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共鳴說，不是說沒有是非之分，也沒有優劣之別。是非自然是有的。中國先秦百子中，以儒為最優，不然的話，為什麼儒家學說在中國文化史上起了那樣巨大的作用，而別的學說就不能？有優有劣，不影響百家爭鳴，而百家爭鳴，也不影響擇優而用。從理論價值意義上說，此時此地的錯誤理論，或許對彼時彼地卻有借鑒價值。也有時候，錯誤與正確原來難於細細分別清楚。誠如一位散文作家所說“正是由於正確與錯誤的並存，才綜合顯示出真理的全部穩定性和豐富性。”從現實價值意義上說，社會選擇是有排它性的，“搖頭不算點頭算。”如果混淆了二者的含義，必然造成混亂。況且說'有些理論其消極作用很大，不適合國情民情，雖在理論發展史上有一席之地，作為主導地位卻絕然不行。例如，先秦時期公孫龍子的學說'縱橫家的學說，乃至莊子的學說，雖然影響很大，畢竟沒有成為主導理論的資格。
道德衝突，又有鮮明的曆史性特征，或者說具有不可逆轉的時空要求。新的學說終究要代替舊的學說，這是一條曆史發展規律。縱然你幹不樂意萬不樂意，也無可奈何。黑格爾講到悲劇的時候，說過一很段精彩很深刻的話。大意是說，悲劇並非道德與非道德之爭，而是兩種不同的道德認識和道德行為之爭。正因為榮國府上下都滿嘴道德仁義，又因為賈政的道德，賈母的道德，王夫人的道德和賈寶玉、林黛玉的道德絕然不同，才造成了悲劇性的後果。道德屬於曆史這個範疇，新的終究會成為舊的，而舊的一定會為新的代替。息息相通，陳陳相因，代謝不已。這就是說，道德衝突的結果，是曆史選擇的結果。那些不合乎曆史需要的內容，隻能退出曆史舞台。也就是說，道德衝突盡管衝突，而其曆史標準必定是存在的。道德衝突的過程，乃是一個從無序到有序的過程。道德衝突的結果，乃是新的道德規範形成的必要條件。
人類文明的進步標誌，就在於對這個從無序到有序的過程越來越具自覺性、能動性和調適性。
第二節 道德結構
道德結構源於社會結構。或許可以這麼說，有什麼樣的社會結構就有什麼樣的道德結構。比如柏楊先生說中國人最擅長“窩裏鬥”，起個名字叫作醬缸文化，這也有點道理。西方人——特別是近代以來的西方人，好講個人主義、自由、平等、博愛和競爭精神、自立精神。中國人——特別是舊時代的中國人，則很少有這樣的精神。是不是中國人太笨，先天素質低劣，豎子無可教也，不是的。中國人並不笨，中國人的先天素質也不差。因為他沒有那樣的社會條件，也就很難產生那種類型的社會典型。中國有賈寶玉，法國有於連，中國有林黛玉，俄國有安娜?卡列尼娜，他們都有超越前人的愛情追求，然而，彼此之間，相差豈止十萬八千裏。寶玉既沒有“紅與黑”的追求，林黛玉也絕不會采取安娜?卡列尼娜一樣的殉情方式。中國傳統文化中為什麼沒有產生於連，也沒有產生安娜?卡列尼娜？因為中國沒有發生英國式的產業革命，沒有發生法國式的資產階級大革命，也沒有俄國彼得大帝領導的大革命運動。中國有鴉片戰爭，有戊戍變法，有義和團運動，有太平天國起義。這些都不行。唯有“五四”運動才開啟曆史新紀元，使現代中國人找到了正確方向。
社會結構是道德結構的基礎。反過來，就是道德結構未能獨存。道德不能上帝式地獨立於社會之外，也不能皇帝式的深居於皇宮之內。它要和其它種種社會因素發生關係，相互製約。道德與經濟有關，與法律有關，與政治有關，與外交有關，與科學技術有關，與教育文化有關，與文學藝術有關，與民族習慣有關。不但有關，而且和這些因素形成有機聯係，形成特定的社會結構類型，於是找到自己的位置，發揮自己固有的道德影響。
而且，我們現在知道了，即使同一性質的社會製度，其社會結構類型也未必相同。中國的封建社會就不同於西方的封建社會，西方的奴隸製度也不同於中國的奴隸製度。不僅如此，即使進入近、現代社會之後，不同文化類型的國家，也同樣存在結構性或者說模式性區別。我們中國人愛談論中國特色，什麼是中國特色，特色反映的是結構性區別。為什麼有結構性區別？因為，中國的曆史文化與西方和東歐的不一樣。中國的民族構成和民族習俗也與他們不一樣，中國的地理環境，中國的社會生產結構和生產力水平與分布又與他們不一樣。種種差別，就形成了不同的模式。既是自然而然的，也是約定俗成的。
講中國曆史文化，道德結構在整個社會結構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德、才、學、識，以德為本；儒、道、佛教，以儒為本；以忠治天下，以孝治天下。曹操的父親讓徐州的一個將軍殺了，於是全軍帶孝，去打徐州。你曹孟德死了父親，悲傷欲絕，以頭搶地，人人都說你是一個孝子，可是，這與別人有什麼相幹？別人憑什麼跟你一樣披麻帶孝，也好像死了父親一般。這在基督教國家，無論如何不可理解；這事情放在佛教國家，也不可理解。佛的理想，在於普渡眾生，跳出輪回之苦，當了和尚，連父母都不認，還會為死去的先人披麻帶孝嗎？然而，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等級社會，人際關係乃是不折不扣的依附性關係。上帝離我們太遠，皇帝或者準皇帝或準準皇帝離我們卻近，於是以身相許，便叫“主公”。仿佛孔明之於劉備，曹洪之於孟德，魯肅之於孫權，薑維之於劉禪。主公家出了事，作臣子作奴仆的就算比當事人還要悲傷欲絕，哭歪了鼻子似也屬理所當然。
道德結構居於如此地位，形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特有的模式類型，其利也存，其敝也存，終於弊多利少，加速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日趨沒落。中國人講仁義道德，講到發瘋的程度，什麼科學技術，什麼民主思想，什麼文化教育，什麼富國強民，什麼共禦外侮，什麼民族獨立，統統可以不要。在強大的異族侵略麵前，可以稱兄道弟，可以自認幹兒，可以屈辱和親，可以割地賠款，而一轉過頭來，對於自己的臣民，馬上成了凶神惡煞。不見半點心肝。宋高宗殺金兵屁點本事沒有，殺嶽飛卻威風不可一世；明英宗在土木堡成了木雕泥塑，一回北京城，馬上舊物還魂，七弄八弄，還是大明皇帝，而且依然一而貫之的虎狼之威，不問國仇，隻解私恨，眼都不眨，先把於謙殺了。清代人就有民諺說，朝廷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府，官府怕朝廷。如此怕法，形成惡性循環。英國人的兵艦打不下虎門，戰不敗林則徐，就驅艦北上，一下子把道光皇帝嚇破了膽。馬上罷了林則徐的官，發配新疆充軍去也。應該說，社會結構和道德結構都是可以改變的，例如中國傳統文化結構自“五四”運動以來就發生了幾次大的革命性改變：“五四”運動為一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一變；實行改革開放又為一變。變化之大，震驚了世界，改變了中國人東亞病夫的悲慘形象。然而，積習既久，變也不易。所以才有“十年動亂’’那樣的悲劇發生，這個稍後再提。
就道德結構本身而言，其構成因素的差異性也是明顯的。道德結構的基本內容，可以分為公民道德、家庭道德、職業道德和社會公共道德這四個部分，當然這是近代以來的分法。然而這四個方麵在道德結構中所處的地位其實也是不同的。中國封建時代，士、農、工、商，以農為本，對於土地極端重視。重耳流亡在外，向農夫乞討的故事，幾乎盡人皆知。就是鼎鼎大名的成吉思汗，對土地的重視程度也是無與倫比的，他為了國家利益，任何寶物都可丟棄，就是土地絕不能損失。他生在亂世，敵國索要寶馬，臣下不讚成以千裏馬贈人，他卻慨然相贈，一付滿不在乎的模樣，敵國又索要他的愛妾，許多臣下以為“是可忍，孰不可忍”，但他同樣滿不在乎，你要，我給，好商量，小子貪心如狂犬，寡人氣量大如牛，便將愛妾贈人。後來，敵國又來索要土地，很多臣下說，對方索要的土地，貧脊不堪，雖舍無傷，但他怒發衝冠，殺了這些臣下，率兵與敵一戰。土地能使成吉思汗發衝冠之怒，不是偶然的現象。中國傳統道德最重土地，最重家園，因為土地乃是家園生活的基地，而家庭又是經營土地的生產主體。而且，很自然地，由重視土地進入到重視家庭重視血緣。中國是一個地緣加血緣的道德傳統國家。贏政作皇帝，就要萬代如斯，沒完沒了地坐下去；劉邦作皇帝就要立下誓約，丹書鐵券，藏之金櫃，非劉氏不能封王，非功臣不得封侯。鳳陽和尚朱元璋作了皇帝，把功臣舊宿殺一個幹幹淨淨，自己的子孫王侯卻可以橫行無忌，終於把大朝江山弄得破敗不堪，成為千古恨事。
這就是說，道德結構不僅受其基本構成內容的製約，而且還有自己的獨特組成形式。西方人是相信基督教的，皇帝再大，也在上帝之下。作為曆史發展的一個後果，就是歐洲不能統一，王權不能獨立，宗教權勢曾在封建時代達到頂峰。而神的統治一旦打破，就開始發現人自身的重要文化價值和社會價值。中國人不重神仙，沒有上帝，但極其重視皇帝的作用。皇帝高高在上，連神仙都歸他管，他要封哪個靈魂作神仙，管你玉皇大帝、元始大天尊、如來佛統統奈何他不得。中國的這種道德文化傳統，直至今天，仍然有很大的影響。
就中國傳統道德的哲學認識層次考慮，中國人的傳統道德係統，與其說重視理性，不如說更重實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常常是直觀性、模糊性、意念性和經驗性的。亞裏士多德特別重視邏輯學。在古希臘時代，學科分科也不是什麼新鮮事。中國的先秦時代，雖也有學術主張無限，學科分科卻一籌莫展，中國道家最好講“道”，影響久遠。不但尋常百姓不能違背“道”的約束，就是皇帝的行為不合“道”也不行，失道近乎“無道”，無道即為昏君，皇帝尚且如此，神魔鬼怪更是在“道”難逃。一旦悖“道”，必受責罰，所以，在古代中國就算當上神仙，其實也沒多大樂趣。
總而言之，道德的優劣，就其社會影響而言，是和它的結構密切相關的。結構的不合理，其危害遠遠超過具體內容的不合理。這一點，現在是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了。
就個體道德而言，也有一個結構問題。人生誰能無父、無母，至少現時代條件下，不能沒有父母吧！有父母就有家庭，有家庭就有家庭道德存在？人生誰能脫離社會群體，不脫離社會群體就有職業道德和社會公德存在。同理，如果能在家庭和社會群體中成為一個優秀分子，個人的品德也就成為十分重要的事情了。實在說，不管世界發生多大的變化，一個有道德的人總比一個沒有道德的人更受歡迎。
然而，人無完人，不論是誰，都不可能在道德構成的方方麵麵都沒有一點瑕疵。全無疵點就是上帝。然而，上帝固然偉大，卻未必令人親近。一個毫無過失的人，隻會使我們敬畏如神明，卻絕不能親密如朋友。說句私房話，有時候，我真覺得那些無缺點或自認為毫無缺點的人實在比毒蛇猛獸更其陰森可怕。
毫無過失，即等於神；
全是過失，又等於鬼；
神鬼雖有別，卻都不是人。
做一個“不是人”的人，請問：這是一件好事嗎？
但是，向善之心，人皆有之。現實結構固然不能十全十美，理想結構卻可以光彩動人。人類需要以自己的道德理想激勵自己的向善之心，從而不斷地實現道德結構日益趨於完善。
道德結構的差異性是必然的，道德結構的現實性是不可能沒有缺陷的。但是，是不是這些現實中的缺點不能克服呢？不是的。是不是人類就沒有共同的道德發展規律遵循呢？也不是的。
我們講道德結構或者說道德構成，不影響我們對道德發展規律一致性的認識。事實上，各個民族，各個國家，或者各個地區的道德結構雖有明顯的差異，其共同性的普遍規律依然存在。中國人要走的路與西方人要走的路，充其量隻有結構性的不同，而沒有曆史規律性的不同。不但人類，就是人類與整個運動界，就是整個宇宙總有普遍性規律可尋。正由於此，所以才有牛頓的古典力學，所以才有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所以才有經久不衰日演益盛的東、西方文化的比較研究。比較研究並非隻看差異，東、西相揖別，各自奔前程；而是要相互借鑒，相互融彙，取長補短，找出人類進步最佳途徑。實在說，普遍規律的約束是誰也逃不出去的，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叫你沒法可想。
照我的看法，無論哲學也好，倫理學也好，文化學也好，都存在一個規律，幾種模式，多樣選擇的問題。
一個規律即普遍法規；
幾種模式，即由於不同文化環境形成的不同結構；多樣選擇，即作為文化主體的人類對於各種模式的主觀選擇。
而選擇的結果，或早或晚又會回到一個規律的認識上去。
最後，還要說幾句關於道德結構穩定性的話。
道德結構一經形成，就會成為比較穩定的社會力量。個人如此，社會尤甚。雖然每時每刻，每年每代都在發生變化，然而穩定性確實存在，就是因為，道德與其他社會因素相比，有更多的曆史和民族繼承性，有更廣泛的社會涵容能量，有更豐富的自我調適能力。這種穩定性除非社會製度發生根本變革，一般不會打破。例如中國封建社會有差不多兩千年時間，共同的道德原則即三綱五常，發生根本改變了嗎？沒有。西方社會，自文藝複興以來，無非自由、平等、博愛，加上私有財產不容侵犯，人身自由不容侵犯這樣幾條基本原則，雖幾經改變，主旨至今未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