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流轉與生成——現代家庭道德
第一節 家庭倫理道德的重要地位與作用
家庭倫理道德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首先表現在它是整個道德體係中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一方麵，它是整個道德內容的四個基本內容之一；另一方麵，它與其他三個內容都有極為密切的關係。如果我們把道德體係比作一個網絡的話，那麼，家庭倫理道德就處於這網絡的樞紐部分。它不但與社會公德直接發生關係，而且，家庭倫理道德的水準還製約著社會公德的發展水平及其穩定程度。曆史上沒有一個時代，是家庭道德混亂而社會道德能處於穩定狀態的。封建社會，如果王宮中是一片腐爛和腐朽的道德關係，那麼，整個朝政的道德關係也就隨之而出現極大的混亂。因此，封建統治者經過長時間的摸索和總結發現，最高統治者的家庭問題，實際上也就是整個王朝統治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個道理，在奴隸社會其實也有很多明顯的例證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也有點影子。不過，因為資本主義已經不是朕一人、家天下那樣的封建主義宗法關係了，所以其影響也許要小些。但是，即便在資本主義時代，總統或王室家庭的不幸，也往往影響到社會的發展。因為他們是最高領導者或社會的象征，他們的行為不能不影響每個領導階層乃至整個社會。現代社會中，領導者的家庭問題，應該與社會政治生活不發生直接和必然的關係，但是，現代社會既不是從天而降的新的伊甸園，它們的出生地也不是純潔無瑕的聖園樂土，而是在曆史文化基礎上打掃出來的一塊有待耕耘的土地；舊的社會文明的亡靈還會變幻新的形式，侵入新的社會機製肌體之中。他們又會以種種方式——道德的、政治的、思想傳統的、公開的、隱蔽的、合法的、非法的、物質的、精神的——去影響新的社會。因此，即使現代國家中，因為領導者特別是最高領導者家庭中的問題而危及、或幹擾了社會正常運轉的事情也是有的，不過遠沒有封建社會所表現的那麼突出，那麼激烈，那麼根深蒂固就是了。中國封建曆史上，因為家庭的內亂導致國家的動亂的例子很多；導致統治階級內部流血事件的就更多了；為了爭奪統治權，而進行無比慘酷地刹戳的例子也頗不少。因家庭矛盾影響了社會的，有西晉王朝的八王之亂；有陳後主的荒淫亡國；有南唐皇帝因耽於酒醉金迷的生活而成了俘虜；有唐玄宗與楊貴妃的個人悲劇和社會悲劇。家庭成員間互相傾軋的，有武則天殺子稱帝，有呂後攬宮攫權。呂後和武後，都是一代能人，然而，為著奪取最高統治權，前者竟將劉邦的愛妃暴為人彘，斃命非刑，把大漢天子嚇得生了一場大病，終於憂愧而亡。後者為報複情敵，竟然斷人手足，置於酒甕之中，讓她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至於慈禧太後，雖也曾實行過不少改革措施，本質上依然是逆曆史潮流而動。她為政稱勤，也曾經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憂心；但到頭來，還是囚禁光緒，處死珍妃，殺戊戌變法六君子，成了遺臭萬年的曆史罪人。所以，封建統治為了保證國家的安定和統治階級內部的秩序，曾明令後宮不得問政，宦官不能參政，違者以觸祖宗遺法而治罪，可謂嚴厲至其極矣。但最主要的，卻不在於殺伐傾軋之激烈，而在於家庭道德的整個水平如何，會對社會公德所產生的極大的製約力量；又會對職業道德發生直接的影響；還會對個人的品德結構的形成產生莫大的影響力。因此，曆史上的倫理學家，沒有把家庭倫理問題作為一個特別重要的研究領域和研究課題提出的。孔夫子主張，修身而後能齊家，齊家而後能治國，可以說是發現和肯定了家庭倫理作用的最早的倫理學家和思想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人們在特定的曆史環境中，對於家庭倫理問題的重視無須如夫子之言，但在法律上、思想上、理論上給以充分研究和注意。實行經濟和政治體製改革過程中，也從來沒有對於這個領域棄之不顧。比如說，50年代，頒布的新婚姻法，就在社會新道德的建設中起了極大的作用；對於反對封建婚姻和封建文化，改變中國傳統家庭的文化基礎都有重要意義。但是，由於曆史條件的限製，一般地說，對於舊的婚姻製度的衝擊和新的婚姻關係的建立，還主要是從鞏固無產階級革命成果這個角度來進行的。因此，對於家庭倫理道德的研究，亦出現不少簡單化和片麵性。但無論如何家庭倫理道德問題都是社會生活的頭等重要問題之一，如果不能把這個問題解決好，那麼，社會公德的建設就會缺少重要的基礎，職業道德就會缺乏來自家庭的動力，而個人品德的培養與發展，也就缺乏一些必要的養分。家庭倫理道德研究，已經成為倫理學研究的最重要最迫切最熱門的論題之一。
家庭的穩定與否，會直接影響到社會。不過，在私有製條件下，家庭又與階級關係相聯係。隨著階級鬥爭態勢的演化，而使家庭矛盾與階級矛盾相互融斥與漲落。一般地說，在階級關係穩定、階級鬥爭處於平穩趨勢的曆史條件下，統治階級關於家庭倫理的思想和體係，也就成為了社會家庭倫理道德的主體部分。如封建社會的“三綱五常”，不但在帝王將相那裏有強製性作用，而且在受苦農民那裏也有決定性的影響。但在階級鬥爭激烈進行的態勢下，君與民的矛盾既已激化，家庭矛盾就讓位於階級矛盾，統治階級倡導和確認的倫理道德體係也會程度不同的地受到衝擊。古帝王稱天子，天命所歸，尋常人豈可妄求。而陳勝卻說，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不是大逆不道嗎？然而在起義軍這一麵看來，卻是最有道德的見解，最能激動人心的豪言壯語，完全是好得很’沒有半點不合乎“天道”的意思。封建社會慣以孝治天下，以為夫妻、父母乃人倫之始。曾幾何時，劉邦與項羽對峙廣武山，項羽不耐久戰，於是立鼎燒油，要烹死劉邦的父親。劉邦也隻好把孝字丟在一邊，找了一段貌似有理而實為強詞奪理的說詞，實際上，所謂慨慷陳詞者，不過是小不忍則亂大謀，早把作兒子的孝字拋到爪窪國去了。但是，無論對於哪一個曆史時期，家庭的穩定和健康發展，都於整個社會的安定有益，於整個民族的興旺有益，於整個經濟事業的發展有益，於全社會的文化普及與提高有益。所以古人形容形勢滿意，要用天下太平、安居樂業這樣八個大字。天下太平的含意之一，就是說家庭可以不受戰爭的影響；安居樂業，更有保障。實際上，無論何時，未有人民不能安居樂業而領導者可以高枕無憂的；倘使老百姓已經妻離子散，統治者還要那裏高枕無憂，那麼，這統治者不是十足蠢貨就是不可救藥的社會公敵。
家庭又於個人的生活產生巨大的影響。不論哪一種社會，沒有家庭的個人都是不幸的個人，假定說還不能稱作最為不幸的個人的話。中國古人認為人生有三大不幸事，即幼年喪父、中年喪妻和老年喪子。而這三大不幸，本質上說的都是一件事，就是家庭生活在最主要的方麵受到了挫折。如果根本就沒有家庭，幼年便無所謂喪父，就是父、母、兄、弟、姐、妹一個人都沒有，又有什麼關係？而青年既無妻，老年也就沒有喪子的憂慮了。但果真如是，才是人生之更大的不幸。不論從社會生活這個角度，還是從人的自然屬性這個角度都是極大的不幸。說句笑話，一個蟋蟀，還要為著種的繁衍而拚命去奮鬥呢？蟋蟀不過一介之蟲，一秋之命，尚得如此；人為萬物之靈，豈可無家乎？世間無家無業者中，神話中有一位孫大聖，但也隻限於《西遊記》這本書是這樣寫的。然而，大聖雖無父，卻有師，雖無婚姻，但深愛他的猴子猴孫。為了師傅，他赴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辭，雖說與頭上帶了一個金箍有關，這金箍可不是產生感情動力的主要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師傅救過他，他要報答師傅的大恩；他雖是猴子出身，偏能掃除妖魔，推行正義。為了猴子猴孫的未來，連陰間地府也敢去，定要讓他們和自己一樣，長命百歲，萬壽無疆地永遠快活下去。孫大聖的人際關係其實恰恰反映了封建時代現實中的人際關係；而孫大聖的倫理道德觀念也正好是吳承恩老先生倫理道德觀念的典型顯示。在現代社會，人們得到和正在得到有史以來最多的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權利，因此，人們對於人際關係特別家庭關係方麵的需求，也就成了天經地義之事。當然，人生不僅僅是家庭，但最重要的生活內容之一卻是家庭。我們也見過為了某些事業而犧牲家庭的先哲和仁人，如越南的胡誌明，又如我國醫學界的林巧稚。但是，這種為著別人家庭幸福而作出個人犧牲，雖然是偉大的、卻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家庭生活是事業的一種負擔。恰恰相反，這正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那些致力於後人幸福的人，做出了怎樣巨大的犧牲。胡誌明雖然沒有結過婚，．但他最喜歡的稱呼、恐怕是“胡伯伯”這個名字。林巧稚也沒有結過婚，可她的一生，偏偏貢獻給了婦幼醫療衛生事業，她以自己的高超醫術和慈母一般的愛心拯救了無數個小生命，這不等於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家庭生活在她心中的含意嗎？
家庭對於個人的影響，又因年齡的不同而不同。對於孩子，家庭有哺育緩培養的責任和義務；對於青年人，建立幸福的家庭是他們最崇高和神聖的個人理想之一；對於中年人，家庭是他們精神的寄托和工作的動力；對於老年人，家庭是使他們安度晚年的最可靠的“根據地”。
然而，家庭並非個個都喜人。有幸福家庭，有和睦家庭，有一般家庭，有不睦家庭，有處於崩潰邊緣的家庭，也有行將毀滅的家庭。而不同類型的家庭對於孩子的成長、對於各個家庭成員的影響，對於老年人的關心和照顧，且有天高地遠之別。孩子們能不能成才，自然要受多種因素的影響，然而家庭的影響卻是基本的影響之一。成年的家庭成員能不能在工作上作出貢獻，當然不完全取決於家庭酌好壞，但是家庭卻可以成為他們或進取或消沉或激奮或抑鬱的一種主要的驅動力，就像我們盡可以找出成千上萬個，在幸福的家庭環境中生活也為國家作出過巨大貢獻的各類工作人員，卻很難找出一兩個慣常在家庭生活裏大打出手，又在工作崗位上創造出奇跡的丈夫和妻子。老年人需要家庭溫暖，因為，一般地說，他們已經為家庭和社會奉獻了幾乎一生的精力。但是，好的家庭可能給他們以加倍的溫暖，使他們在晚年的時候能夠心滿意足地走過人生的最後一段道路。壞的家庭也可以有種種不利於他們身心健康的行為，甚至置他們於死地。 家庭不等於事業，但幸福家庭是事業成功的極其強大的動力。這種動力表現在，幸福家庭的成員，無論能力大小，他們總是能夠朝氣蓬勃地投入到工作和事業當中去。他們既容易在道德上保持純潔和堅定，又在感情上有著無比溫暖和充實。他們走到天涯海角，內心總懷有一種溫暖和充實的情感和意識。前線的將士們，如果有一個美好的家庭作為自己戰鬥的後盾，那麼，他們就更容易把保衛國家的神聖職責和維護千百萬家庭的幸福非常自然地融為一體。在任何困難麵前他們都會產生更多的智慧和勇氣。即使遭受不白之冤，他也會增加勇敢地生存下去的勇氣；即使受到周圍同事的誤解，也容易增強繼續奮鬥的信心，而不使這信心因為環境的影響而灰冷下去。劇作家吳祖光當了右派，被“發配”到北大荒。但他能夠從從容容地去，坦坦然然地歸，固然與他個人的意誌品德有很大關係，卻也與他有一位賢惠的妻子不無關係。中國現代史上的傑出女作家丁玲，在政治道路上屢遭風險，但她意誌不屈，精神不倒，固然反映了這個老革命者的廣闊心胸和氣度，卻又與她為革命犧牲的愛人有關，又與她同甘共苦的陳明有關。丁玲是一個不幸的人，舊社會，她有喪夫之痛，本人也曾被反動統治者投入監獄，並且還受到了自己最尊敬的先生的誤解；在革命隊伍中，又受到過極為不公平的處分和待遇。但是她又是一個在家庭生活方麵的幸運者。因為，作為一個妻子，她曾經先後兩次找到了能夠理解自己，愛護自己，與自己同歡樂、共患難的丈夫。這於她革命的“心”又增添了戰鬥的“力”。
即使我們這些普通的人，在遠離家庭的時候，在遇到困難的時節，在生老病死的關頭，如果有一個溫馨幸福的家庭，該構成多麼大的精神鼓舞和支撐力。托爾斯泰說：“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樣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遠離幸福家庭的遊子也都是一樣的，他們總是願意和同伴和戰友以致一切相識者百談不厭的回憶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兄弟姐妹，自己的心上人和自己的兒女。而不幸的遊子卻隻能對著天上的冷月閉緊自己的嘴巴。有誰知道，他們的心中正在流著慘痛的殷紅的血跡。家庭是成功者的溫床，這溫床既能培養出柔情似水的“情種”，也能培養出剛猛峻發的勇士。
然而，家庭的穩定同社會的穩定一樣，它不但需要經濟作基礎，而且需要用正確的道德觀念作為人際關係得到平衡的維係力量。家庭的社會地位也就決定了家庭倫理道德的特殊的社會作用和意義。
家庭的穩定與幸福並非由單一因素構成，但是至少有一個因素是絕對不能缺少的，那就是道德。家庭生活沒有道德作為精神支柱和平衡家庭關係的維係力量，那麼這個家庭就危險了。盡管物質條件可能是非常豐富的，身體條件也個個良好，個人的愛好更是相去無多，但是，家庭關係仍然會搞不好，彼此的信任感依然難以建立。沒有道德的婚姻是低級水平的婚姻，而沒有道德的父子關係也就是低等的親緣關係。同理，沒有道德的家庭生活，畢竟是粗俗野蠻的家庭生活，連維係下去都困難，更談不上幸福了。
反過來說，一個有道德的家庭，他們的成員之間，必定互相信賴的；夫婦之間也就會在比較高的層次上，找到更多的共同語言；每個家庭成員的精神生活也就可能是充實的了。誰的家庭沒有困難，沒有挫折，沒有矛盾，都有。所謂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但是如果有了道德的幫助，那麼，這本“經”也許就好念多了。至少不至於因為家庭成員的失德而破壞這個家庭的幸福。誰家沒有老人，即使今天沒有，以後也會有的。誰家沒有孩子？誰家的孩子不是天真可愛具有一顆童心的未來的希望。然而，因為家庭道德的敗壞，可以使老人無法享其天倫之樂，可以使孩子的心靈大受創傷，把可愛的花朵變成家庭與社會的“失望”。誰家的夫妻生活沒有愛情作樞紐，哪一家的新婚夫妻不是如漆如膠的一對鴛鴦。然而，因為缺少道德觀念，可以使夫妻反目成仇，自己親手敗壞了昔時的誓言和美好的希望。道德，對於家庭的力量是巨大的，正像愛情對於婚姻的力量是巨大的一樣。它是愛情的保姆，又是愛情能否發展的公證人。還是愛情道德基礎的裁判員。有了道德這個基礎，家庭和婚姻才能得到穩定和健康的發展。君不聞“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愛情仿佛萬能的精靈；又不聞“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愛情又有多大偉力！然而這一切都與家庭倫理道德有關。所以，那誠心誠意地愛著自己的家庭，愛著自己的父、母和妻子兒女的丈夫，那誠心誠意地愛著自己的家庭，愛著自己的公公婆婆和丈夫孩子的妻子，那誠心誠意地愛著自己的家庭，愛著自己的每一個親人的家庭成員，都應該用同樣的感情去熱愛和維護家庭倫理道德的威信與尊嚴。夫子雲：“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雖然如此，道德二字卻未可輕忽，它也許不是最為重要的，卻是十分必要的。
總之，家庭形式是作為一個曆史的過程而出現的，勿庸諱言，一夫一妻製也不可能永存不滅。但是，未來的人們家庭生活形式會是怎樣，甚至還有沒有必須保存家庭組織形式的必要，都是現在所難以具體預見和回答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家庭形式千變萬化，道德觀念絕不可無。
第二節 婚姻道德的基本因素、結構與類型
討論家庭倫理，不能不講婚姻。人類的傳衍，非自婚姻始，但家庭的傳衍，至少在現實條件下還離不開婚姻。婚姻是家庭的基礎，婚姻形式又是家庭曆史發展的標誌。研究婚姻時，未必就必須研究家庭，可研究家庭的時候，卻絕對不能忽略了婚姻。所以，作者要連用三節討論這個問題。
婚姻道德本質上是一種曆史關係，又是一種區別於他人與社會的特殊的社會關係。說它是一種曆史關係，因為無論婚姻還是婚姻道德都體現出一個近乎無限的曆史發展過程。在這個過程裏，出現種種的量變與質變。量變是每日每時都在進行的，質變則有大有小。所謂大小，即是說有局部性質變，也有全局性質變。同為封建王朝，卓文君私奔了司馬相如，在西漢時候，是雖“羞”而不“辱”。相如沽酒，文君當爐，受“辱”的反倒是她富有而寡情的父親。但這件事如果發生在南宋，可就沒那麼浪漫了。對多情多藝的勾欄女子嚴蕊，理學大師朱熹也曾大悖人道，偏偏在浸透“天理”的理學腦殼中生出不少的獸性。《儒林外史》上那個王玉輝，幹脆要逼著死了丈夫的女兒自殺殉節，以成其大義。自己的女兒既死之後，別人還要大大的熱鬧一番，這些不肖子孫的“假道學”、“真禽獸”的變態行徑，哪裏是多情多意的卓文君所能想象的呢？然而，曆史並不是一味消沉，雖是濁浪滔天，自有勇敢者弄潮於其上。封建王朝的興衰是走了一個大弧線的。然而，封建王朝的衰落之日，卻又是都市文化的興起之時，在封建社會的朽骨之上，偏偏生出些“豐肌潤膚”；在一片殺氣騰騰的社會顛狂之中，又偏偏生出些繁華氣象。所以，朱熹可以以“莫須有”罪名，必欲置嚴蕊小姐於死地而後快，王實甫卻要喜眉笑眼地吟唱“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風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可就不管你是“濂、洛、關、閩”，還是“四書五經”了。
當然，曆史就其存在空間而言，它是一個結構。雖然這個結構也是動態的，有平衡期，也有不平衡期。但是相對於存在而言，它在結構的基本方麵總是合理的。雖然，許許多多舊時的婚姻與舊的道德在今人眼裏，如此的荒謬和不人道。當然，曆史不是靜止的，合理的東西會轉變為不合理，新內容必定會代替舊時髦。誠然如是，這種曆史的變化，卻不是線型的，單方麵的和無繼承特征的變異。結構是能夠改變的，改變了社會結構的存在，要求新的因素在它的適當空間尋求到新的“合理”。
就婚姻道德的社會關係而論，至少在表現形式上，它體現了四重人際關係。即：
社會關係對婚姻當事人的製約與要求；
當事人之間的道德表現與社會適應性；
當事人與他人的聯係與區別；
當事人與家人關係的整體性與分屬性。
當然，婚姻關係不僅僅是一種人際關係，一種社會關係，在其本質上，它還體現了生產關係和曆史關係。這裏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無論這些關係多麼複雜，其道德基礎，總是屬於曆史這個範疇；無論這些關係中諸因素的地位如何，它們總是作為一個活生生的整體出現而不是作為單個因素或主要因素的孤立存在而出現的。
然而，如果單就現代婚姻的道德內容而言，並用最簡單明了的語言來表示，那麼，現代婚姻的道德基礎是什麼呢？回答是極其明確的，現代婚姻的道德基礎隻有一個，那就是愛情。
也許有人會說，現代婚姻的道德基礎在於愛情，但是，愛情是孤立的嗎？愛情是抽象的嗎？愛情對於不同的社會個體特別是對於不同的社會階層來說，是同一的嗎？
愛情當然不是孤立的。但是愛情不等於政治，也不等於文化，更不等於道德。那麼，主張愛情與政治劃等號的人，他們本身如果不是極左到不懂得愛情，就是在那裏唱高調。天下同仁，何處無有；然而，天下戀人、愛人，卻隻能有一個。同舟共濟、同生共死的，可能是同誌，卻不見得是戀人。這個道理簡直是簡單到無以複加。自然，愛情不能孤立存在，對於敵人陣營中的某一個個人，也許他在很多方麵都符合自己內心中的戀愛模式，然而，畢竟不能使彼此間的幹戈化為玉帛。所以，鳴鳳愛上了高家的三少爺，才成了悲劇的主角，四鳳愛上了魯家的大少爺，也成了犧牲品。如果作為兩個自然人，他們原本是應該相愛而且已經是深深地相愛著了，但是作為特定社會環境中的“社會人”，他的愛情或者從一開始，就走進了遍地荊棘叢生的歧途，或者從一開始，就注定這是一場充滿著無限衝突的大悲劇。
愛情當然不是抽象的，不能超越曆史空間，不分彼此地大家同桌共飲。正如魯迅先生所言，非洲叢林中的居民是無法懂得林妹妹的；生於好社會中的人們也將不易懂得林妹妹。所以，不能以曆史的觀點去看待紅樓夢的人，偏喜歡抱怨林妹妹的鬧小姓兒和種種不健康的脾氣，仿佛倒是那薛寶釵更讓人歡喜。那就錯了。事實上，封建社會本無愛情可言，如果有，也不過是帶著枷鎖的舞蹈。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這樣一個可憐已極的小圈子裏，希圖碰一碰愛情的好運，渴望吸吮那多半是無滋無味的“蜜汁”。願望雖好，希望渺茫。
愛情對於不同階層的人們來說，當然不是同一的，尤其是在私有製條件下就更不能同一。但是，作為曆史發展規律來講，卻又有著確定的曆史發展方麵。具體地說，那不符合曆史發展方向的，也許當事人盡可以是最懂得愛情的“行家”，甚至是獲得了愛情的最幸福的人，然而卻不是真正的“愛”。而那些符合曆史發展方向的，則不論其采取什麼形式，取得什麼後果，走的什麼道路，獲得怎樣的結果，都是值得稱讚和肯定的。“五四”運動，是中國人狂飆勇進的時代，也是愛情高唱著戰歌進入中國曆史的時代，盡管如此，“五四”運動及其以後的戀愛者們，實在是有著千百萬種差異。這裏邊有叛逆者之愛，有勞動者之愛，有朦朦朧朧的、似醒而非醒的農人之愛，也有羞羞答答、半是本能半是病態的貴府小姐之愛。然而，凡自覺追求愛情的，都具有某種值得紀念的意義。魯迅先生寫過《傷逝》，那是一種充滿了社會悲劇味道的覺醒的愛，又寫過《阿Q正傳》，並且說過，中國沒有革命，則阿Q便不去革命，既有革命，阿Q是非革命不可的。盡管這革命實在是一個衝動、粗糙、荒唐、追求、反抗、求索、闖蕩、依附、搶劫、偷竊種種幹奇百怪因素的混合物。但阿Q終於也有了愛心，並因此鬧出了一場不大不小的“滑稽劇”。茅盾先生寫過《創造》，然而《創造》的確是一個對於自己“無情”背叛的叛逆，使創造者生出無盡的愁悵與哀思。馮沅君先生寫過《隔絕》與《隔絕之後》，繪聲繪色，生動、深刻、細膩地描寫了五四運動以後中國一代青年知識分子追求愛情，又羞於公開這追求的心理。曹禺寫過《雷雨》，老舍寫過《駱駝祥子》，張天翼寫過《蜜月生活》，林淡秋寫過《她是我的姑母——一個姑娘的手記》，沈從文寫過《丈夫》、《蕭蕭》，丁玲寫過《莎菲女士的日記》，施蟄存寫過《將軍的頭》，淩叔華寫過《繡枕》，倪貽德寫過《初戀》，鬱達夫寫過《她是一個弱女子》。還有那沒有列諸文字，而以自己的生命與熱血譜寫了驚天動地動鬼神的愛情悲歌的如周文雍、陳鐵軍，以及林覺民一樣的英雄和猛士。這樣繁複多姿的社會人物當中，有光榮的馬列主義鬥士；有追求自由的青年知識分子；有老實巴交的青年農民；有小販；有貴族小姐；有資產階級闊少爺；有洋車老板的女兒；也有帶點流氓習氣的農村二流子。但是，他們身上所體現，心裏所思想，無論情感的、理智的還是欲望的，都是過去的舊時代裏從來沒有的新東西。它們的集結便彙成了彼此毫不相同的、卻帶有共同的社會變革意義的大動蕩，這是一種開天辟地從來不曾有過的驚人“無序”狀態，然而，正是經此“無序”狀態的相互撞擊、演化和變異，才終於贏得了為現代愛情所必須的一片新天地。
確切地說，愛情作為婚姻道德的唯一條件和基礎，現在還屬於一種帶有理想色彩的現實要求。因為，真的使愛情成為婚姻的唯一的條件的時代還剛剛開始，而且隻有那些領悟了個中真諦和具備了一切必要的主、客觀條件的先進分子，才把這個理想立意化為自己婚姻生活的現實。而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他們所追求的自由婚姻和自主婚姻的道德背後，還包含種種其他因素在內。而一般地說來，這些因素常常作為整體結構左右著戀人們的愛情心理和道德心理。
那麼，有哪些基本的因素構成當代戀愛與婚姻的認識基礎和道德基礎呢？
應該說明的是，這些因素，當它朦朦朧朧的時候，它是作為戀愛與婚姻當事人的情感而出現的；當它作為選擇配偶的標準的時候，它是作為擇偶者的理想出現的；當它作為婚姻的現實的時候，它又從認知和道德內容上反映了婚姻當事人的精神狀態和婚姻心理。而且，作為擇偶標準，也並非現代人的新發現，而是古已有之。
古人論婚姻與婚姻道德無非是四件事。一曰門當戶對。這個是極要緊的。恩格斯曾對封建社會的婚姻作出極其精辟的分析和批判，認為那是政治婚姻。現時代的人對此恐怕是難於親見了。但在電視屏幕上還可以看到。今年播的電視連續劇《努爾哈赤》，其娶妻嫁女收妾的情節，莫不因此。努公愛女可謂情深意切，比作掌上明珠又勝過掌上明珠。然而，以其結局來看，那不是他的女兒，乃是一件奇貨，奇貨之可居，意在高價售之而已。所以，才發生了那樣觸目驚心的父女悲劇和婚姻悲劇。如果說它是大悲劇恐怕還是很不確切的呢!因為那種事情在那樣的社會裏實在是多如牛毛，數不勝數，動輒以“大悲劇”名之，那世界怕不成了悲劇的汪洋大海。不但對於自己的女兒，就是對於自己的發妻，對於自己的寵後，又何嚐不是如此？阿巴亥之死，固然與皇太極的奪權利害相關，又何嚐不是努爾哈赤自己的一番設想：因為他固然深愛自己的妻子，卻不能允許一個有才能的女子影響他的封建事業的安定與發展。二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果說，前一個條件是勢，勢有大小，其間未可兩立。那麼，後一個就是禮。“勢”是作為基礎來的，所以在虎妞父親看來，盡管他也許真愛虎妞，也喜歡祥子的，卻不能讓一個“臭拉車”的上“高台盤”，把自己當個“冤大頭”給騙了。門戶不當，勢不兩立。但是，即使其“勢”相當，卻還有“禮”等著呢？因為，女兒和妻子既是私有財產，那麼，如果不經過那“財產”擁有者的首肯，便隨便予奪則必定是大逆不道。何況說，這“財產”竟敢自己要生出靈魂來憑著自己的意誌去辦事，簡直比“大逆不道”更其“大逆不道”了。所以，現代青年讀《傷逝》也許會有幾分隔漠和難解。他們恐怕很難體會到子君所表現出來的屬於那個時代的“英雄氣概”。在婚姻問題上，她曾經絕決地發布宣言說：“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幹涉我的權利！”這在今天，無非是一句平常話。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愛情，自己的婚姻不屬於自己還能屬於誰呢？然而，在子君的時代，這無異於是一篇氣壯山河的宣言。而且反對這宣言，要扼殺這宣言的人還大有人在呢！三日“夫唱婦隨，謹守婦道。”這個是對夫婦雙方的道德要求，本質上是對於丈夫權利的無限肯定，對妻子權利的無情殘踏。孝道一節，此處不論，僅此婦道而論，可知舊時代婦女命運之悲慘，那婚姻的道德基礎其實也就很可悲了。當然也有甘願為其盡節乃至為其犧牲的人在，如那個“孟子接了梁鴻案”的孟光便是。但是，我們總疑心，那不是幸福，也不是愛情，無論什麼女子，如果竟然以自己人格的消失而感到無限幸福的，我要說，這不是妻子，而是奴才。封建社會裏，夫權之重，重於泰山，就是《紅樓夢》上的鳳姐，可不是大權在握，炙手可熱的“主子”，又極富心機，行為老辣，動不動就要草菅人命當兒戲的。然而，背後倚靠的卻是一座冰山。冰山雖堅實則易化，一旦失去“寵愛”，還不是比一條小狗更可憐。行凶作惡，到頭來“力拙失人心”，也是咎由自取。但凡以嚴肅態度看《紅樓夢》的，一想到那作惡更甚的王夫人之類卻依然逍遙法外，就不能不令人為婦女們的悲慘命運為之一歎。四日“郎才女貌，品貌雙全”。郎才女貌一說，本身就不合理，至少在武則天那裏就曾被用特別的方式反對過。武則天的所作所為，雖然依舊不出封建宗法的藩籬，卻是一個有了說話機會的女性的畸形反抗。因為郎才女貌，本身就帶有貶低女性的政治味道。郎之所以要才，因為，隻有“郎”才能出仕為官，女之所以要貌，因為，她不過是男人的一個附庸，一件“物”品。誰個買商品不要好看的美麗的，能夠令人賞心悅目的呢？所以才把那個“貌”字提高到這樣的高度。男子憑才，女子憑貌，可成伉儷矣。但也講品貌雙全，男人長得像個醜八怪，當然，無權無勢的女當事人也沒法好想。但在主管媒妁的當事人那裏，還是要考慮的，所以，曹孟德雖“唯才是舉”，有“愛才如命”之癖，卻不肯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一個眇目的才子。雖有後事之歎，聰明的讀者，是不會對一個富於想象的詩人兼封建社會的政治家的話當真的。
到了資本主義時代，一切封建社會的東西，毫無例外地遭到了強烈的反抗和衝擊。婚姻非但不能例外，而且首當其衝，成了新世紀新文明爭取民主的“要衝之地”。資本主義時代當然不是一切都好，但也不是一切都壞，特別是在它蓬勃向上的年代，還真有一股子革命氣息。所以革命的先哲也曾說過，資產階級革命是最沒有英雄氣概的人幹出來的最富於英雄氣概的事業。這看法很矛盾，其實也很自然，資產階級在本質上是剝削的，這就決定了他的貪婪；資產階級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因為他們刻意追求的不是偉大的理想，而是耀眼的金錢，這就決定了他軟弱；資產階級是唯利是圖的，為著一分利潤敢於犧牲幹百人的性命，這就決定了他的自私；資產階級是私有製度下商品經濟的特產，這就決定他崇尚個人自由，反對一切等級觀念。資本主義時代是一切都發生了變革的時代，無論政治、經濟、宗教、文化、科學、技術、教育、藝術、習俗、日常生活、婚姻、道德倫理，莫不如此。資本主義如一股強勁的龍卷風，把一切舊有的東西統統打破，而讓金錢成了一切的主宰。可惜的是，當著它把一切都變成金錢的奴隸的時候，卻也把自己變成了可以出售和轉讓的商品。這就是它的一切禍福的根源所在。不錯，資本主義製度下的婚姻是自由了，然而，卻又商品化了。沒有金錢的婚姻固然也可能成幸福的婚姻，而沒有商品的婚姻，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卻是非常少見的。它們把一切都貼上標簽，滿以為都可以用價值規律使它們陀螺般地飛轉，猴子樣地跳躍，仙女式地舞蹈。因此，他們不但衝擊了舊秩序，也把一切所謂束縛人的社會道德和個人品質規範都丟到九霄雲外去了。同性戀，性解放，同居而不婚，私生子女，等等幾乎都成了人們主觀上不承認是社會問題的社會問題。資本主義時代的文化，原本是人類文化的一部分，它的永存的文化精華，將不朽於人類曆史的豐碑之上，而它的種種不足所造成的不治之症，卻不是它自己可以通過自我調整方式在一個短時期內能夠解決的，至少在它的固有基礎上很難解決。能夠解決這一切矛盾的社會理想，在於共產主義。
然而共產主義又有自己的低級階段和高級階段。在社會主義時期，商品經濟依然存在，而且社會主義經濟在目前可以展望的曆史階段內，它屬於公有製主導的商品經濟。因此，把愛情作為婚姻的唯一條件和基礎的社會條件還不成熟，但是，人們的戀愛與婚姻已經有了產生新道德的社會基礎和社會環境。隻是就一般人來講，在這個道德基礎的結構上，並不是由單一的因素決定它的產生和變化，而是由比較複雜的因素決定著人們的戀愛結構和婚姻結構。 對此，也曾有人把這些複雜的因素歸納為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兩個部分。性的存在似乎屬於人的自然屬性；形象和氣質仿佛也與此有更多關係。而人們的職業、社會理想、品德等等就屬於人的社會屬性了。隻是現代科學已經證明，二者並不是對等的，人類越是自覺地成為“類”的屬性時代，它的自然屬性就距離自己的祖先愈遠，而它的社會屬性所起的作用就愈發充分。但二者又不是可以截然分開。現在人類還不能說已經揭開了人體的奧秘，也不能說已經掌握了人的自然屬性中的一切基本的方麵，隻是已經明確地或者似乎明確地認識到了，人的兩個屬性是密切相關的，相互作用，相互滲透，甚至可以通過文化的科學的或物理的化學的方式促其發生某種程度的改變，以筆者的觀點，作為科學的婚姻道德基礎的分析，用兩種屬性的層次說明，猶不免失之籠統。我把它歸納為九個方麵，即：性愛因素；形象與風度；氣質與性格；身體與年齡；人品與理想；學識與才能；生活與慣性民族習慣；社會職業與社會地位；經濟收入與家庭。如果深究細研，遠不止這九種因素，如宗教信仰對於現代人來說，就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何況說，據有關人士統計，全世界的人口當中，大約有3/5是信仰宗教的哩。當然也可以認為九個因素太細碎了些，說五個也可以，說三個也未嚐不可。筆者之所以這樣區別，其理由是：第一，上述九項是現代中國人，尤其是青年人十分關注的內容；第二，這九個方麵，大體上處於相同的層次；第三，分得細一些，便於對問題的深入探討。這九個方麵，還可以變成三個組合。即個體自然條件組合，包括第一至第四項；個體社會條件組合，包括第五至第七項；基礎條件組合，包括第八和第九項。當然這也不是絕對的劃分，氣質雖屬“自然”，風度卻和後天實踐與修養大有關係，形象雖屬父、母所生，自己原本作不得主的，但林肯總統也曾說過“40歲以後自己要對自己的像貌負責”，可見也不能一味地把責任推給父、母二位老大人。下麵，且逐一分析。
（一）性愛因素
把性愛因素放在第一位，頗有一點不合我們老祖宗的習慣，但是這樣研究起來比較順暢，因為，愛情的自然基礎在“性”。如果沒有這個“性”的存在，也就沒有愛情了。性愛是婚姻的基礎，而這一點不是一開始就為人類所認識而且接受了的。早期的人類曾經過性崇拜時期。無論東方或西方，都可以看到或追尋到生殖器崇拜的曆史過程。但是後來就走向了反麵，由生殖器的崇拜走向了對它的羞臊，以為性器官乃是不潔之物，性行為是一件難堪的事情。於是古希臘的柏拉圖就有了“精神戀愛說”，到了中世紀，又是禁欲主義橫行於世，出現了許多類似《紅字》書中所寫的那樣的令人萬古同悲的事情。中國的祖先，特別是哲人、聖者，也多以此為諱，直言不諱者，可謂少而又少。孔子乃大家，於美，於善，各有研究，但子見南子，人稱不雅，還險些讓自己的學生生了大誤會，以至急得夫子對天發誓，說若有此心，“天厭之，天厭之。”近人不似古人，立論在於科學。然而，即如大文豪托爾斯泰，也曾經對於性欲，給予過諸多的批評和反對。他說：“我曾經想寫一部講述貞潔的愛情的長篇小說，這種愛情不可能轉化為肉欲，它倒是防止肉欲的優秀衛士……隻有同女人在一起才會喪失貞潔，也隻有同女人在一起維持貞潔。把這些寫出來，是很有益處的……一個貞潔的婦女（難怪會有關於瑪利亞的神話）可以拯救世界。”但瑪利亞終究沒有能夠拯救了世界。就是抱定貞潔主義理想的托爾斯泰也同樣沒有寫出一本“貞潔”的書來。托翁所寫的愛情名著可謂多矣，然而，最能震撼人心的豈是“貞潔”二字。請問，安娜?卡列尼娜是貞潔的嗎？戰爭與和平中的各位小姐與夫人是貞潔的嗎？瑪斯洛娃是貞潔的嗎？不貞潔而感人，足見上帝禁止人類的祖先去食“禁果”，實乃作了一件蠢事。
現代的婚姻道德理想，表現在性愛問題上，就是如何科學的了解它、認識它，並進而引導和征服它，進而從一個朦朦朧朧的必然王國進入充滿光明與幸福之光的自由王國，使之為人類的進步和幸福服務。
然而，這可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性愛對於婚姻來說，是一個多麼直接的題目，又是一個多麼易為人忽略的課題。它是如此普遍的存在於每個家庭，每對夫妻、每個戀人的心裏。又是如此神秘兮兮的不易為人所理解。人們往往在談到婚姻的時候，就省略了性愛，而在談到性愛的時候，卻又忘記了婚姻。自古以來，人無性愛不興，正如人無勞動不興一樣。但同勞動的命運十分相似的是，正如勞動也曾經為人所輕視和鄙薄的那樣，性愛有著更悲慘的命運。人類的曆史，雖不能說就是性愛的曆史，而性愛的曆史，卻是人類曆史的一個分明的尺度，現在是到了對它進行嚴肅思考和科學研究的時期了。而時至今日，對性的鄙薄者依然有之；岐視者依然有之；崇拜者依然有之；加上性解放者、精神分析主義者、性享樂主義者和形形色色的禁欲主義者。人誰無性，而一個“性”竟把人類弄得如此理智與顛狂，正所謂，世間何物最難，最難的就是認識你自己。
在性愛的道德方麵，應該反對的主要思潮有：禁欲主義，性泛濫和變態性性愛，以及與之有關的種種不利於人類的道德進步和性愛發展的落後於時代，違背於科學的東西。
禁欲主義之大不科學前麵已有證明，性泛濫同樣很壞，則還沒有提及。性泛濫源於何時，似不甚可考，但至少在市民文化初興的時候，就已弳初見端倪。應該說，市民文化的興起，往往就伴隨著性的解放問題。然而，那種所謂的解放，誠然有種種的弊端，但在其社會主流上，卻也未可過多地非議。比如，中國自宋以來，雖理學日盛，而市民文學卻也日長，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金瓶梅》而外，“三言”“兩拍”，各有特點。在性愛方麵，都有為理學先生們捧著心口大聲嘔吐的東西。含蓄的東方尚且如此，狂蕩的西方猶為可觀。《十日談》是不讓公開全本發行的，因為，其中某些內容，即使在今天的很多人看來，還是不能接受。但是，“三言”也罷，“二拍”也罷，《十日談》也罷，《金瓶梅》也罷，比起今天世界上的“性解放”來，實在是算不了什麼。可歎的是，今日的性解放主義者既可以標榜自己是有史以來的“大巫”，不幸和人類祖先比較，頗有“小巫見大巫”之嫌，但在實際上，卻也早就喪失了推動社會變革的含義。它是作為一種“副產品”，作為一種不可救藥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蛻變而出現的。它自詡不凡，本質上卻是空虛，雖然自以為是找到丁最妙的生活方式，其實不過是無限空虛中的一種鴉片式的刺激。其所以然者，因為這是一種違背人的社會屬性的事，也是一種違背人的自然屬性的事。
然而也不是禁欲。性愛的研究在最近的一個世紀當中，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如果說，在文藝複興代表的西方近代文明興起的時代，性愛有時候就是一種革命的武器；那麼，即自上溯一個世紀左右的時間內，性愛就成了科學研究的對象。其中饒有建樹而又最富盛名的當然是佛洛伊德了。佛氏的理論既繁且簡，而且一個命題，千變萬化，研究出了那麼多的分支，也是簡慢愚鈍如我輩所不能徹悟的。但是，其理論模式卻又絕不複雜，美國人C.S霍爾寫過一本題為《佛洛伊德心理學入門》的小書，譯成漢語，不過94000字。然而，大體上的意思已經說得明明白白，不是說，“入門既不難，深造也是辦得到的”麼，可見，學習精神分析，卻也容易。如果用一句話，來介紹佛氏的精神分析學說，那麼，研究性欲的心理過程及其地位的便是。但是，佛洛伊德的理論在當今世界上造成的影響實在是太大了。大凡有人的地方，都有這個主義的影響痕跡。至於對於相關科學的影響，其意義就更難給予準確的估計。對現代心理學的影響不再說了，對於人體學、人類學、倫理學、社會學、美學、文學藝術民俗學、思維科學等的影響也都是難於估量的。佛氏理論的局限性很明顯，最大的缺陷是它注重了“性”，而忘記了“人”。然而，它誠然有如此重大的缺陷，比之那許多仿佛沒有缺陷的萬劫不變的真理的影響要大幾千倍、幾萬倍。其原因在哪裏呢？其原因就在於，第一，它道出了人類進步所需要的一個層麵的真理；其二，現代人類的文化心理結構已經給了“性愛”研究一個顯赫的位置。
其實，就人的最基本的“性”而言，無非是男、女二性。然而，這也是一個非常難言的課題。對於其中的許多有趣而又有意義的問題，我們放在後麵再講。這個地方，先談談兩性關係的道德問題。兩性關係的道德問題的基本點，就是肯定異性戀，否定同性戀。
同性戀有悖人理。在中國人看來，搞同性戀不僅是失德，而且是違背男女之個性。在世界各國，也大都不得人心。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也有例外，如在美國的舊金山就與眾不同。赴美學者陳堯光在《大洋東岸——美國社會文化初探》一書中寫道：“80年代以來，舊金山的同性戀者已爭取到了不受歧視的權利，雇主不能因雇員是同性戀者而將其解雇。因此，同性戀者都敢於公開身份，甚至還集體打著標語招牌舉行遊行示威，或公然登上電視屏幕。同性戀之所以不好，是它違背人性。而同性戀在美國舊金山之所以能夠掙得合法地位，大約也是因為美國是最主張“個人自由”，“個人權利不受幹涉”，“權力強調保護人權”和“自由、平等、博愛”的國家之故。然而，民主到了將違背人性的東西當作人權來保護的時候，也就很可歎了。其實，同性戀恐怕在大多數美國人心中也不是一件好事。有一本叫作《好萊塢明星生活》的書，女主人公就對兒子的同性戀持厭惡和反抗的態度。好萊塢如此，一般美國人可推想而知。
性愛道德還不止這樣，積極地去考慮，至少還應當包括，青春期的性教育，婚前的性檢查和婚後的性生活指導。對於這些基本的性的內容，其實人們的道德評價也許是極不相同的，特別是對於青少年青春期的性教育；有人說是，有人說非，是非之間，彷徨者多，就是父母也多有以為是不雅之事，不願向兒女們談及的；也有認為是淫誨之事，堅決反對孩子們接觸的；也有以為是尋常之事，隨便就胡言亂語的。殊不知，在這個問題上，無知和亂講都可能貽誤青年。作為婚姻的道德基礎來說，性愛無疑是一件非常主要的事，然而，作為求愛者和婚姻生活的當事人來講，之所以愛著對方和對方組成一個家庭，其理由都遠不盡於此。
（二）形象與風度
人們對性愛的理解，是既淺又深，既明又暗，既深刻又模糊的。人無性則不成婚，然而，不能或無之性偏是人們羞言之性。所以，征婚廣告上，隻聞談人，未聞談性，也正是勢使之然。所以，形象與性愛是不同的兩個範疇，形象是造成性愛的階梯，而性愛是對於某種形象產生愛慕之心的必然。性愛的表層原因是形象，而性愛的最終結果卻是婚姻。
戀愛是對於愛的情感感受的特殊形式，因此，幾乎沒有哪一個正常的戀愛者是拒絕愛的。所以，古人雖有“郎才女貌”之說，畢竟把女子的美貌放在了第一位。如果說“郎才女貌”的觀點不足以代表封建社會的婚姻倫理觀，那麼，對女子三從四德的要求，可是真切地反映了封建婚姻的本質特點了。三從純係枷鎖，略而不論。四德之一，是“德容”，容者貌也，足見一個美麗形象的價值。當然，封建製度並不以婦人為人，也不以女子為子，女人不過是特殊的奴隸，大丈夫臨終之時，要殺人以殉，怒極之時，要罵人以泄，喜極之時，要贈人以美人為快焉。但是，沒有美貌是不行的。所以，西施因心口疼而臥於道側，憐憫者多，東施裝作心痛的樣子臥於道側，則行人避之惟恐不及。古語有“我見猶。冷”一句話，言妒婦不容有妾，及見一嬌美無瑕之女子，不禁大生感歎，連妒氣都竟自去了七、八分。女人猶是也，何況男兒乎？其實，在平等的社會條件下，男子對於女子，或者女子對於男子，愛其美貌都是極其自然的心理。如果不能愛其美，而去愛其醜，反倒是不自然的了。我們看征婚啟示，無非幹篇一律，首先言貌，再言年齡，再次職業，末及地址，雖千篇一律，絕無見怪者在。如果有人認為這是常人俗套，可以摒而去之，在征婚啟示上寫道：“獨喜惡臭，偏愛東施”，豈不成了“逐臭之夫”，枉自叫人嗤之以鼻。
況且說，人類的形象美，乃是大自然能夠創造出的最偉大的傑作。正因為是最偉大的傑作，才無以比擬。法國的布封以極其生動的筆調描繪過神駿的“馬”，托爾斯泰也以別一樣的鑒賞目光寫出賽馬的魅力。然而，最美的馬又豈能與最醜的人相比。正如一位哲學家所言，最醜陋的人也要強似那最美麗的猴子。人之美，誠天工之所造，又非天工之所造也。出於天工，巧奪天工，哪裏是萬能的上帝所能造得出的？世間萬物之中，沒有任何事物能比人類更美麗的。所以，寫出極為精彩的遊記的是有的，畫出最偉大的“山水”的是有的；描摹出最精彩的花鳥草蟲的也是有的。然而，寫鬼何其易，寫入何其難。單是人的一雙手，就耗去了茨威格的多少筆墨，單是一雙眼，就耗去大文豪們多少精神。美是無窮無盡的。人們在維娜斯和蒙娜?麗莎麵前產生的驚歎，雖舞文弄墨者亦無以為之。而現實的生活中，確實有著比這樣的精美絕倫的藝術品更加美麗的人體。朱一強有一本《愛情心理學》，對人體美給予了充分的注意，連辟兩章，研究“愛情心理中的審美效應”，分題專述了“形體美的自然基礎，體形與愛情審美，眼眉鼻唇與愛情審美，聲音係統與愛情審美；膚色、毛髦係統與愛情審美；人體裝飾與愛情審美”。還有“形體的動靜態結合與愛情審美；對立性和同一性在形體審美中的效應”。說得夠詳細的了，然而，遺漏又豈止萬千。因為美在現實中有著更加豐富的幾乎不可思議的形象和情趣。——美根本是寫不窮盡的。莎士比亞是怎麼寫“羅密歐與朱麗葉”的？王實甫是怎麼寫崔鶯鶯與張君瑞的？托爾斯泰是怎麼寫青春美婦人和年輕的貴族小姐的？巴爾紮克是怎麼寫狂蕩的美貌的妓女和固守貞潔的貴夫人的？曹雪芹是怎麼寫大觀園中的天之嬌女與嬌子的？羅貫中是怎麼寫長阪坡前一身是膽的趙子龍和火燒赤壁風流倜儻的周公謹的？美貌豈止少男少女，又豈止青年男女，更何止中年男女，還包括落發的和尚（可惜他們千不該萬不該自己去掉了心中的愛情），慈祥的老人、懷孕的婦人和僳悍男子，一般地說，人在睡眠中是不美的，但巴爾紮克卻說隻有睡眠仍不失其美的才是真正的美人。一般地說，人在醉酒後是不美的，然而“李白醉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卻是萬種情思賽神仙。武術中有醉拳醉棍，更是千姿百態，醉到風流更好看。更何況說美的形象本是一個整體，正是由於它是一個整體才煥發出任何美妙的局部所不能煥發出的無窮魅力。這就是美的風格與氣韻。朱一強分而述之，妙在便於思想。然而，隻有完整形象的整體效應，才具有更加勾魂奪魄的魅力。比如說，你愛上了一個意中人，你不能說，我愛你，因為你長著一對美麗的大眼睛，這恐怕要給自己的愛情帶來一瓢冷水；當然更不能說：“我不愛你別的，就愛你的一雙眼睛。”這簡直是犯了不輕的精神病。而且還不止於此，人類的形體美，不僅是一種偉大的現實，也是一種偉大的抽象，而且男子與女子，雖同而有異，兩相比較，相得益彰。一般地說，美麗的男子恰如中天的驕陽，充滿了陽剛俊傑之氣，又仿佛巍峨的山巔，充滿了偉岸超邁的風格。因為，他們的肩膀寬實，上肢有力，髖部較窄，下肢較長。而女子美卻如同晚間晴空如水的一彎明月，又如涓涓流淌千回百轉的小溪流水。她們雖不及男兒的偉岸，卻富於圓潤與溫柔，雖不及男兒的超邁，卻更加嫻靜與細膩。因為女子的脂肪首先在“量”上就大大多於男子，頭骨也較為纖細，鼻骨、頷骨與處處帶著一股“靈氣。”男子的美，在於對比強烈，無論是形體，無論是動作，無論是身體各部位的對比，無論是它所表現的整體風格。而女子的美，妙在線條曲折，圓潤而又流暢。古人欣賞美人，多在頭麵，而最重五官。近代人對於形體的重視至少絕不亞於對於頭顱的重視，對臂部的要求，對於胸部特別是乳房的鑒賞能力，都到了自驚自歎、意會神通的絕妙境地。然而，現代健美運動，卻十分尖銳地對於男子、女子的健美的未來，出現了大的分歧。一派主張，女子的健美應該向著男子靠攏，敢與須眉爭一席之地，一派認為，女子自是女子，應該沿著自己的審美傳統繼續走下去。孰是孰非，難於定論。但有一點，卻是肯定的。女子男性化特征大有加強，男人女性化的說法雖然還沒有聽說過，但是，根據現代日本男人頗喜歡化妝品，有所謂“不修飾打扮，真是枉為人”的觀點看，至少說明，人類對於男性與女性形象美的觀念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隨著科學事業和文化事業的發展，無論男子或女子的美都必將更加充分地展示出自身的本來麵貌。
人是這樣的美麗，而美麗的人物，在一定意義上說就是可愛的人物。所以，中國有句古話，叫作“愛美之心，人皆有之”。愛美當然不僅是人體美的欣賞，即使愛一個人也絕不能等同於僅僅愛他的麵貌和身體。但是，對於人體美的欣賞和讚歎，無疑是一切審美觀念中最具有魅力和最富於情感性的。早幾年，每當新年初至，掛曆上的畫麵，總是美人頭像居多，多而生膩，引起了許多內行和外行的批評。說世界上除去美人頭就沒有別的賞心悅目的內容了嗎？難道中國的山水，中國的奇花異草，中國人中的其他分子都不能入畫嗎？對掛曆的批評漫延開來，《大眾電影》總登美人，也批評；對其他的刊物的類似作法，也批評。結果怎麼樣呢？換個老頭像，積壓好幾萬。看起來，單調的“美人頭”過剩了，固然不好，而一味的指責卻也未必正確。應該說，美的事物盡管千姿百態，但在人的心靈和情感方麵最能引起振憾的激情的，還是人類自己的最富青春氣息的代表。
但世界上人雖多，而美的人物恐怕總是少數。將來遺傳學、生物學和醫療整形技術有了突破性發展，就像白癡會根除一樣，太醜陋的人也許會越來越少吧，但美貌者依然會是少數。因為，美本是一個相對的觀念。於是有文學家抱怨說，美人太少了。也有藝術家說，找一個好的模特兒太不容易。這其實也是真的。但是，美的人固少，用簡單的邏輯來推斷，最美的人，世界上也許隻有一個。然而這是不正確的。因為，美的形態是千變萬化的，表現在人體美上，也是如此。世界上原沒有最美的東西，如果有，也隻能是一種理想，現實中卻可能有幹百萬個各不相同的美的模式。《紅樓夢》堪稱美人圖。不美的女子，絕難入“夢”。但那美人間的差異亦可謂大矣。陽剛之美、陽柔之美、陰柔之美，陰剛之美，各種典型，或皆有之。單從“眉眼”而論，就夠精采的了。林黛玉長得若何，“兩彎似蹙非蹙籠煙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可不是寫絕了？美麗多情，令人拍案。而王熙鳳居然生出“柳葉吊梢眉，丹鳳三角眼”來，更叫人驚歎這簡直是一種不可思議的“美”。大幹世界，你造就多少驚天動地的傑作，讓你的兒女們驚歎不已。戀愛，就要愛美，愛美就要求美，此乃人之常情，正是非常合乎道德的事。過去有的倫理學著作，講到婚姻道德，常常對於美貌的追求之類，不屑一顧，以為是市井輕薄兒所為，這可就錯了。追求美貌，無可非議；但並非十分美貌的人，卻也未可自悲。因為，美不僅僅是天生的質，和後天的學習和修養也大有關係。
人體美，是一種值得驕傲的審美對象。然而，當著美貌的形體和俊雅的風度結合在一起的時候，才來得更有感染力。
風度作何解？《辭海》上說：“風度指人的言談、舉止、態度，如風度翩翩”，言簡意賅。風度是指人的言談、舉止和態度，不錯。但是不是指一般的言語、舉止和態度，而是指比較優雅的言談、舉止和態度，是一般言談、舉止和態度的美化與典型化。比如說，我們看一個軍人英姿颯爽，雖不怒而神威自在，就認為他有軍人風度。看一位知識分子，博學多懂，態度謙和，文靜閑雅，談吐有致；於是，就說他有學者風度。此外，還有外交家風度；名士風度；藝術家風度等等。在人民大眾的社會心理的定勢思維裏，風度是一種儒雅的風格，非值得尊敬的人物不能有之。實際上，生一副好五官，長一副好身材，固然很幸運，而能夠有一個好風度就更不容易了。而風度的類型與氣質有關，這個我們放在下一題目中再去議它。
美麗的形象加上十足的風度，可謂人之大幸事。然而，對於戀愛者而言，這還不足以概括他們的魅力，因為，還需要加上欣賞者和追求者自身的情感，更何況說，熱戀也會使戀愛者本身變得更美麗。
美麗的人體仿佛是一朵驕豔的花朵，再加上熱烈的情愛就變成了一首意味深長的動人的詩。老舍先生描繪得好：“嘔！即使她的本質就不好吧，她還可愛！每逢一見到她，他就感到他的身與心一齊被她黑眼睛吸收了去；她是一切，他什麼也不是。他隻感到快活，溫暖，與任何別人所不能給他的一種生命的波蕩。在他的麵前，他覺得她是荷塘裏伏在睡蓮的一圓葉上的嫩蛙。她的周圍全是香、美與溫柔！”
這是寫的誰呢？誰都一樣。有道是情人眼裏出西施，更何況，天下知情知愛的美妙男、女都有些相似處哩。
（三）氣質與性格
氣質與形象和風度其實是不可分的。氣質雖然不長在哪個具體地方，例如藏在眼睛裏，長在顴骨上，或者和頭發生在一起。但是氣質是能夠通過形象反映出來的。所以，見到一個生人的時候，如果是精神集中，雖然不一定能一下子記住對方的麵貌，卻很容易一下子感受到對方的氣質。藝術家抓住這一點，在人物出場之前，先就給一個適當的氣氛。風姐出場前，好一個鋪墊，“粉麵含春威不怒，朱唇未啟笑先聞。”若非鳳姐，榮國府上下下下，誰能及此。水滸上的人物也大有此味。如李逵，如魯智深，如武鬆，如石秀，雖然說英雄豪氣逼入耳目，但卻猛有猛的不同，勇有勇的不同，狠有狠的不同。武鬆殺嫂，石秀亦曾殺嫂，然而相似不相犯，非大手筆誰可為之？二人的氣質也隨著作者淋漓酣暢的筆墨而形容愈盡。
但氣質與形象和風度不同，和性關係也不同。“性”本是一個謎，解破這個謎的，卻是科學，因為不懂科學，而造成愛情悲劇的可不算少。所以“性”作為道德基礎是和科學即和“真”聯係在一起的。形象與風度卻有高下低劣之分。長得美無疑是一大優勢，至於會不會發揮這個優勢，卻與優勢本身無關。而氣質和性格無好壞，也是常識，然而性格如同生命，可消亡難改變，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易，”此之性非彼之性也，無非是說氣質和性格是很難改變的。氣質和性格無優劣，雖無優劣卻與擇偶標準和婚姻道德有些關係。簡而言之，隻有在氣質和性格上“搭配”得當，婚姻才能更幸福。雖然，擇偶的基礎和婚姻幸福的基礎除去氣質和性格之外還有更為重要的原因。
氣質是什麼？以現代心理學的研究水平去理解，氣質主要是先天的一種秉賦。最早提出這個觀點的是古希臘的一個醫生希波克拉底，他認為人有四種氣質類型。但其認定的根據卻並不科學，可以說是結果很妙而原因不明。現在對此最有說明力的解釋還得首推巴甫洛夫建立的心理學派。他通過觀察和實驗，證明氣質的形成與人的神經活動的規律性和基本特性有關。確切地說，神經活動過程的基本特性，可以分為強度型、均衡型和靈活型三種情況。把這些特性分析歸納，就構出了不同氣質類型的自然基礎。即：(1)強而不均衡型；(2)強而均衡、靈活型；(3)強、均衡而墮性型；(4)弱型。沿襲希波克拉底醫生的舊名，即可以把人的氣質分為四種基本類型。
膽汁質型——具有很高的興奮性，在行為上表現為強烈的不均衡性。性情特征則是脾氣急躁、態度直率、精力旺盛、容易挑釁。既能以極大的熱情投身事業，勇於克服既定目標道路上的困難，又因為精神消耗太早，常常會對自己的能力失去信心。
多血質——其氣質特點是熱忱，工作有效能。常常可以成為出色的活動家，對自己從事的事業有著濃厚的興趣，且持續時間久。處事靈活，容易適應變化了的生活或工作環境，到了新環境，亦不甚拘束。善於交際，常有一副好精神，但一旦事業不順利，或需要付出艱苦勞動時，也容易熱情驟減。
粘液質——氣質特征是安靜、均衡，始終屬於平穩的、堅定的和頑強的人。所擅長的是克製自己的情感衝動和勃發，能嚴格遵守規定的生活秩序和工作製度。態度持重，交際適度，不尚空談。惜乎固定性有餘而靈活性不足。
抑鬱質——氣質特征是具有高度的情緒易感性，因而最怕也最易受挫折。為人比較孤僻，在困難麵前常常優柔寡斷，危險麵前容易恐懼。優點在於好與人相處，雖朋友不多，“仇家”也極少，對別人的委托，多認真也就多勝任，對所從事的工作，具有堅定性。
氣質是先天的，加上後天的熏陶和磨煉就成為性格。性格又近於性情而更穩定，是一種社會化了的氣質品格。氣質與性格論其“原色”大約可以分為基本的幾種，如上述的幾種氣質類型，性格也大體如是。可分為急、慢、躁、和四種類型，急如星火，未可稍耐，像梁山好漢急先鋒索超和霹靂火秦明那樣，民間俗話說的炮仗撚的脾氣——一點就著；慢如蟬蛻，“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麵”，倒好像相聲裏說的慢性子，少爺掉井裏半天了，還要等老爺回來再作定奪；躁則似急而又添怒，索超也急，但急在“求功心切”；秦明也急，急在“急功近利”；李逵也急，卻如旋風一般，而且還是黑色的旋風，動輒要揮舞板斧排頭砍去的；魯達也急，卻嫉惡如仇，要三拳打死鎮關西，卻不是秦、索之輩可以比得；行事又悖常理，以肉身滾桃花山，用兩臂撥垂楊柳，這後麵二位就不僅是急，而且是躁了。和乃平和，平和而不尚氣，別人洶洶而至，他偏能款款相待。最常見的卻是一個笑臉，然而不是大笑，聲震屋宇的；不是冷笑，怒形於中而情發於外的；不是嘲笑，最見不得世間不平事的；不是奸笑，心中刀如霜，口上甜如蜜的。平和而笑，笑在麵上，喜在心中，用春暖去化殘冰，這才稱得起平和二字。
說了這樣一大篇，和戀愛和婚姻有什麼關係？關係在於，氣質與性格相合則生活易幸福，氣質與性格不合者，生活中矛盾亦多，摩擦亦多，弄不好要來個“多事之秋”。然而什麼是合？什麼是不合呢？除去其它種種原因以外，僅以邏輯推理而論，相反者易相成，謂之合；相同者易相拒，謂之不合。舉例來說，牛天賜的父母，老太太是獨裁加專製，常人不能受，若是碰上李逵，哪裏還有她的命在？但碰到牛老者，卻相安無事，所謂再響的爆竹也怕聾子。天長日久，說不定還會生出些異趣來。但羅曼?羅蘭所寫的《搏鬥》中的那一對，就恰恰相反。兩位都外向，都革命，都急躁，且都有一顆一塵不染的童心，論其情態，真如疾風驟雨，但來得快，消失得也快；龍卷風雖然厲害，不過專橫於一時；春風雖溫柔，卻可吹綠萬裏江南岸。那書上描寫男女主人公初婚時節的情形極為精采，描寫老母親的焦急和勸告，也十分得體，且不止經驗之談。限於篇幅，恕不詳引。作者的意思隻是說，無論擇偶者，是追求婚姻幸福者，還是愛情心理指導者，都應該把氣質和性格在婚姻中的地位說明幾句。它雖然不想直接參與道德，卻大大參與婚姻道德所保護的婚後幸福生活。 （四）身體與年齡
身體與年齡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麵，年齡是身體的時間標誌。但二者在實際上並不是完全一致的，現實生活中既有鶴發童顏的不老翁，又有未老先衰的病伢子。身體與年齡作為擇偶標準是理所當然的事，作為婚姻的道德基礎，看似無關又相關。我們且先從年齡講起。
年齡與婚姻其實並非僅僅婚姻當事人的事，也不僅僅屬於道德方麵的事，又不僅僅屬於習俗和法律方麵的事。中國古來有所謂“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但何年為大，卻不是依著婚配者個人的意誌。婦十五日笄，將笄之年，合家大小都要作為一件事情來辦，因之《紅樓夢》上才因為薛寶釵這一年的生日引出了王熙鳳和賈璉的一番討論與思考。男兒何時娶?亦有大略規定，古有“弱冠”一說。男子至此，行戴冠之禮，才算成為真正的“社會公民”。雖然實際上，窮人並無此禮，而越是有錢的人家，其兒子的婚事也可能是愈要早辦的，直到新中國成立初期還有“小女婿”這樣的事和這樣的戲。就世界各國的婚姻現實看，年齡的規定都很明確，如日本，法定婚齡男為18歲，女為16歲；蘇聯“男女平等”，均為18歲；美國女18歲，男20歲；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總的精神都是一致的。這是因為，古之為習俗，意在使民族和宗族的“種”的繁衍能夠精血充足，愈“演”愈健。今之成為法律，目的還在於保護公民的身心健康和民族的發展。世界各國的婚齡規定雖年齡有差異，卻大略同此理。隻是東、西方文化不同，婚姻的態度不同，信仰和價值觀不同，也包括有社會製度不同的影響在內，所以東方人相對而言，比較循規蹈矩，對於“傷風敗俗”之事往往要自覺地用道德的善惡標準給以評價，甚至群起而攻之，給你來個“千夫所指，無疾而死”。西方則略有不同，道德規範也有一些，但更強調個人自由，優點在於加強婚姻當事人的地位，缺點是使少女懷孕率過高，私生子女已經成為社會問題，然而大家見怪不怪，倒也減少了當事人精神方麵的沉重壓力；孰是孰非，卻不是一兩句話可以說得很清楚又能使人人心服口服的。但我認為，因為早戀而成社會問題的，無論如何，不是好事。
婚姻年齡的確立，實際上受三方麵的影響；一是人類的生理發展。生理發展，簡單的理解，仿佛是千古不變的定勢。實際上，隨著社會生活質量的提高，科學技術的應用以及各種信息注入方式的變化，其間的變化還是很大的。日本關忠文的《青年心理學》對此作過專節論述，題為“發育加速現象”。他說“人們把在新的世代，促進了人的身體發育和性成熟的現象，叫做發育加速現象（發育的加速度）。在這個現象中，把有關身高、體重、胸圍等的發育指標的增加，叫做成長加速過程”。又說：“在歐美也可以看到戰爭和戰爭後對人體發育的影響。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人平均身高為167.8厘米，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為171.3厘米，而戰後是177.3厘米，戰後顯示出向上的傾向。”並且畫了幾幅圖表，十分醒目，身體的發育既已加速，性的成熟也有所提前。在另一個地方作者又說：“初潮的年齡，明治四十一 (1908)年，為14歲10個月；昭和四(1929)年，為14歲3個月；昭和十七(1942)年，為13歲8個月，出現了持續提早現象。最近，人們認為約有80%的女性，在13歲左右便經曆了初潮”。同樣，男子射精也已提前。身體發育是確定婚姻年齡的生理基礎，但是科學地解決這個問題，並不是僅從身體的性的發展這一個方麵來決定的。第二，科學的婚姻年齡的驗定。如果以為男、女的第二性特征出現了，證明“天睽已至”，可以成婚，那就錯了。因為，這個時候，身體還在發育，早婚於身體不利；而且，社會的發達，需要對青少年進行較長時間的培育和知識準備。因此，婚姻年齡的確定問題，除生理因素以外，還要考慮社會因素。舊社會的童養媳，雖未正式成婚，但七八歲便住婆家，有錢人家所娶的妻妾，也有十二三歲就成婚的，但那都是對於婦女的歧視和摧殘，就像電視劇《努爾哈赤》中出現的阿巴亥12歲嫁給努爾哈赤一樣，如果以為這個年齡就可以成婚，那麼，初中的女學生就應該成為小媳婦，而同樣年齡的男孩子也就應該成為插花披紅的新郎官了。莫說這種想法根本不能實行，就是這樣的考慮，也堪稱愚蠢和滑稽的。因此，早婚於工作不利，於當事人身體不利，於社會安定不利，於後代的生養和成長不利。從目前我國的現實考慮，確定婚姻年齡為男22歲，女20歲，還是恰當的。問題在於，人們應該根據法律的這種科學規定去安排自己的生活，調節自己的情緒和思想。第三，不同人員的社會生長情況也會對婚姻的實際年齡產生影響。一般地說，高級知識分子，他們一般地是要相對晚婚的，專業技術特高，技術特強的也多如此。這方麵，雖然沒有或者很少有法律的明文規定，而在實際生活中，不同類型的人們會給自己確立不同的目標。
年齡問題對於婚姻當事人來說，又有一個年齡差別合理的要求。男、女同婚，可以同齡而婚，也可以男大女小，也有主張女大男小的，所謂“女大三，抱金磚”一類的觀念就是。但在習俗上，仿佛主張男子稍微大一些的居多。年齡差異究竟以多少為好？這問題本不易回答。首先是因為，人類成員個體發育差異甚大，隻要看一看列寧28歲的照片和達?芬奇同樣年齡的肖像就可以知道同一年齡的人的形象差距會有多麼的大。除此以外，年齡的差異的適宜程度的確定，還要受社會環境，心理與輿論環境，認知環境，習俗環境，本人的個性等各方麵的影響。就此而言，上麵講的那些話也是適用的。以中國的現實而論，男子的年齡略大些，可能更適合於人們的內心標準和生活習慣。但從征婚啟示的情況推測，似乎男女之間的年齡差距有加大的趨勢，如果說，過去一般以為相差2-3歲為宜的話，那麼，在現代中、青年人心目中，即使差到7-8歲也是合情合理的。美國人，對此專有文章和統計，大致說來，六七十年代的知識分子中，有很多認定男子應比女子大15歲左右為宜的，因為男子到了35-40歲左右，已經“功成名就”，而女子在20-25歲之間，也正當妙齡，才子配佳人，妙哉斯已夫。但這些年也有變化，很多人恐怕已不這樣想了，因為，美國雖是民主國家，婦女的地位還是比較低的，而婦女地位盡管比較低，這些年卻有了長足的變化。隨著婦女工作機會和社會地位的有所改變，上邊那個公式顯然也就不太適用了。但也有主張女子應大於男子的，甚至大一二十歲也有認為合適的。當然，在性科學和其他方麵也能找出其根據，如男子一般較為短命，女子相對要更長壽一類的理由，但這樣的觀點，即使符合某種科學，在中國，短期內恐怕也是難於實行的。
婚姻年齡包括雙方年齡差異的道德標準，本是一個難定的問題，簡而言之，婚齡應該服從愛情和社會的需要。放縱感情，違反法律，則與道德有礙，這是無須多言的了。至於年齡差距的大小，倘有愛情，差異多大，似也無可非議；倘無愛情，雖有最好的年齡結構，又能如何？前幾年，演《高山下的花環》女主角出了名的蓋克與一位年長的旅美華僑丈夫結婚，《生活報》專有報道，字裏行間，似乎含有難於理解的批評意味，其中寫道：“據稱，蓋克與她的未婚夫是經人介紹而相識的。此公比蓋克年長20餘歲，但新娘表示，她願意找一個年齡比自己大一些的丈夫。蓋克還透露，她不久將去美國進行深造。”其實，這沒有什麼值得“打情罵俏”的，因為，愛情本也無須更多地受年齡的限製。但從現時的科學研究和實際情形來看，婚齡略有差距而不大似乎更為合乎“人道”的婚姻年齡結構。
講到身體，毫無疑問，無論從道德的觀點還是從愛情的觀點，都毫無例外地是健康的好，而且用現代科學觀點理解，健美的更好。夫妻生活是一切親屬關係中曆時最久的一種，封建製度下，與兒女之間的關係仿佛曆時最長，然而生活最久遠的還是夫妻，近、現代文明以後，親子關係逐漸趨於社會化，彼此相處的時間日短一日，夫妻關係就來得更重要了，因此，雙方身體康健，則是一切幸事中的大事；身殘體衰，則是一切不幸中的大不幸。現在培養人才，講究德才兼備，學校培養學生，講究德、智、體、美、勞，這樣的標準，對於擇偶來說，無疑也是有極大的參考價值和指導價值的。不但要健，而且要美，就有了更高層次的要求。雖然，健美的軀體未必有同樣健美的精神，身體健康驕美的夫妻未必就是情長意久的夫妻，但是，如果除去其它因素，則健與美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事。請問，是大腹便便的好，還是風度翩翩的好？是神采飛揚的好，還是腦滿腸肥的好？是儀表堂堂的好，還是笨如牛，蠢如豬，患巨人之症或狀如侏儒的好。即使巴爾紮克是世間最大的文豪，他那副尊容恐怕難於討大多數姑娘的喜歡，即便宋公明是最偉大的起義英雄，他那副黑黃麵皮，五短身材，也稱不得是“洋洋大觀”，即使武大郎再多幾副菩薩心腸，也絕不能得到任何一位潘金蓮的正眼一看；就算你賢惠如班大姑，知禮如梁鴻婦，嫁給武大先生，也怕難得一展笑顏。
然而，在曆史上，人們對於健與美的評價常常是矛盾的。很多人認為男子為陽，女子為陰，陽者剛健挺拔，自然以孔武有力為多姿多彩，而陰性以溫柔和平取勝，走了極端，便視弱不禁風為美。這似乎不僅東方民族為然。中國古人是不喜歡放肆的女性，文人學士，最頭痛的莫過於“河東獅吼”，最厭惡的則是長舌婦人。長舌婦固然不好，聲音宏亮好像也成一大缺點。西人也有是論，如博克就曾經認為，女子應該以懦弱的，甚而至於好端端裝病作痛，才更顯得嫵媚和招人喜歡。中國有捧心西子，雖心口常疼而愈見嫵媚，這本來有點難於思議，但西方大文豪也分明說過，最能動人情感與心魄的莫過於生命垂危的病女子和披枷帶鎖的美麗的女囚犯。近乎“病婦連年累月，傳呼丈人前一言，將言未及得言，不知因何淚下翩翩。”但是，這些觀點是不健康的，從文化觀點上考慮，它是舊文化歧視婦女的副產品，雖有憐憫之心，卻又把女人當作尤物。其情其趣，叫人討厭。從心理學角度考慮，喜愛病弱衰微之人，乃是一種病態的美感。西施雖有心口疼的毛病，卻絕不是纏綿病榻的垂死之人；否則，那能得到夫差那樣的寵愛和感歎。君不聞漢武帝寵妃李夫人垂危之時，寧死不肯麵君，還不是已經以切身的經驗把皇帝的“恩愛”二字洞然看穿。實際上，那些把女人作為尤物的先生們，恐怕沒有一個是肯於為病人端屎端尿，“鞠躬盡瘁”，殷勤服務於病榻之前的？因為他們隻顧沉醉於驕柔病弱的審美情感中，卻每每忘記任何美貌若天仙者也同常人一樣有排泄物的。
然而問題遠不止於此。因為身體是個變量，常言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中國人最講三災六難、五癆七傷，外國人雖言不及此，但信仰東正教、基督教的最信“原罪”，所以無論男、女，都不能幸免他們的祖先亞當、夏娃給他們留下的痛苦的債務券。信奉佛教的則認定既生塵世，無時無刻不是苦難。用哲學觀點理解，一切必然性都是通過偶然性來反映和實現的，隻有在偶然性的曆史演變之中才可以找到“必然”。那麼，身體方麵的偶然性可能，對於任何人來說，雖然都有可能幸免，卻又都有可能難於幸免。於是，身體問題，由於它的變化特別是突發性變化而隨即變成了道德性問題。
應該說，任何一個戀人都不會把對方的病痛和災難計劃在自己的未來幸福之中的。何況說，各國民俗中忌諱都很多。據民俗研究者考查，在法國，葬禮上用白菊花，因此，凡表示祝賀的喜慶場合，千萬不能送白菊花。對法國的女人也不能送香水，因為那是直接接觸皮膚的東西，乍聽起來，好像比“男女授受不親，乃人生之大防”的論點還要來得更加莊嚴。中南美國家認為紫色的花是不吉祥的，喜慶之時不能送它，而且也不能給朋友送手帕，因為它意味著“讓人流眼淚。”俄國人“酒徒”不少，伊斯蘭國家的人卻絕對忌諱酒，即使酈食其、李太白到了伊斯蘭國家，也隻好以茶當酒，聊解其饞。中國人和日本人喜仙鶴，茶葉筒上寫著鶴壽鬆齡，還配著好看的圖案，但非洲人以為鶴是惡鳥，向他們贈禮品千萬不能有仙鶴的圖案。如果問，這些忌諱的根據是什麼？也許有傳統的典故可作證明，也許是古已有之，於今為烈；大半隻須知其然，不必問所以然。定然要刨根問底，習慣就是所以然。由民俗想到健康，世界上的人口雖多，把不祥之兆公然於眾，把不利之思置於自身的人恐怕是很少見的吧。然而，天公少於人作美，竟使仙子變媸顏。於是，問題來了，熱戀之中，．一方成了傷殘怎麼辦？蜜月之時，戀人得了重病、傳染病怎麼辦？幸福夫妻，一方成了殘疾人怎麼辦？而且，世間最醜陋又最為可惡的東西也許莫過於疾病吧！小病聊可“恕”，大病久難知。久病床前無孝子，但從法律上說，親子關係是不能因突發事故而解除，其血緣聯係則無論如何也不能解除的。然而，戀人呢？夫妻呢？他們的關係是可以解除的。一旦離婚，則可以一了百了。但是民事法庭固然可以使之一了百了，而道德法庭卻偏偏要三勘六問，絕少姑息。
因傷、病而離異，這在古人那裏是不大可思議的。然而，在君權主宰的封建時代，卻有丈夫於女子的所謂“七出”之禮。就是說女子有了七種過錯之一，便可出之，出之者休棄之謂也。七出中的一條，就是“患惡疾”。這是不公道的，因為這首先是對於女子人格的侮辱和歧視。對於男子，不論是對於丈夫，甚至對於未婚夫，則絕對不能有半點異義。莫說是他有了傷或有了病，即使是成了賭徒，煙鬼，也隻能飲泣吞聲，“嫁雞隨雞，嫁犬隨犬”。但是，時代畢竟不同了，作為一個現代人，作為男、女之間有了平等基礎的現代人，作為已經把離婚逐漸看成是生活的正常秩序之一的現代人，對於傷、病特別是重傷、重病的丈夫或妻子究竟應該怎樣去做呢？不論我們承認與否，它確實已經成為一個現實的道德問題。
肯定者會說，既然是愛人，是夫妻，不論天塌地陷，愛都是無條件的，這就是道德。並且可以由此舉出幾個、幾十個、上百個感人肺腑，催人淚下的典型事例。失去一條大腿的勇士徐良，因他的歌喉和情操感動了多少人，然而這一切的得來，除去其他種種原因，還因為他有一位好妻子。失去雙臂的劉京生，在書法事業上也頗有造詣，更主要的是，他給殘疾人作出了表率，使他們看到了殘疾者事業上的光明，這一切的得來，除去種種原因，同樣因為他有一位好妻子。話劇演員周正，妻子癱瘓多年，然而，他繼續給她以愛，用自己的勞動、辛苦、愛情甚至犧牲，使久病的妻子慢慢煥發出了新的生命活力。英國的白朗寧夫人，是一位少見的女詩人、女才子，然而，卻又是一位癱瘓在床，不能動彈的重病患者，因為她的丈夫的一顆充滿了情愛的心，竟使她奇跡般的恢複了健康，不但為人妻，而且為人母。重傷之冠者，恐怕少有比得上英雄戰士麥賢得了吧，然而，他不但幸福生活至今，而且還慢慢地恢複了一些智力，究其原因之一，還是因為他有一位好妻子。每當我們談到這樣的故事，看到這樣的現實，是多情人不免淚下如雨，雖剛猛之夫也會慨然一歎。於是道德家們便說，愛情就應該這樣，這就是婚姻道德。
反對者卻說，否。這不過是空談家在唱高調，是站著說話不腰疼。哪一個道德家欣賞這個，讓他來試試。
要知道，和一位病殘者一起生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不是一件幸福的事。年年歲歲，日日月月，甚至每分鍾，每小時，都處於緊張之中，勞苦之中，恐懼之中。擔心他（她）受苦，擔心他（她）不適，擔心又會出現新的危險，最難辦的是還要強裝笑顏，以寬其心。該哭的時候偏偏不能哭，該笑的時候也許又不能笑。如有父母和兒女，則更加增添幾倍的負擔，而最重的負擔莫過於耽心自己或對方的父母，擔心自己的可愛的孩子心靈上蒙上過重的陰影。和一個傷、病者生活，可不是一首詩，也不是一首歌，甚至不是一次長途的旅行，長途旅行是可以望見盡頭的，和傷病者的生活的盡頭卻是時有時無。然而，愛者之心，豈希望其“路”之將盡，豈希望殘燈之將滅。而很多重病重傷者，既無法過正常的夫妻生活，也不能過正常的飲食生活。如此這般，健康的一方提出離婚，有什麼不對的呢？
然而，肯定者說，既然是愛人，是夫妻，不論天塌地陷，愛都是無條件的。這就是道德。
要知道，一個人生活中的勞苦也許是容易克服的，雖連年累月，亦不足畏，而精神上的“困苦”則是難於克服的。1987年第6期《報告文學》登一篇《殘疾者之妻》，肺腑之言，切身之痛，雖未曾經曆者，亦不免為之心靈震憾。然而，這所謂的心靈震撼比之當事人，仍然顯得太過隔膜。男主人公因傷致殘，“椎骨以下完全失去知覺，確切地說，他隻有一顆頭是活的。女主人公年輕美貌，夫妻相愛甚深。她沒有遺棄他，也根本沒有去想遺棄他。以自己孱弱的身體，勇敢擔負起了護理和愛護他的崇高而平凡的責任。她生長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從小嬌生慣養，父母奉為掌上明珠。不會做家務，不會帶孩子，更不會服侍病人。工作、學習、家務、孩子、病人……生活的擔子猛壓在她一人的肩頭，她是怎樣的驚愕和恐懼啊！”但“她卻毫不後悔。她覺得這是對自己愛情的考驗，她願意接受這個考驗。”很可惜，難堪的事情接踵而來。
單位為了照顧病人，讓她變成了編外人員，經過再三再四地爭取，又變成了掛名人員。
她要上學，但沒人支持她，丈夫冷若冰霜，單位兜頭一瓢冷水，“不行，專業不對口！”
然而，最痛苦的，卻是丈夫的不理解和旁人指指點點。丈夫“肆意汙辱她、罵她，罵得極其刻薄和粗野”，旁人呢？旁人的眼睛未免太尖了，舌頭未免太長了，“良心”未免太雜了。穿漂亮衣服也不行，聽聽音樂也不行，和男人交談也不行。凡此種種，都可能說明你是一個壞女人。女主人公不禁仰天而問：生活不是一個模式，有人願意與殘廢丈夫或妻子常相廝守，白頭偕老，別人無權幹涉；有人不願這樣生活去另尋幸福，別人也無權指責。為什麼肯定前者而否定後者啊？
然而肯定者說：既然是愛人，是夫妻，不論天塌地陷，愛都是無條件的，這就是道德。
要知道，病人中有種種特殊的情況。而最為特殊的卻是久治不愈或根本無法治愈的精神病人。因為，他盡管有著也許還完全健全的肌體，卻沒有一個屬於正常人哪怕是低能兒的“精神”，戀愛本是精神與肉體的結合，即所謂“靈”與“肉”的結合，沒有肉體的接觸，在很多情況下，也可以成為一段絕妙的文字，就像賈寶玉和林黛玉，就像很多終於離散而未能結合的有情者，然而有“肉”而無“靈”，卻無異於一具僵屍，而且是胡鬧亂鬧的僵屍。請問，誰願意與僵屍一起生活？可是，如果離異，不是會更加重了對方病症嗎？而且，和一個精神病患者，又怎麼去法院辦理手續呢？所以，歸根結底，所謂離婚，隻不過是健康者單方麵的遺棄而已，請問，遺棄可算道德？但是，偉大的健康者們，往往忘記了問題的另一個方麵，婚姻不僅僅是一個“名”，而且是一個“實”，長期或者永無止境地和精神病患者一同生活，即使不辦離婚手續，實際上也已經沒有了婚姻生活。實際上沒有婚姻生活的人為什麼不能解除舊約建立新婚呢？
然而肯定者說，既然是愛人，是夫妻，不論天塌地陷，愛都是無條件的，這就是道德。
爭論是夠激烈的了，事實上的爭論比作者的概括還要激烈得多也嚴肅得多呢！
愛情和婚姻的道德態度和道德方式不應該僅僅是一個模式。
第一，夫妻之間生活的依據，原本不僅僅在於愛情，愛情的後麵還有責任。直白點說，愛情就意味著責任。因此，當著一方遭到打擊或者不幸的時候，無論是精神方麵或者是身體方麵的，聞風而動，甚至望風而逃，顯然是極不可取的，而且也是不道德的。既為夫妻，就應該把愛情轉化為共同生活的力量。同舟共濟，爭取光明。因此，麥賢得、劉京生、周正、徐良他們的愛情生活是很值得尊重和愛護的。如果認為那樣做不過是個大傻蛋，是不懂人生的真諦，那隻能說明反對者的糊塗，而不是當事人的糊塗。如果說，他們所得到的無非是犧牲，並無半點報償，那也是門外之談。殊不知，夫妻之間的勞苦和犧牲也能換來精神上的安慰與幸福。如果說，他們作出這樣重大的犧牲，無非是“沽名釣譽”，那隻能證明批評者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病殘衰弱的身體內，可以孕育著與健康人一般無二的愛情之火，這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在很多情況下也是現實的。
第二，對於已經沒有幸福感的雙方來說，應該給予自由，準其離去，而且也無須另予非議，或橫加指責。有愛才言愛，無愛亦不必十分勉強。況且說，如果一味地苛求健康一方的犧牲，而健康一方已經作出了犧牲，或者無力再做出犧牲，或者已經不願再去作出犧牲，就以為是犯了彌天大罪，這其實也是過分的苛刻。當然，傷殘重病者總是極少數。如果讀者能允許作個非常不吉利的的理論推測：假使世界上的夫妻，無論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恩愛的，如膠似漆的，若即若離的，其中有半數的配偶出了重大傷殘疾病，那結果會是什麼？一個健康的人和一個精神病患者是不能結合的，道德明矣；而一個已婚的健康人在他已經無法和自己的精神病患者的配偶生活下去的時候，就應該準其自由，因為，即使隻有一半幸福，也比當事人雙方都毫無幸福，更合道德。
第三，對婚姻生活給予過分的道德苛責的根源之一，在於中國是一個封建曆史極長的國家，什麼困難，什麼事情，什麼負責，都毫無例外地把它轉嫁在“家庭”之上。因為封建時代的一個家庭就是一個“世界”，但是，時代不同了，現代家庭生活的幸福保證，一方麵應該力求道德化；另一方麵也應該逐漸走向社會化。社會化的精神依據也是道德。
筆者在《人才學》中曾經對於身體鍛煉的動機，講過三種，即因興趣而鍛煉，興之所致，樂而忘苦；或以實現某種目的而煉，意欲所為，毅力倍增；或因身體出現問題而鍛煉，亡羊補牢，猶未為晚。現在，我們再給它加上一條，為著愛情和幸福的婚姻而鍛煉，為著愛情，鍛煉身體。因為，一個好的健康的體魄不但是創造才能的重要基礎，也是愛情生活的必要保證。
（五）人品與理想
理想其實也可以說是人品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它有自己的特點和特殊意義。所以，另行擇出，單作敘述。但在一般的意義上，就言人品亦可，人品之於婚姻，可說是婚姻的靈魂。倫理學研究的原本就是道德問題，家庭倫理重視的依然是道德問題；婚姻選擇條件當中，道德問題即一個人的人品如果不是最重要的條件，至少也是最重要的條件之一。世界固大，婚姻的悲劇固多，但細分析起來，與道德因素相關的也許是最重要的主體部分。愛情悲劇的分類，有社會類的，因為社會毀滅了愛情，如《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和林黛玉；《家》中的高覺慧和鳴鳳；《祥林嫂》中祥林嫂與賀老六；有自然災害類的，如上邊講的傷、病、災難種種；有性格類的，如《奧賽羅》；但也有道德類的，即因為一方的道德敗壞而帶來的悲劇。這一切悲劇中，也許隻有末一類才是最難於為當事人所接受，因而也最容易給當事人造成最大的內心創傷。同時，也是為社會輿論所最不能諒解的。但究其原因，似乎也有千頭萬緒，又豈是一、兩句話可以了結清楚的。但是這一類悲劇中卻大致上可以說是一種通病，就是在戀愛的時節，沒有把對方的人品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考慮，或者在對於對方人品的估價上出現了大錯誤。這後者當然是悲中之悲，就如同《雪野》中的吳秋香與某個戀愛者經曆過的那段事。對方原本是貪婪之徒，然而，說出的卻是大義凜然的話，使一位曆經磨難的鍾情女子，禁不住要芳心可可，情愛依依。然而，受騙了。受騙之人，天下固多矣，因多情受騙也許是最為難過的事。唯一可以聊以寬慰的是，旁人一旦了解了真情，定會無情譴責對方，而自己也可以學習到一點無比深刻的人生知識。換句話說，因受騙而恨，固然不能諒解自己的天真和幼稚，積恨難消卻是因為那欺騙人的醜惡的東西的依然存在。然而如果因為自己的主觀上隻重錢財，不重人品，或隻重名聲，不重人品；或隻重相貌，不重人品而造成悲劇性後果，那麼，雖然一樣的會槌胸頓足，仰天長恨；卻猶如啞吧吃黃連，有苦說不出，要怨，也隻能先怨自己。
人品與氣質或性格相比，在婚姻中的道德作用有不同，大約的表現在此。二者相比，前者是決定性的內容，關係婚姻生活的成敗利鈍，後者是輔助性內容，主要表現為“美中不足”還是“錦上添花”這樣的“量”上的差異。兩人急脾氣碰在一起，磕磕碰碰恐怕是難於避免的，就是有孟光梁鴻之心，也不能天天去做“舉案齊眉”之類的事。因為一怒之下，也會把眉心打破，難免要把那個文明的“案”丟到院子中去的。但是，這也許並不影響他們成為恩愛夫妻。有時候，還會自寬自慰：“兩口子打架不用勸，擺上桌子就吃飯。”急脾氣遇上霹靂火，難免不短兵相接；而慢性子配上粘脾氣，也難免彼此不緊閉上嘴巴，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何況按照現代心理學的觀點，夫妻間如果永無“戰爭”，其實也不是好事，人有七情六欲，月有陰晴圓缺，泥人尚有一點土性，何況高明偉大之人類耶？正像愁若的時候，歎息是一種釋放；憤怒的時候，叫喊是一種釋放；失意的時候，哭泣還是一種釋放；快樂的時候，大笑也是一種釋放。情可舒而不可淤，氣可導而不可積，因此，形形色色各種各樣的恩愛夫妻，他們的行為當中，常常是充滿了“喜劇”，作家們發現了這一點，就說，有矛盾，有曲折，有誤解，有爭吵，那裏邊才會有“戲”。如果是一碗白開水，別人總是不願品嚐，個中之人也會感到沒多大意思。 但是，人品如果有了難於彌合的差距，那就危險了。如果因為人品方麵的事發生了劇烈的爭吵，就太危險了。即使在別人看來並無爭吵，說不定也會人不知鬼不覺地跑到法院辦理離婚手續去。
那麼，人品包括哪些內容呢？
首先，是人生觀和價值觀。如果說這樣講太過籠統，那麼，也可以說，人品的基本的格調和主要的內容，是處理好個人對國家、對集體、對他人、對工作這四者的關係。什麼關係？主要的是義、利關係。這道理是不言而喻的，上帝也不能讓一個愛國者去愛一個背叛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叛徒。而一個熱愛集體生活，以集體事業為重的戀人，無論如何也不會看上一個損公肥私、雖聰明透頂也可惡透頂的二流子。同樣，一個大公無私的人，不大可能與一個自私自利的人在一個房間同息同作，當矛盾特別激烈的時候，同頂一塊藍天，還要覺得憋氣呢！人生觀、價值觀、義利觀，這些基本的內容我們在前麵已經專門敘述過了。這裏隻是說明，在這些基本觀點上有分歧的戀人們，不論我們在其他各種條件上看上去應該成為多麼美滿的一雙，到頭來，必定“伯勞東去燕西飛”，各個絕然毅然地揚長而去。魯迅先生說：“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人相交，貴在知己，人相戀，豈能不重知心？寶黛愛情的關鍵，就在於大有“知己”之情，除去這個，簡直看不出為什麼賈公子偏不愛個性平和的薛大姑娘，而單單看準了這個愛鬧小性的林妹妹？古人雲，人以群分，物以類聚。後人引此，多作階級之論。殊不知，在同一個階級內部，因為人品的關係，有時候也會弄得水火不相容的。他盡可能在一定的曆史條件下成為同壕之戰友，卻絕不會成為同心之知已。
其次，是品行。品行一說，內容又多矣。利用一點古董作說明，就算是另一種形式的拿來主義。古人講品行，最重仁、義、禮、智、信。仁，是講愛人的，說人有仁者之心，為人而愛人；義，是講處事的，處事要合乎正義，不悖常理；禮，是講待人的，待人以禮，可謂“文明交際”；智，是講行為的，行為合乎情理，才能說智，好像今日之行為科學；信，是講交友的，交友重信義，才能天長地久，一諾千金。古人似不全作此解，但基本內容大同而小異，除去政治與倫理方麵的封建說教，大略如斯。然而，在這些問題上，如果雙方不能有共同的行為標準和共同語言，那麼，生活下去，一定不幸福的。而且，對於別人尚且不能作到仁、義、禮、智、信，對於自己的愛人也許就更不能做到了。有人會反駁說，對於別人不能做的，對於自己的愛人未必不能做到，因為那是自己的愛人呀！這也有部分道理。但我總覺得持這種觀念的人，大部分還是一些涉世不深，生活經曆不多的懷有一顆童心的少男少女。你們何曾知道，正因為夫妻關係是最密切的關係，所以才最能檢驗出雙方的品行。比如一個自私的人，對於生人，他也許可以裝假，為著某種目的，甚至可以表示出一點“大公無私”。然而，對於夫妻生活，他肯定做不到這一點，因為騙人可以一時，卻絕不能長久。哪有極端利己主義者，肯於一生一世為著自己的妻子或丈夫就忘記了“利己主義”的呢？
最後，是作風。作風有種種，但在有些時候，常常把作風與氣質、性格？昆為一談，人家有點外向，就說是驕傲；有點深沉，就說是不熱情；有點孤癖，就說是目無領導；有點活潑，就說是不夠成熟。動輒要別人夾著尾巴做人，無數曆史事實證明，這種思想方法，貌似公允，實則偏執；害多益少，最不可取。
人的作風，卻有種種不同的表現。粗略地說，可以分為12種對立的風格。即：驕傲與謙虛；熱情與冷漠；大方與小氣；直爽與圓滑；寬厚與刻薄；嚴謹與粗疏；堅韌與軟弱；規矩與放任；求新與保守；自重與自棄；勤儉持家與貪圖安逸；樸素持重與浮豔嬌氣。實際上，風格極端的人也是不多見的，但必有某種傾向，也是事實。一般說來，這種傾向，會在很大程度決定婚姻當事人的道德風貌和影響相互間的關係。誰都會明白，一個作風嚴謹的人會對一個馬大哈發生反感的，他受不了他那種滿不在乎的行事風格。兩位好吃懶做的人在一起，固然也會為自己的高超品嚐能力而自滿自足，而兩位勤儉持家分子結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地苦中取樂。一個死愛麵子的人和一個所謂“小氣鬼”是談不到一塊的，會彼此瞪著大眼，氣得肝疼。一個真正的寬厚長者盡管對於刻薄者也會采取寬厚的態度，卻絕對不能允許自己的愛人對於別人的刻薄。凡此種種，都和性格差異的異者相吸不同，作風鮮明的不同者之間怕很難“化幹戈為玉帛”。彼此差異越大，越不相吸。
除人品的這些基本內容以外，還應該著重說幾句理想在婚姻道德中的特殊地位。理想包括社會理想，也包括個人理想；有政治理想，生活理想，職業理想，人格理想等等，此處不作細述。個人理想的不同，當然會影響一個人的誌趣和情操，也就會影響夫妻雙方的觀念。可以說，沒有正確的崇高的理想的夫妻生活，其道德基礎很可能是平庸的，要使婚姻生活發出光明燦爛的光澤，怕是很難。理想的不同，會影響人生觀，居裏夫人本是窮科學家，為著科學事業，艱苦奮鬥，到了常人難以想象的程度，然而成功了。兩次名列諾貝爾獎金的榜首，可見其不凡的成就。然而，她既不喜名，也不好利。把人家熱情讚助給她的價值連城的一克鐳，都毫不猶豫地獻給了科學機構，這在居裏夫人看來，也許是非常平常非常自然非常合理毫不足道的事情，但是，如果沒有一個崇高的理想在胸中，能有這樣的行為嗎？
理想的不同，會使夫妻反目，至少很難和平相處，僅有的一點感情也會慢慢喪失殆盡。問題是夠嚴重的了，但這還是在一般情況下的情形，因為理想特別是社會理想深受社會形勢的製約，如果生活在大變動時代，那麼，人們的社會理想就會出現特別強烈的政治色彩，以至持不同理想的個人，會處在冰火難容的境地。理想有強烈的社會心理指向性，而這種心理指向唯有在大變動的時代才會充分地展示出來。但作為現實生活中的個人，即使在比較平和的狀態下，如果理想是平庸的，那麼，你想找到一個特別合乎社會和時代要求的配偶，也不可能。人們心目中最理想的配偶，從本質上說，就是找符合社會發展方向的社會公民，如果你對社會事業毫不關心，你能得到理想的社會先進分子的感情嗎？如果你毫無遠大理想在胸，你還有資格苛求和渴望自己的戀人或配偶是最有時代氣息，最時髦，也是極有吸引力的嗎？周文雍、陳鐵軍的愛情是極有吸引力的；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愛情也是極有吸引力的，安娜?卡列尼娜的愛情同樣是極有吸引力的，雖然時代不同，但很顯然，他們的心如初升的朝日，具有照耀人類曆史前進的燦爛光華。
理想，人生觀，價值觀，義利觀，品行，作風，嚴格地說，這些並不是處在同一個層次上的內容。從個人這一麵來分析，由於每個人的經曆、思想方法，社會地位、文化水平、民族環境、主觀努力和職業等方麵的不同，雖然其要素是相同的，而其結構卻是極不相同的，甚至可以說，世界上沒有任何兩個人的人品結構是完全一樣的。結構的序列形成係統，而係統的不同層次，又形成很多子係統，就任何一個層次來講，每個人之間都有千差萬別的區分。以作風這一點而言，作者雖然列舉了12種類型，顯然還難免掛一漏萬。每一個具體的個人，他的作風和基調是不同的，“配方”也不同。因此，反映在別人心目中，才有所謂“驕傲的人”，“熱情的人”，“堅韌不拔的人”，“自尊自重的人”，“講究實際的人”，“直爽通達的人”，“大大方方的人”和“軟弱無能的人”等區別。假使我們把一個人比作一首樂章，那麼，“基調”就是它的主旋律，而這個主旋律就是他的人格。
不同風格特別是具有不同人格的人，他對於配偶的道德要求是絕然不同的。聞名世界的娜拉與丈夫的爭論焦點，似在於愛情的無私與誠實，本質上反映的則是婦女的獨立人格和地位，但是，雙方並沒有照市井之人看來的必得發生的那種衝突。一個1日社會的車夫，他也許是熱切地愛著自己的妻子的，就如同《四世同堂》中那個被砍了頭的車夫一樣，但他吃了酒是要打老婆的，雖然將太太打得頭破血流也不失其“愛”。如果把這個形式放在娜拉身上又會怎樣呢？雖然她那貌似“文明”的丈夫也許更討厭，但這純真者的粗俗也是稀求解放的女性能夠接受的嗎？
（六）學識與才能
學識與才能可分可合，為敘述方便，簡稱學識。擇偶與婚姻，無疑都是學識高的更好些。即便是家庭不也是學識高的更受人歡迎嗎？此風其實不自今日始，應該說是隨著人類文明發展史的進步而變得日益強烈的。三國鼎立，天下大亂，至晉武稱天下，天下之風歸於士林，所以，晉武帝與妃子嘔氣，至有門第之辯。但曆史的發展從來都不是筆直的，有進步也有倒退，有主流也有逆流，有正確也有錯誤。輕視學識，以學識為醜，以無知為榮的曆史現象也時有發生。中國文化傳統，重仕輕士，士人非入仕不能稱榮，莘莘學子，不分良莠，一律以吏為師，成為束縛中國文化發展的一條繩索。雖然說很多的吏也是由“士”而來，但草包官吏、草莽之夫也著實不少，象明太祖朱元璋原本就不認識幾個大字，盡管殺伐決斷，頗有些高明見解的，但畏士人如虎，懷疑成癖成狂，終於作了不少遺臭萬年的醜事。可歎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7年後，還是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場空前的大悲劇。以至焚琴煮鶴，斯文掃地，知識精華，慘遭荼毒，科學事業飽受損失。影響所及，讀書無用論盛行，知識分子繼地、富、反、壞、右、走資派、新生資產階級分子、新生反革命分子之後，成了臭老九。雖然樣板戲上也曾有“老九不能走”的台詞，但名聲臭矣。於是，知識分子的婚姻大事也終於成了一個艱難拮據的問題。當年上山下鄉奮勇如鬥士的知識青年們也變成了難以自救的大男大女。歧視知識的婚姻，雖不見得就是缺少道德的婚姻，但首先是缺乏文明的婚姻，這樣的婚姻觀念，是對於曆史發展的一個“反動”。
話說回來，改革開放十幾年，知識分子的形象有了改變，現在已經不是臭老九沒人要的時代了。知識分子的婚姻成了一件比較容易解決和倍受社會重視的喜事。然而，學識雖然是一個無比光榮的有責任感有嚴肅性的寶貴的詞句，可是追求學識和追求有學識的配偶，以及如何與有學識的配偶幸福的生活卻不完全是一碼事。搞得不好，就會把追求學識轉變成追求名利，或者叫追求“麵子”。說到這，使我想起了中國的徐誌摩和俄國的普希金。 普希金的事是盡人皆知的。但其間也有歪曲，有人把普希金娜“歪曲”得不成樣子，曆史已慢慢地澄清，那都是些不實之詞。然而，他們的愛情是有明顯的缺點的。直白地說，那位可愛的美麗的普希金夫人，她並不懂詩。一個不懂詩而僅僅懂得詩的名聲的人和那詩人生活在一起，是會不幸的，而這不幸遇到別的風吹草動的時候，就更容易演成悲劇。
徐誌摩之追求陸小曼，比之普希金追求普希金娜恐怕還有過之，而且陸小曼似乎也懂一點詩，因為她自己說過，徐誌摩很喜歡她的“苛刻的批評”。他說：“我不要容我有半點‘臭美’，因為隻有你實說實話，別人老是一味恭維。”而且還在徐死後給徐的詩集寫過序言。然而，讀過徐誌摩傳記的人大都不會忘記，他們的婚姻並不美滿，因為徐先生的才華橫溢的詩情終究有點抵不過陸小姐追求華美情逸的生活欲。
和名人一起生活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我們雖然也許永遠成不了名人，但這一點第六感覺還是有的。
應該說，名人也是人，他有常人的種種優點或者缺點，絕非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而且因為他專注，因為他傾心竭力於他自己的事業，他也許有常人所沒有的種種“缺陷”。看過李四光傳的，應該知道，李夫人新婚不久，就曾經把一堆石頭放在四光的床上，憤然出走了；看過魯迅先生回憶錄的，應該記得蜜月之際，先生就曾經給過熱情的許廣平一個不小的難堪；看過《哥德巴赫猜想》的，應該理解給這樣一位不平凡的科學家當妻子的不易；看過巴爾紮克傳的，應該公平地評價巴爾紮克的晚年婚姻生活，而不應該一味去責難那位俄國貴族夫人；看過托爾斯泰夫人日記的，應對托翁夫人的矛盾心理和她與托翁的矛盾有所理解；看守趙丹傳的，應該懂得嫁與“大海”本身至少也得有七八分不平凡。名人離婚的不少，女名人的婚事似乎更加維艱，因為，理解名人本不是一件容易事，能夠從理解出發，幫助他們成名就更為困難。以此觀之，雖然有學識色彩的婚姻真好像一朵嬌豔的花朵，而培養這花朵的卻需要加倍的辛苦和能耐。
應該說，名人畢意不同於常人。他們可能看得更遠些，想得更深些，貢獻更大些，對親人要求也更高些；脾氣常常會古怪些，性情卻未必更好些。而一般地說，道德總是更高尚些，理想總是更遠大些，情操總是更純真些。理解一個普通人是比較容易的，而理解一個名人就要困難得多。這倒不是說，“天降大任於斯人也”，非“五百年才能出一個”，而是因為他往往代表了科學成就，於是就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曆史的一麵鏡子。同樣是戀愛，讓虎妞理解祥子就容易得多，而且略施小計，就讓這位老實人沒了轍。如果不是對付深受壓迫沒有文化的車夫，而讓虎妞去追求蘇東坡、曹雪芹或徐誌摩，怕不讓這位長著一對大虎牙的虎姑娘急暈了腦殼。同樣是死'老舍的死就值得寫那樣的悲劇，而且據我看來，那劇本還有很多言猶未盡之處的。同樣是生，莫紮特短暫的一生卻孕育了幾代人乃致數十代人都發掘不盡的養料和學問。您不服，能行嗎？
名人常有些“拗”，又有些“怪”，還要時不時冒些“風險”，招點“誹謗”。因為他在研究中發現真理，也許就會為這真理而寧死不屈；因為他在事業上找到了歸宿，也就難免暫忘了妻子兒女，乃至暫忘了自己家庭住址和家妻的名字；因為他要為自己的藝術貢獻出一切的，所以行起事來就不能免其“迂”而且“愚”。況且說，名人不是生而有名，有些大好名聲，乃是以鮮血換來的，如張誌新就是如此。在特定的曆史時期，名聲之累，竟可以致人死命，久享盛名的老舍先生便以莫須有的罪名而自盡於玉淵潭的，留下夫人飽受疾風苦雨；傅雷也恰恰是因為藝術之名而自殺身死的，留下數語遺言，便與自己可親可愛的妻子攜手而去。嚴鳳英還是因為藝術之名而自殺身亡的，她留給後人的精神遺產，是使她純樸多情的丈夫永遠理不斷的萬般情絲。當然自殺的畢意是少數，就算沒死的危險，動不動就把生活費買了書籍和試驗材料可也夠要命的。說句玩笑話，和名人結婚，先得拿出點守寡、自殺、受窮、逃亡的勇氣。沒有這個，還是自安本份，任憑那“癡男怨女”追隨名人去。
給名人作妻子或丈夫是不容易的，非常不易，因此，對於為數不少的名人特別是女名人婚姻上的不幸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讚賞學識的求婚者，應該充分認識學識在婚姻中的價值，最好自己也努力成為一名學識者；富於學識的婚姻和家庭應該為學識的發揚光大創造良好的生活環境，不惜為此作出別的哪怕是重大的犧牲；隻是有學識哪怕有大學識的婚姻當事人也應該認識自己的不足，切莫把學識的高低理解為人的價值的大小，淵博的學識理應配以高尚的人格。
如果具備了這些，學識與才能就嫁給了道德。
（七）生活習慣與民族習慣
生活習慣本與道德無關，但尊重別人的生活習慣就與道德有關了。中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地區差異明顯。以吃而論，全國有九大菜係，川、粵、晉、魯，東、西、南、北，各見所長。俗語謂南甜北鹹，東辣西酸，隻是一個概略。同為北方，天津與北京的地方風味就有很大不同，天津近海而通商，即如屈指可數的大城市，又具濃鬱的內海氣息，天津風味，就像天津曲藝一般'多彩多姿，包羅萬象。北京也大具北方色彩，但既是首善之區’又是文化之區。首善之區，吸引四方之民，各種地方風味，應有盡有，且東、西溝通，西菜也有大的市場。文化之區，則多文化。北京的飲食，如果說有什麼最大的特點的話，那就是在堂哉皇哉之上加上一個書卷氣。這一點，恐怕隻有深味北京鄉土之情，又廣曾遊覽九州沃土的人才能深切地體味到。夫妻生活，習慣不同，既不是太大的事，也不是太小的事，因為要白頭到老的，生活差距太大則很難於向對方靠攏的，無疑是一個很大的遺憾。北京有臭豆腐，四川有麻辣燙，這二者是難於相合的，如果不能找出其中的共同點來，就沒辦法把他們寫入一篇文章。所以，很多南方人在北方生活多年，依然希望找一個南方的伴侶；而一些北方人，久居南方，卻往往要學廉頗思故人，總覺得燕男趙女最為理想。當然，南、北相合的家庭現在是越來越多，就是不同民族而組成的家庭數量也不小。這其中的一個條件，就是應該理解和尊重對方的生活習慣。臭豆腐雖別有一番風味，但愛烏而及屋，愛人而及物，又何妨大嗅其氣，體味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