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姬傳曾作《記拍攝〈遊園驚夢〉》一文，寫的是1959年梅蘭芳和俞振飛、言慧珠拍攝昆曲《遊園驚夢》的舊事。其中有一段記錄了俞振飛的談話：“先父粟廬先生曾訓諭我：‘杜麗娘是有詩意的古代少女，要得靜字訣才算度曲高峰。’梅先生的確得到靜字訣，這和他虛懷若穀是分不開的。”
問題出來了：什麼是靜字訣？既稱“訣”，想必是一種有節奏、有韻腳的、能夠誦讀之短語，想必它能幫助演員集中精神，從容進入創造的狀態。回顧昔日與京劇演員朝夕相處，卻從沒見人說起過。但翁偶虹先生生前嚐言，架子花前輩黃三（潤甫）曾向侯喜瑞傳授《取洛陽》的馬武，說到在四將起霸之後，馬武有一個轉身下場的亮相，借以表達他和岑彭賭氣鬥勝的情緒。黃說此處有一個竅門兒——心中默念推牌九的一個口訣，來幫助掌握動作的要領。口訣十分奇特：“金瓶配小三兒，外帶小麻花兒。”“金瓶”、“小三兒”是推牌九當中的兩種“點兒”，這兩種“點兒”連翻就可致勝。當時打牌者坐在方桌的四麵，另外在方桌的四個角上，也各有一位準備隨時“吃喜”之人——他隻要“跟”定某人，某人勝他也隨勝。所以一當某人摸到“金瓶”之際，再摸之前必定在心中要默禱“小三兒”；而“隨喜”之人也會同聲默禱的。演員按這一口訣運轉身體的各個部位，亮相時的節奏感會非常之強，也就自然獲得熱烈的掌聲。
這是翁先生偶然說起的一個小插曲，但它小中見大，足以證明當年的梨園伶人多麼善於編排和運用口訣來輔助舞台上的表演。由此我們一方麵可以感受到靜字訣的存在，但同時又在這三個字的背後，確認有一係列的不可知——是否有典（故）？是否有字（詞）？是否有聲（韻）？
我以為，典（故）、字（詞）和音（韻）都可有可無，唯獨它肯定有輕盈纖巧而又紮實深沉的聲（音），並以聲形成節奏。從聲到節奏，首先得是心理的，至於是否還有外在的音樂和文字形式，就不得而知了。
需要探討的第一個問題，梅先生是否真正得到靜字訣？我們很難找到直接的證明。那麼間接的呢？我以為有。就在此書的另一篇文章（許姬傳寫的《梅門弟子言慧珠》）中，提到言演出了梅的《洛神》，曾專門請戲劇家李健吾看戲。事後言請李提意見，李稱讚各方麵都好，唯獨言的洛神少了一點“仙氣”。為此，言慧珠向梅先生做了轉述，並請梅先生向自己傳授“仙氣”。梅先生笑了，“仙氣恐怕是一種修養，你可以揣摩《洛神賦》，同時到博物館看看《洛神圖》古畫，從文字、圖畫裏下功夫研究。洛神下場時對曹子建說：‘殿下，你我言盡於此，後會無期，殿下千萬珍重，小仙告別了。’這裏要表現洛神惆悵寂寞的心情，但又與‘凡人’離別時的感情不一樣，要表麵淡、心裏苦才符合她的性格。你照我的方法去琢磨，就能找到李先生所說的仙氣了。”梅的回答講述了自己取得仙氣的絕招，他發現了洛神“表麵淡、心裏苦”這樣一個準確的內心世界。由此推及到靜字訣，我們可以確認梅先生在事實上是掌握了的。
第二個問題，與梅先生的認知和掌握相映成趣，是參與此次拍攝的電影工作者，大多浮躁在工作的表層之上，沒能抓到得以深入和準確的靜字訣。何以見得？許文介紹說，此次拍攝是由夏衍推動，由北京電影製片廠調集最優秀的人員參與進行。以往雖然為梅、程、周、蓋拍攝過一些影片，卻未能使得兩門藝術得到最佳的碰撞和融合。在這次拍攝中，本來工作的重點，應該是處理好三位主角之間的戲；但在實際進行當中，梅、俞、言大多都是“自己處理自己”。導演則把力氣花到“堆花”一場的“群眾場麵”中。按照京劇傳統，“堆花”中的十二個花神分別由生、旦、淨、醜扮演，手持一到十二月的花枝絹燈，上場後有唱也有舞，這在北方梨園早成為一種傳統。導演在電影中則改由上海戲校女生扮演，人數增加到20人，這個數字和月份就毫不相關了。同時在排練中，又發現了女生因行當不同（分別來自老旦、正旦、刺殺旦、閨門旦和貼旦）而腳步混亂。為什麼會有此發現？顯然電影要求這些花神的是舞蹈，而舞台上要求12位演員的是要“有戲”。許文說，“導演很看重這場舞蹈，還用電影疊印手法，在灰色背景前拍大紅花一朵，拉開變成四朵，又在絲絨背景前拍粉紅花、紅綠綢、五彩亮片，配合唱詞中‘萬紫千紅、眼花繚亂’的景色……”顯然，導演越是忙，電影中的舞蹈越是“漂亮”，就越發“攪”了整體上的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