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定的道德結構，屬於曆史範疇，而曆史範疇需要用大尺度去衡量。
第三節 人的發展和人的現代化
倫理學究竟是研究什麼的？有人說是研究“善”的，對象就是道德；有人說是研究“真”的，即“善”為什麼成其為“善”，人為什麼必須走“善”的道路而不能走“惡”的道德，以及用什麼標準判斷“善”、“惡”，乃至“善”如何轉化為“惡”，“惡”又在什麼條件下會轉化為“善”。
但是，“善”固然重要，人比“善”更為重要。人不僅是社會的主角，也是文明的主角，“善”的主角。
通俗地說，人不是為了“善”而活著，“善”卻是為了人而存在。
而中國傳統倫理文化的悲劇在於，它無比重視道德但並不重視作為道德主體的人。中國古代文明有幾千年曆史，這幾千年曆史中，有幾多成就，有幾多輝煌，但偉大的魯迅，麵對這曆史，屏心靜氣，卻從字裏行間，看出它“吃人”的本質。他寫道：
“我翻開曆史一查，這曆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中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這真讓中國的各式各樣的國粹家們受不了。中國曆史這麼偉大，儒學傳統如此輝煌，難道是用“吃人”兩個字可以概括的嗎？
回答說，是的。
因為中國古代曆史雖然既悠久又精采，但中國儒學傳統中，從來沒有人人平等的概念。不但沒有人人平等的概念，而且還要所有的人分為各種等級，有貴有賤。中國人的等級差別，完全可以稱為世界第一。人分九等，又不止九等。即使隻有九等，那等級也夠多的了。等級多，固然可厭，上貴下賤，尤其可厭，而儒學正是以“三綱”“五常”作為道德的根本，它不但堅持人的等級製，而且把這種人格等級製道德化了。君為臣綱，皇帝便是主子，臣僚乃是奴才，即使主子誅殺了奴才，這奴才及其家屬也一樣要百依百順，而且要望詔謝恩；父為子綱，父親好比皇帝，兒子好比奴才，父親管教兒子，隻管放心地打，而兒子對於父親，隻能無條件服從。他對了，你要服從，他錯了，對不起，你也得服從。即使你想勸告幾句，也一定要恭恭敬敬，不準高聲，而老子不聽你勸告，你還得依命而行。這不是因為別的，就是因為父為子綱，他那裏“綱”一動，你這裏“目”就張。
這種人格等級製的結果，是確立了禮教的地位，打擊了人的地位。人的地位被異化了。中國古人，或者為人上之人，或者為人下之人，但沒有真正人格平等的人。
儒家學說，大講“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請聽一聽，這是兩句多麼好的話。然而，儒學又認定人有上智下愚之分，而且世間事物皆可有變，“唯上智下愚不移”。由此生發，而“三綱”“五常”，而“性三品”說，而忠、孝、節、義，而宋、明理學。其結果，是仁者本應愛人，卻轉而成為仁的理想淹沒了主人。本來應該“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但人既有貴、賤之別，貴人之不欲，卻可以濫施於賤人。雖然孔夫子看不起體力勞動的，貧賤者卻隻能安於勞動。對皇帝老子絕對不能亂打屁股，但他們卻可以對閣僚大臣實施廷杖，甚至剝皮剜心，不是說“人所不欲，勿施於人”嗎？皇帝既然可以打臣子的屁股，那麼這皇帝一定是喜歡被打屁股的了。皇帝既然可以剝大臣的人皮，那他的人皮也一定可以被剝的了。皇帝既然可以流放臣子，那他本人一定也可以被流放的了。然而，不行，凡好事，必歸於賢者，凡壞事必出於下人。為什麼，因為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聖人怎麼會錯，小人怎麼會不錯！
中國傳統文化中，人與禮比，禮比人大；人與理比，理又比人大；人與“心”比，“心”還是比人大。
中國禮教，大到忠君孝父，小到吃飯穿衣，何時無禮，何處無禮，結果人成了禮的附庸，禮有了人格，人反而喪失了人格；人成了禮的奴隸，禮反而成了人的主人。兒子隻能循禮而事親，臣子隻能遵禮而盡忠。丈夫死了，妻子隻能守節，而妻子盡管賢慧得如七仙女一般，丈夫想娶妾依然娶妾；奴仆隻管吃苦受罪，主人隻管一味享樂，到了危急關頭，主人換上仆人的衣服，先行逃命去了，剩下幾個忠心不二的仆人，便等著替主子讓人家割掉腦殼。
儒學講仁，仁是等級的護法，道學講“道”，道之為物，惚兮恍兮，恍兮惚兮，不但高深莫測，而是無處不在。雖聖者不能違之，皇帝亦不可失之，然而依然沒有人的地位。
儒家雖不信神鬼，對於神鬼，偏能敬而遠之，這樣看來，神鬼雖然不濟，比人還要幸福。道家發展為道教，道教神祗奇多；佛教本來神祗同樣奇多，加上許多中國民間的神靈，古代中國的神靈，真如天上的繁星，地上的青草，數也數不清的。然而，對老百姓而言，哪一位神靈，都比人更有尊嚴，更為重要，孫悟空固然可以大鬧天宮，那是他們神魔鬼怪內部的事務，平民百姓卻隻配請門神，敬財神，連灶王爺爺灶王奶奶都被奉為一家之主。出了火災，還要向火神爺爺請罪；生了疾病，又向藥王爺叩頭；生了兒子，先向送生娘娘致敬；死了人了，還要向閻王老爺報到。中國人真是生得勞苦如牛，命賤如草，每思及此，令人好不難堪。
神比人大，已是不堪；官比人大，尤其不堪。官位本是人創造的，官職也是人做的，但是不行。中國封建文明的特色就是官本位，人一做官，馬上異化。七品官都是百姓父母，皇帝老爺更是萬民父母。七品官與皇帝比，不過一粒芝麻官，然而，芝麻官都是老百姓的父母官。足見老百姓的地位還不如“芝麻”。在以官本位為特色的文化係列裏，起決定作用的，不是人的品行，不是人的能力，甚至不是人的貢獻。在戰爭年代，對將士的功勞還是認可的，命且不保，不免有時會良心發現。但一取天下，便殺功臣，此無他。因為，官本位既已確立，本王這裏用你不著，唯命是從或可活命，一有疑嫌必成大禍。而人的地位也隨官位而成貴賤。當官則貴，做吏則賤；有官則貴，無官則賤；最貴的民也比官賤；最賤的官也比民貴。於是人在官的麵前便失去了自己的本性，也失去了作人的尊嚴。此風傳至今天，依然有人一旦做官，即時臉變。難怪有人要諷刺他們，說一旦當個處長、局長，便不會走路了，不知道自己是兩條腿直立行走的動物了，他自我感覺已經不再是人了一因為他做了官了。
不僅如此，死人有時都比活人“大”。中國人敬祖，祖宗的成法往往高於活人的利益，此其一也。中國人又因此極其重視麵子。喪事的大小正與孝心的大小成正比，平時怕連一塊肥油也不肯浪費的，為著這喪事，都可以弄得天昏地黑，負債如負重，負重如馬牛，此其二也。二病歸一，是既無益於死者，又有害於生者。
為著禮教而使人生異化，可謂削足適履；
為著虛名而使生命窒息，又可謂以禮殺人。
現代倫理觀念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
一切道德、倫理、禮義廉恥，必須服務於人的發展，必須有益於人的身心健康。
比如賈政雖然是《紅樓夢》中唯一一位知道讀幾句聖賢書的成年男子，但聖賢固然重要，孩子們的身心健康更為重要，若無益於孩子們的身心健康，管你什麼賈政，甚至管你什麼聖賢，先滾一邊去。無論道德與否，凡有益於兒童身心健康的，則保留之；大有益於兒童身心健康的，則弘揚之；不利於兒童身心健康的，則摒棄之；有害於兒童身心健康的，則批判之。
比如，社會職業道德同樣應以是否有益於從業者的身心健康與才能的發展為標準，合乎標準的職業道德，則肯定之，信任之，發揚之，光大之；否則，便修之，改之，止之，棄之。過去說師徒如父子，若如父子親情，便是好的，若又是父為子綱，師傅便是橫行霸道的天，徒弟成了委屈求全的地，不是挨罵，就是挨打，挨罵還不許還嘴，挨打也不許還手；打壞了還要自己負責，投河跳井均與師傅無涉，如果是這樣，師徒何必如父子，就讓它如牛馬，如犬馬，如獼猴，如海豚好了。
為著人的發展，就必須在現代人的倫理觀念中輸入公民平等的原則。在人格麵前，在公民權力麵前。在法律麵前，在人的價值尺度麵前，在一切公民應享有的權力與義務麵前，婦女與男人平等；下級與上級平等；雇傭者與被雇傭者平等；兒子與老子平等；“官”與民平等，任何信仰，任何種族，任何膚色的人統統平等。在這個基礎上，才有道德可言，才有人格可言。
現代倫理觀念，又必須有益於人的感情的需要。傳統道德，隻講禮義，不問感情。中國傳統文化雖是儒學主導的世俗性文化；古代中國雖是最重視禮、義、廉、恥的國家；儒家思想講究的是“三綱”“五常”，推崇的是修、齊、治、平，道德不可謂不尊，禮節不可謂不彰，規定不可謂不明，要求不可謂不嚴。重人生，遠鬼神，不可謂不正視現實；重生活，輕空想，不可謂缺乏世俗精神。然而，在儒學的道德係統中，沒有感情的地位，沒有愛的地位。父子之間，既不重視情愛；夫妻之間，更不重視愛情。父子間推崇的是父慈子孝，甚至是父嚴子孝；兒子見到爸爸，不是情發於衷而喜形於色，而是如芒在背，戰戰兢兢；甚至如耗子見了老貓，一聞貓鳴，便是一溜斤鬥。男女婚姻，講究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愛情二字，沒聽說過。婚姻不是當事人的事，而是爹的事，媽的事，三大姑四大姨的事，快嘴張二嬸，媒人馬泊六的事。饒是這樣，宋明理學的大師們，還要講“餓死是小，失節是大”。誰敢談愛，誰就該死！
現代文明，將公民的情感視為一種神聖的權利。人間之愛，隻嫌它少，哪怕它多。人有七情六欲，七情莫不自由，六欲莫不正大。想哭就哭，想笑就笑，管你什麼破禮教爛規矩。什麼女孩笑不露齒，屁話；當今女子大笑不讓須眉，風流更過男子；偏能笑得驕豔，笑的靚麗。喜、怒、哀、樂、愛、惡、欲，人之應有之情，我之必有之情，隻消無害他人，無須對其拘束，何必對其壓抑。喜就喜他一個花紅柳綠；怒就怒他一個海嘯風狂；哀就哀他一個天地同悲；樂就樂他一個百無忌諱；愛就愛他一個山搖地動；惡就惡他一個青眼白眼兩不看；欲就欲他一個萬物皆備於我。
為著人的感情，就要人的尊嚴；為著人的尊嚴，就要人的權利。權利人人平等，便是公民之權。如果說，作為公民，我們的權利已然百無一缺，那麼，就應該讓這些權利發揮作用；如果說，我們的權力係統在法律方麵還不夠健全，那麼，就應該完善法律，以法律形式確認這些權利；如果說，我們的權利還沒有到位，那麼，就應該責成它不折不扣地履行自己的職責，盡快向每個公民報到。
一句話，人是道德舞台的主角，道德必須為主人服務，唯有這樣的道德，才有繼承存在的必要，才有繼續發展的依據。
然而，人雖然是道德的主人，人的情感固然享有神聖的權力。但人畢竟是曆史的產物，人既是文明的原因，人又是文明的結果。並且，人與人也有不同，既有文明人，又有野蠻人；既有文明的創造者，也有文明的破壞者；既有人類之聖賢，又有社會之渣滓；既有主導曆史文明發展的推動者，也有與曆史發展背道而馳的人。
唯其如此，現代倫理道德，才必須以曆史文明為尺度，堅決、明確、莊嚴和刻不容緩地要求人的現代化。
人的現代化，既包括人的觀念的現代化，也包括人的責任的現代化，又包括科學技術的現代化，還包括人的行為規範和健康水平的現代化。
總而言之，現代化是一個係統工程，仿佛一輛汽車，一隻汽車輪子固然跑不得，輪子有些不穩也跑不得，就是一切皆好，偏刹車有些不聽使喚，還是跑不得。奔馳汽車雖弛名世界，刹車不靈，一樣死人。這就是說，現代化是個係統工程，要在這個大係統中安排倫理道德的位置，唯其如此，才能如魚得水或者錦上添花。
因為，唯有現代化的人，才能造就現代化的“善”；唯有現代化的“善”，才能有益於現代化的人。
當人們麵對現代文明的大潮，麵對市場經濟確立過程中造成的種種無序狀態而有些彷徨，有些失落，有些衝動又有些無奈的時候，現代化正是一把打開思想之門的鑰匙。
創造現代化文明既是與我們中國人生死悠關的大題目，又是辨別一切善惡黑白的試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