，從而論說中國傳統文化“以點概麵”的特征……
然而，汪先生的說法不同：“梅蘭芳的‘樣兒’、程硯秋的‘唱兒，……”
我趕忙插嘴：“王瑤卿講梅蘭芳，仿佛是‘象’吧？”
“不，是‘樣’！說‘象’是後人的附會……”汪的態度斬釘截鐵。不料，他說完了王談荀的“浪”之後，又加上這麼一句——“荀先生聽‘通天教主’這麼說自己，當時笑著就回敬了一句：您也夠‘臧’的……”
我尋思許久，覺得汪先生這“一‘樣’一‘臧”’的敘說，可能是當時的真事兒，因為這種對答中有人物的聲音笑貌，也有內涵著的意蘊。試想：王大爺最初讚美梅，時間可能在20年代中期（或者稍後），梅的藝術還正在發展過程中，遠沒達到後來的“博大精深”。王當時看重的，也僅是梅扮相上的雍容華貴。後來，等梅“伶界大王”地位確立了，等梅訪美歸來，等“博士”頭銜把國人弄得暈暈乎乎了，或有晚輩戲迷才把“樣”悄悄改為“象”。同樣的道理，等到黃佐臨提出了世界三大戲劇體係的立論，作為晚輩又晚輩的我，才會在“象”字上加以引申，因為“象”是一個比“樣”高大得多、也深刻得多的概念，一個“象”字足以涵蓋梅整個的藝術，並且說不完道不盡。至於說荀慧生回敬王瑤卿的那個“臧”，也可能真是當時的一句笑談。我想，今人不要因為荀的這一句話，就認為荀對王不尊重；同理，王偶然“嘴損”，也不會影響他關心愛護四大名旦的慈愛胸懷。您如果在梨園處久了，就會發覺一方麵是“長幼有序”，同時也提倡“沒大沒小”。
眼睛一直注視著傳統文化當中的“一字評”，一旦耳朵遇到生活中的類似例子便覺得敏感。比如前幾年看到啟功先生在一篇文章中發出這樣的喟歎：“如果有人懷疑我這話，我便要問他：《詩經》的詩怎麼唱？《儀禮》的儀節什麼樣？周鼎商彝在案上哪裏放？古人所睡是多長多寬的炕？”這裏的“唱”、“樣”、“放”、“炕”，聲母不同而韻母一樣，況且音韻上都屬去聲，讀起來有頓挫之致並且好記。還有，不久前電視中一位退休女工介紹減肥經驗，她說自己悟到了四字真經：“湯”、“糖”、“躺”、“燙”。這四個字的聲母、韻母完全相同，不同僅在四聲。從這兩個例子足見中國的音韻文化是多麼深厚和活躍。我在追尋“一字評”時經常萌發出兩點感慨：第一是它的寶貴，精煉到隻用一個字就去概括一個複雜事物的程度，大概也隻有咱們中國的古典藝術，才能具備這樣的習慣和能力。言簡意賅，直截觸及事物的本質，而且帶有一種“境”的意味。隻一個字，卻沉甸甸！第二則因為過於簡練，於是精辟和偏頗同在，也需要後人在體會研究時，做一些必要的闡發。尤其是在審美風氣進行轉換之時，不同年紀的人時常存在“代溝”，同一個（些）字詞便容易引出不同的解釋，像前述汪先生和我對“象”字做不同的闡發就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