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的承認與支持，在道德方麵，又可以為從業者提供極為適應的客觀條件。因為社會尊重這些職業，才能更加激發從業者的向善之心，使他們更加熱愛本職工作，並且把做好本職工作不但提高到社會的層麵上來，也自然地提到道德的層麵上去。
當然這不是說，沒有得到社會承認和理解的，就可以不講職業道德了。情況恰恰相反，一個試圖得到社會承認的專業，就不能不講道德，而且要更講道德。但是，說到底，這專業與之相適應的職業道德的發展效應如何，不能離開社會的理解和支持。
但是，作為從業者，如果你那個事業還未能被社會輿論所理解，或者雖然已經得到社會的承認，但支持度和讚譽度還不很高的話，那麼，就應該以自己的行為，證明自己的社會價值和道德水準，從而逐漸取得社會的最大支持。比如，中國的服務行業，現在名廚師雖然還有，好服務員也不少，但是真正做出特別傑出的成績的人不算太多，如果不能改變官商式服務作風，提高服務質量，加強和完善服務業的職業道德，那麼，就很可能形成惡性循環。即社會輿論支持率很低；從業人員也因此而放任自己；放任的結果則是職業道德水平和技術水平的再度下降；而這些內容的下降，又會招來社會輿論方麵更多的批評和不理解。我國正在進行的經濟體製的改革，就是要在製度上弄清這些問題，同時也要求從業者的道德認識有一個飛躍：現在是到了徹底改變這種惡性循環的時候了。又如，記者這個職業，世界上和中國曆史上都曾經出過一代又一代的名記者，其聲望之高，影響之大，充分顯示了社會對他們工作和人品的承認與讚許。但中國，這些年卻沒有再出現舉國聞名的名記者了，其影響越出國境的名記者更少。是記者個個都沒有才華嗎？不是；是社會沒有這類需求嗎？也不是。是什麼呢？是過去某些指導思想，特別是某些體製存在弊端，中間又曾被壞人鑽了空子。報紙雖多，而說真話的少，特別是敢於仗義執言為民請命的少，所以，人們就不太喜歡這樣的報刊和書籍。因此也就失去了產生名記者的社會契機。現在好了，客觀條件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有作為的記者應該抓住這得來極其不易的大好時機，為人民言，為民族言，為中國現代化的興旺發達言，力求通過自己的創造性勞動和道德風格，展示一代名記者的不朽價值。由此說來，社會的承認與理解，就不但是形成新的職業道德的基礎，而且，職業道德的形成和影響將會對於社會的承認產生莫大的滲透力和推動力。
四、職業道德的基本結構與內容應該體現我們民族文化的傳統和風格這是一種曆史的繼承與聯係。我們講的社會基礎及企業關係的變化，屬於現實基礎；講從業人對專業的熱愛與追求，是主觀方麵的基礎；講社會的理解和支持是客觀方麵的基礎，加上這個曆史的基礎，那麼即使還不太全麵，大約可以自圓其說了。需要添上一句的是：這幾個基礎隻有同時發揮作用的時候，也就是說成為一體化因素的時候，才能產生最大的效應及動力。
曆史文化是一個客觀因素，是一個既在的事實，人們無法根本擺脫它，也不能從根本上超越它。事實上，妄圖全然擺脫和超越它也沒多大好處，因為曆史文化當中本來有很多對於今天和現實還非常有用和有益的好東西。
在這方麵，許多成功的國家都是積極的實踐的。他們注重繼承，因為繼承實際上也是一種新的選擇和發展。表現最突出也最有成效的，仿佛是日本。國家計委一位副主任曾經去日本做過考察，回來時談了一番感想，我把它的主要內容引述如下。
他說：“大凡到過日本的同誌，都會有一個共同的感受，即日本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生活處於一種高效、嚴格和進取的狀態。從經濟上講，日本現在還是有活力的，它們對外貿易繼續大幅度出超，不僅對美國，而且對西歐各國，每年都是上百億美元的順差。有些產品，如汽車、照相機和家用電器多在激烈的競爭中仍能暢銷全球，而且勢頭不減。”這是為什麼呢。他回答說，對這個問題，我國考察過日本的同誌討論過，也看到過一些研究日本的材料和文章，他們的結論大致有三條：一是重視教育、人才；二是重視科研；三是善於學習別國經驗。應當肯定，這些確是促進日本經濟振興的重要因素，但是這幾條基本上是一切發達國家的“共性”，並不能說明是日本的“個性”。又說：“經過這次考察，使我對日本的‘個性’有了一點認識，這就是它所注重的精神方麵的東西，即發揚日本民族的固有精神和道德風尚，諸如：肯於吃苦，樂於服從，忠於職守，奮發進取，同心協力為民族的生存和興旺而奮鬥的精神。這種精神看不見，摸不著，然而又滲透於日本整個經濟生活和社會發展之中。在日本期間，我們處處能感受到這種無形的力量。例如，他們對工人實行終身雇用，廣泛地開展群眾性的合理化建議活動，通過一些十分簡明的口號，對職工進行宣傳教育工作。工人進了廠，就將自己的命運、前途緊密地與其企業融為一體。”新日鐵會長曾風趣地說，“他當了十年的公司領導，完全是用中國的《孫子兵法》的原則來領導的，他們是儒家思想的資本主義……。”結論是什麼呢？結論是“日本的成績，就在於它的當權者能善於將民族的精神，人民的優秀品質巧妙地用於指導整個民族和個人行為。”
那麼，中國現代職業道德應該繼承那些主要的民族文化傳統呢？這問題不易說清楚。概括地說，有這樣四點。
其一，重視人際關係，強調人的精神因素。中國的文化傳統予人與人的關係特別強調和重視。這方麵現代美國人是走過一段彎路的。美國人特別推崇的哲學還是實用主義。由此出發，對科學實驗和社會實際效應，特別重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他們對數學模擬方式，對定量分析的重視，更是達到了狂熱信仰的程度，也確實取得了不少的成績。在此期間，大學講堂上，如果沒有圖式和數學公式，那簡直就不能承認是科學，企業家手裏沒有相當的數據和定量分析作為基礎，就不能也不敢作出重大的決策。但是，後來他們發現了，僅靠這些還是不夠的。把這些內容強調過了頭，反而不利於調動人的積極性，也不利於為企業創造更多的利益。而重視人與人關係的日本，卻在經濟上作出了奇跡。於是，開始注重向日本學習。中國在經濟技術和科學管理上還比較落後，定量分析這個詞兒，這幾年才為更多的人所知。電子計算機也不普及，管理方法基本上還是經驗式的，現在雖有所重視，但還沒有完成從經驗性管理向科學化管理的曆史轉變。決策的作出，也大體上憑著經驗作出判斷，一半靠經驗，一半靠靈感。但是，中國要走新的道路，學習和借鑒國外的經驗。那麼，對科學化管理進行充分補救的同時，又不要再犯偏麵性的錯誤，而應該把人的因素和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作為戰略問題來考慮。其實國外的經驗已經證明了，重視人的因素和正確處理人際關係問題，本身也是科學化管理所不能缺少的部分。中國有重視人際關係的傳統，且又是文明禮儀之邦，特重人的道德修養。在人與人的關係上，講究禮貌，強調寬容態度，主張以己度人，優先為別人考慮。發揚這個傳統，才能使後來人有曆史感，民族感，自豪感，那麼，接受起新東西來，就會更容易。
其二，重氣節，講究報效國家，強調民族自尊心。我們的祖先特別重視一個人的氣節，則是千真萬確的事。而且這氣節的特點，就和國家大事有關。為國家報效，雖死猶榮，有損於國家，生不若死。這種民族精神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據著特別重要的地位。楚之屈原，宋之嶽飛、文天祥，明之史可法、盧象升都是為國人傳傾不已的英雄誌士。這種情感轉化為職業道德，很自然地就會和為國爭光這樣一個口號聯係起來。有人以為，傳統文化何足道？對它們首先是批判，其次是批判，最後還是批判。這是很幼稚的思想，放在幼兒園都行不通，何況以此來非議古人。現代人當然與古代人在社會屬性上就有本質區別，然而卻又有必然的聯係，現代人血管裏還流著古人的血。根本否定曆史文化，現代社會中就既不能產生政治家，又不能產生文學家，也不能產生軍事家。莫說“家”“家”“家”，就是做一個與中國燦爛文化相稱的普通人的資格都快沒有了。比方說，你問一個美國人知不知道富蘭克林、華盛頓？如果回答說“否”，那麼，先會嚇你一跳，是不是碰上了白癡和瘋子。其實，向美國人提出這樣的問題都很不禮貌。同理，英國人有不知道威靈頓、莎士比亞的嗎？俄國人有不知道彼得大帝和托爾斯泰的嗎？印度人有不知道釋加牟尼和泰戈爾的嗎？身為中國人，不知道孔夫子，不知道屈原，不知道秦始皇，那是數典忘祖，是很可悲的事情。民族文化傳統，當然不僅僅是愛國主義，不僅僅是民族氣節，也不僅僅是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恥辱心。但是這些都是很必要的內容，確是不錯的。然而，這些年對此重視不夠，在理論上和政策上都有些偏差，加上其它種種原因，造成了很多不良的社會後果，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有記者報道：武漢柴油機廠，兩年前曾聘請聯邦德國退休的柴油機專家格裏希為該廠廠長。“他上任後，提出的目標是，把產量提高25%，把柴油機壽命由三千小時提高到兩萬小時，並打入國際市場。”他的措施是“三斧頭”，一日整頓勞動紀律，二日改變管理方式，三日破除複雜的人事關係。然而成績雖有些，但很不如意，因為“工人不理解他。他們總是要求改革能見成效，工資是加法，獎金是乘法，而物價是減法。工資沒提高，獎金上不去，有人就罵娘，說洋廠長無能。“事後記者采訪‘武柴’，幹部，工人都拿著掃帚、雞毛撣搞衛生，工廠灰塵滾滾，柴油機蓋上厚厚的塵土消失了。”副廠長說：“格裏希假滿回武漢了，一聽廠長要回來，全廠就又麵貌一新了。”看這報道，心裏很不是滋味，別的不說，單說中國人的廠子，好心好意請來一個“洋廠長”，而人家也想把這個廠子搞好的，卻落一個“一聽廠長要回來，全廠就又麵貌一新了”。不知道這副廠長說的是真話，還是假話，是正經話還是說笑話。如果真的以這種態度去對待一位“洋長廠”，那麼，民族自尊心到哪裏去了呢？這種賴作風，不唯與改革的步子大不協調，且與我國的民族文化傳統極不相合。
其三，勤勞節儉，最能吃苦。這也是我國民族文化的優良傳統之一。現在有人認為，勤勞是傻蛋，隻有會投機取巧，才是能耐。節儉更不需提了，“能掙會花”才有現代氣派。怕吃苦，不願吃苦，不肯吃苦，髒活累活沒人幹，找到清閑活是本事，這種風氣有所上漲。其實，勤勞乃是一種美德，在任何一個社會都是如此，雖然封建古人看不起體力勞動，但是沒有體力勞動支撐，還能“食不厭精、膾不厭炙”嗎？而且，就是有點作為的“士”，他們對於自己的事業也有一種忘我的鑽研精神和百折不撓的攻關勇氣。日本電視劇《阿信》的上演對社會很有影響。雖然《血疑》表現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善良，然而說教多於現象，當時也許會心頭一熱，過後遺留下的卻是寥寥無幾。《阿信》給人們留下的則是日本人民那種百折不撓，千難萬險總是一個“不懼”的勤勞、勇敢的作風與精神。勤勞才能致富，在中國應該成為座右銘。節儉與勤勞是不可分的，勤勞在於增加收入，節儉在於減少開支。“能掙會花”，也許是一個漂亮口號，問題在於對它的注解。能掙之能，能在那裏？會花之會，會在何處？如果說能掙就是完全靠了竊門，那就墮落了。勤勞才是科學管理的基礎，無論科學多麼先進，如果從業者心浮氣燥，沒有極端認真和極端負責任的精神，都有可能鑄成大錯，甚至造成千古遺恨。以一個舊式的農夫論，如果異常懶惰，頂多是經管3畝地，餓壞一家人。而一個核電研製的工作人員如果是懶惰的，那麼，就有可能發生大事故。雖剝其懶皮、剖其懶腹，又何能補救於萬一。會花不等於浪費，當然也不是像有些特殊曆史時期那樣的提供節儉法。認定了非穿有補丁的藍大褂才是光榮，一件襯衣如果不穿10年就是浪費。當然有人願意這樣做也可以。節儉是說，量入為出，不鋪張，不浪費，節約每一個銅板為著所從事的事業也為著自己美好的生活。而且節儉不僅僅是對於自己那點收入的節儉，也是對於國家資財的節儉。相信經過經濟體製和政治體製改革以後，人們會弄清楚，自己是怎樣在大鍋飯裏摻沙子，扔石頭的。
關於吃苦，舊社會教戲講究打戲，說是“要在人前顯貴，先得背後受罪。”譚元壽上戲校，讓老師打了一棍，背上留下一塊巴掌大的傷痕，回家和父親（譚富英）說了，老爺子告訴他說：“我挨的打比你多多啦。”完了。當然不是說新社會還提倡打人。大鬆博文應周總理之邀來中國女排執教，要打人的權利，周總理就不同意。但是，大鬆博文對於中國女排今日的騰飛，起過作用。就是他把訓練東洋魔女的那種作風帶給了中國排球界。不吃苦，就別想做成事業，不論多麼小的事業，也是如此。吃苦耐勞正是我們民族的文化傳統和民族風格，在提倡和製定職業道德的時候，不要把它忘記或者對它冷落。
其四，重視智慧。除上述三點以外，還有很多與職業道德有關的內容可供選擇與參考。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國人傳統上對於“智”特別重視，以為實幹不如巧幹，反對涉險，主張謹慎；反對硬幹，主張調查；反對不動腦筋，提倡舉一返三。中華民族是勤勞的民族，又是智慧的民族。所以在哲學、數學、倫理學以及一切學科中，都能反映中國人善於動腦筋，有很高的思辨能力和解析能力的特點。這個特點經過改造和發揚，與上麵講的“利變”原則還有關係。“利變”不能無智。即使對敵鬥爭，一方麵需要以我們的血肉築成新的長城的英雄氣概；一方麵也要有“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智者精神，職業道德，當然是以忠誠為首，於事業忠誠不二，於用戶童叟無欺。但是，又要有智慧，智慧與忠誠正是使事業成功的兩個武器；智慧與忠誠又是使用戶滿意和信任的兩宗法寶。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所以靠欺騙用戶而成功的企業實際上是沒有的；但知君愛君，化為一笑，也是使用戶在精神上舒暢，能夠得到滿足的一個方麵。就好象一位老人去買麻花，成色好，份量足，當然是最主要的，但賣油條的師傅會講話，也很重要，須知自古以來，注重自尊自重的中國人，最是不吃嗟來之食的。如果能變變花樣，在麻花的“優美形象”上下點功夫，還能收到更佳的效果。你不能說，管他什麼樣呢，好吃就行，這不見得。比如，誠實的父母，所習慣的乃是讓孩子吃飽喝飽睡足，而智慧的父母就不滿足於這個，還要讓孩子吃好、喝好、睡好。所以，有為的經營領導者就特別注意包裝。貨真價實的是老實人，包裝漂亮的是聰明人。老實加上聰明才是用戶的意中人。
勿庸諱言，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當中，都有許多已經不合今天需要的內容，其中有些早巳成為糟粕，或者成為這個民族繼續前進的包袱。像中國這樣的泱泱大國，開口就是五千年文明，閉口就是三千年青史，論文明是第一流的，論包袱也是極其沉重的。孫行者一個跟頭十萬八千裏，但泰山壓頂之時，五行負累之日，還能飛躍幾何？所以繼承和發展民族的文化傳統，雖是兩句好話，卻是一大難事，誠能“妙在似與不似之間”，可就好了。
第五節 職業道德的未來發展
一、職業道德的三個曆史發展特點
職業道德雖然脫生於道德，但它已獨自走過了漫長的曆史路程。就其發展趨勢而言，有如下三個特點。
（一）由封閉型轉向開放型
舊式手工藝師傅的技術是不對外人言的，你要學，就得拜師傅。一日入師門，終身不得出。強自出來，就是欺師滅祖，為同門所大忌，這在現代武俠小說上還可以看出點眉目來。除非你做了什麼錯事，師傅把你逐出師門。而你從此也就成了孤雁。師傅所傳之藝，也就不能使用了。這種關係，表現在職業道德上，就有了兩個特點：一個是封閉性特點，隻知有師門，不問有他人，為著行會的利益可以粉身粹骨；一個是強製性特點，並且通過一套繁鎖的儀式使之宗教化或宗法化。個別的手工藝者，甚至連徒弟也不收，所謂傳子不傳女，傳媳不傳婿，成為血緣家庭櫃子裏的親子學問。中國舊時的泥人張、葡萄常、麵人湯大約都是如此。違背了這些，就從根本上違背職業道德，成為“無德”之人。這種情況在資本主義興盛時期發生很大改變。後來法律逐步完善，技術也變成專利；而專利是可以買賣的。所以，職業道德實際上已經從封閉型走向了開放型。而這種開放的機製是價值規律。換句話說，金錢是開放的動力。申報專利，目的終在贏利．也適合市場經濟道德與職業道德的原則。人家那裏不像我們親愛的祖先那樣“君子不言錢”，以為錢是肮髒之物。資本主義製度的本質決定了它喜歡金錢，並以能夠賺大錢為榮，不過不慣用欺騙的方法，而用所謂合乎人道的作法把金錢堂堂正正收擾來。誰能為企業多賺錢，誰就是大的功臣。難道說，大功臣可能是不道德的嗎？至於剝削與否，他們就不管了。一生貧苦之人，隻能怪自己沒本事。何況說，剝削者有買勞動力的自由，被剝削者也有賣給誰剝削的自由，不是非常“平等”嗎？當然，這不是真正的平等。馬克思的偉大功績就在於他以不容辨駁的辯證方法，證明了這種“自由”的實質究竟是什麼。社會主義的職業道德顯然也應該是開放的，並且不僅從“贏利”的考慮出發，當然，在社會主義階段，還是要講專利的，發明人應該得到適當的物質報酬，並且這類報酬還要受到法律的保護。又要講贏利，不贏利也是對人民事業的一種失職。但社會主義畢竟與資本主義不同，在金錢以外還有更重要的價值觀念在。社會主義是公有製國家，在宏觀方麵還要堅持某些計劃。那麼，這種行業間的流通，技術的轉讓，就不僅僅是為金錢與價值所左右的東西；從本質上說來，是為人民的利益和國家利益所左右的東西。但同樣要有法律作保證，以防止打著無比革命的大旗，把發明者和發明對象看成封建主義遺留下的任其驅使的奴隸。所以，任何發明，任何專門的技術，任何屬於個人的企業的專利，都是可以公開的。在保證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的適當分配的前提下，把它奉獻給整個社會。這樣的行為不但不違背社會主義職業道德原則，而且正合社會主義職業道德關於愛國、平等、流通、互利的本義。從從業者這方麵來考慮他們在道德評價上也取得了選擇職業的自由，改變職業選擇的自由，把自己的一得之見貢獻給社會的自由，和向其它行業學習和借鑒的自由。
（二）由經驗型轉向科學型
這種轉化的物質基礎，自然在於社會化大生產。因為在小農經濟和手工業為主的物質條件下，人們對於職業的關心和所遵循的道德守則，都是孤立的，靜止的。它與社會的聯係也是比較單純的。一個小商販，他不需要考慮那麼複雜的社會關係，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比如說，拉洋片的，坐地在天橋，一輩子吃穿可以有所保障矣。如果遇到了動亂，那麼，再說。因為沒保障的也不是自己一個人，天要下雨，娘要改嫁，管他呢！至於全國怎麼樣，不用去考慮，想也沒用；至於世界，更不用去想了。雖然，叫作“洋片”，帶點外國味，但一到天橋就被天橋的風水“土化”了，還管它外國不外國，就是有外國人來了，也管保他聽不懂。但是社會化大生產，使經營者以至生產者就要考慮整個市場的行情，不但要考慮本地區，還要考慮全國的，還要考慮整個世界的。以市場經濟的本性而言，是哪裏有利潤，便向哪裏去；無論什麼人，都必須承認價值規律的客觀存在，並且使之與整個國際市場相聯接相融合。否則，專以標榜政治進步為榮，不問人間俗事，到頭來會餓扁了肚皮。因此，職業道德就不能僅以經驗性內容作為自己的全部道德關係，並因此而沾沾自喜。還要把自己與外界的種種關係息息溝通。鼓勵從業人員明白這種關係和它們之間的利益，並為本企業的發展、興盛和發達而出力。於是經驗型的職業道德內容，就開始向科學型的職業思想內容過渡。那些帶有宗教色彩的內容不能要了，那種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內容也不能要了。日本人的企業，之所以天天講“工業報國”，大講七種、八種價值觀，其根源，就在於此。一個封建社會中生活的奴仆，他的道德需求與滿足都是極其單調而簡單的，簡而言之，就是忠、孝二字，於主盡忠，於家盡孝。然而，忠是愚忠，孝亦是愚孝。其中不乏特別出色的，終至於以身救主，成了代宰的“羔羊”。新時代的從業人員，心胸和目光都是遠大的，因其遠大，才有了科學化的要求。他的職業道德的立論基礎，在於合乎社會大生產的科學規律，並為這規律的實現而盡其職業道德之義。
（三）由實用型轉向理論實踐結合型
封建社會的職業道德，當然也有理論作指導。在中國，其指導理論，就是儒家的三綱五常之說。然而，儒人重農不重商，所以，三綱五常裏也不把商業和手工業作為自己的研究內容。而且，由於經濟是封閉的，經營手段是經驗型的，反映到職業道德上來，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實用型的了。所謂實用型，就是在專業需求之內，需要什麼，就規定什麼。而且這種需要，一方麵是雇主的需要；另一方麵是行業的需要，卻很少雇傭者的需要，或者說很少二者的統一。但是，進入資本主義時代以後，社會公民取得了相當的人身自由；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從業人員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和技能水平都有質變性的提高。所以對於職業道德的執行和選擇，就不僅僅是被動的、強製的了，而且有了能動性與選擇性特點。現代社會，凡社會公民，法律麵前一律平等，人們就更加不能盲目地去執行什麼，或者反對什麼。對於管理者的要求，當然也是要照辦的，但管理者已不能獨存，而職業道德又有相當的穩定性。那麼，人們（包括企業經營管理者的所有從業者）就要說，職業道德為什麼會是這樣，為什麼必須照著它的規定去做？以社會大生產為契機，以企業經營的社會化為中心，職業道德開始了由實用型向著理論實踐結合型的轉化。所以，在我國現在的曆史條件下，也是倫理學對職業道德展開充分研究的極好的曆史時期。
二、職業的穩定性受到了挑戰
資本主義帶來的曆史革命，其中有一條就是人們在對職業的選擇上產生了很大的自由性。這種自由在封建社會裏是很罕見的。當然，資本主義的生產水平和科學教育水平也經過了很多的發展階段。從專業上看，14、15世紀是它的萌發期，16、17世紀是速發期，18、19世紀是它的穩定時期。職業與專門學校如雨後春筍；專業發達，分工越來越細；而且教育期很長，各類專業人員，一經確立自己的專業以後，就很難改變。但是20世紀的情況發生了變化，新興學科大量出現，邊緣學科如魚得水，各類企業對於通才的要求都處於上漲趨勢。很多新的教育理論認為，在校學生培養的重點，已經不應該以知識和文化的傳授為主，而應該特別重視能力的培養，即教會他們“學習的學習”。人們選擇或改變專業的基礎和要求，都有很大的變化和發展。越來越多的人已經看到而且正在嚐試：不一定非得死守在一個專業區域內。用中國的一句俗話講，叫做“樹挪死，人挪活”。何必非得在一棵樹上吊死呢？中國的情況在1978年後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特別是這幾年我國進行的市場經濟體製的改革，更為各行企業的從業者打開了眼界。農民把一生都束縛在一小塊土地上的時代早就應該過去，而現在真要過去了。這一代青年農民，他們不但要成為種田的行家裏手，要把科學請到農村這個廣闊地天地裏去；而且很多人，還要成為精明的商人，成為傑出的企業家，要在廣闊的天地和更加豐富的層次裏找到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位置。個體戶雖然成長道路曲折，確實取得了驚人的成績。農民夫婦出國的事情已有了，買轎車作為交通工具的事情也發生了。現代農民已經不僅是土地之子，他們馳騁的天地大得很。但今日的變化，不過是初露端倪，寶刀初試。像昔日老死田壟默默無聞的悲劇，在現今的農村，其基礎已經動搖和消散，神農氏在天之靈，大概會感到異常驚訝和興奮吧。改革正在向著城市深入，而經濟體製的改革和政治體製的改革一旦取得基本的成功，城裏人大顯身手的時代就會到來。而改革還是由人去做的，這一代人，應該用最豐富的想象，最勇於奮鬥的精神和超越前人的毅力與勇氣，去開創屬於自己又屬於人類社會的新道路。選擇新的職業，開辟新的領域，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情，已經逐漸地成為一種激流。在這樣的形勢下，職業的穩定性必是會受到嚴肅的挑戰。而這種挑戰正是一種曆史的進步。它的特征是，專業工作人員既要比以前受到更良好的教育，而各類人員的發展前途卻又有了更為廣泛的選擇餘地。從而反過來又促進了教育改革，以新的內容和方式培養有更大適應性的人才。職業的穩定性既然受到了曆史的挑戰，那麼，職業道德自然也就會發生變化。在這樣的形勢下，職業道德會產生更大的彈性要求，它的存在背景會變得更加深厚和廣闊。它的新鮮內容會得到更多的支持和肯定。進而形成自己新的特點。這些特點簡單地說來就是：
第一，行業的適應性加強。
第二，基礎理論部分豐富和深化。
第三，一般原則與具體原則的結合得到重視，而且與社會公德的聯係也更緊密。
認識這些特點，並且在實踐中去自覺地發展它們，正是全社會特別是倫理學專業工作者的曆史職責。
三、職業道德消亡的曆史條件
講了職業道德的發展，馬上轉入消亡，好象有點不吉利，其實也不是的。因為毛澤東早就說過，對於國家的消亡，不是在阻止它，而是積極地為它的消亡創造條件。因為它的消亡不是壞事，而是合乎曆史發展規律的一種曆史性進步。但這還早呐，我們且不管它。
職業道德既晚生於道德，卻要早亡於道德，但它並非虛度了光陰，而是應運而生，在完成了曆史使命之後，便欣然而去，雖是極為嚴肅的道德君子，亦不乏長袖善舞的仙子氣。那麼，職業道德的消亡需要什麼條件呢？
從根本上說，這些條件也是一個係統。雖然職業道德的消亡它本身隻是道德範疇方麵的事情，而它的基礎卻是整個社會係統，對這些社會條件，馬克思曾經講過一段話，這段話作者已經多次引用過，好在《聖經》是讀不厭的，現在把它再抄錄一回。這是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針對拉薩爾的錯誤主張，就按需分配問題講的，他說：“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上，在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之後；當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的時候；當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時候；當隨著個人的全麵發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湧流的時候，——隻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如果就職業道德的消亡這個角度來考慮，那麼也可以把它具體地化為這樣幾個方麵。
首先，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由於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從而使整個生產力的發展來一個革命，才有可能使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消失，而且可以使各種行業的分工界限因為從業者的自由選擇，而從本質上得以消亡。對於這個問題，列寧是看到了，而且他以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嚴謹態度，結論做得非常謹慎。他說：“既然我們看到資本主義現在已經怎樣難以想象地阻礙著這種發展，而在已經達到的現代技術基礎上又可以大大地推進生產力，我們就可以有十二分把握地說，剝奪資本家一定會使人類社會的生產力勃蓬發展。但是，（請注意下麵的話——引者）生產力將怎樣迅速向前發展，將怎樣迅速發展到打破分工，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把勞動變為生活的第一需要，這都是我們所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要知道，這是列寧在1917年8、9兩月寫成的節，那個時候，無產階級還沒有自己的政權，俄國十月革命正在積極地準備當中，所以列寧說了“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這句話。但是，現在不同了，俄國十月革命過去了將近80年時間，世界曆史發生了巨大無比的變化。資本主義社會由於重視科學技術的結果，不但沒有馬上滅亡，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取得了經濟上的比較持久的繁榮。而中國一樣的東方國家，也在經濟建設方麵有了足夠的曆史性經驗教訓。這一切都證明，隻有極大地發展生產力，重視科學技術的作用，才有可能進而消滅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根本差別。西方科學技術的發展，已經為這種對立的消滅，提供了可以借鑒的經驗和引人注目的現象。在美國，1956年，白領階層就第一次在數量上超過了蘭領階層，這是人類曆史上一個值得注目的事實。它以事實表明，通過科學技術的進步，配合以其它必要的條件，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最終是可以消亡的。
其次，社會財富的極大豐富。社會財富很貧乏，社會分工的枷鎖就不能打破，而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也就不能消亡。雖然，社會財富的極大豐富，需要人們的實踐，特別是科學技術的極大進步，但是唯有社會財富達到一定的積累水平以後，人們才有可能擴大自己的知識領域，改善社會教育條件，科學技術所反映的願望才能得以滿足。中國近50年的現實教育了我們，使我們痛切地認識到，沒有發達的經濟事業作為基礎，無論在政治上，在經濟上，在文化上在國際態勢上，都將受先天不足之“患”。很多崇高理想和偉大抱負，都將處於無力的地位，最主要的是沒有辦法培養一代新人，從而也就從人力和財力兩個方麵限製了科學技術事業的發展。因此，當先進的工業國家已經由勞動力密集型走向資金密集型，又從資金密集型過渡到科學技術密集型的生產結構以後，我們還隻能在勞動力密集型的範圍內打轉兒，甚至連給全社會的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的基礎都很薄弱。新的一代農民無法從土地上解放出來，而新一代的城市居民，常為就業問題所苦。上了初中，上高中，上了高中無事幹，這種情況如果沒有經濟體製改革作為保證，那麼，簡直就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而社會財富的積累有賴於生產組織形式的改變，有賴於全社會成員的努力，有賴於科學事業的發展。如果這些條件能夠形成並得以充分發展的話，那麼，很多現實問題既可以解決，而消滅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也就有了可靠的基礎。
最後，人的全麵發展並因此使人的才能得到全麵湧流。消滅職業分工造成的奴隸般的束縛，不但需要科學技術和高度發達，需要社會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需要社會關係發生全世界範圍內的根本變化，而且需要人的全麵發展。什麼叫全麵發展，用恩格斯的形象比喻，就是工程師可以去推小車，推小車的工人也能當工程師。從曆史的觀點看，社會分工的出現，曾經是對於人的才能的一次大解放。因為，人類從此可以有自己的專業，從而使人類文明的發展達到一個全新的曆史高度，而不是像獸群一樣地統統從事同樣的活動。原始大森林中的人類，是沒有科學家，沒有工人，也沒有手工業者的。那個時候，盡管人與人之間達到了種族的平等，他們的才能和智力卻處於非常原始的低級階段。以後有了分工，不論是農牧分工這樣偉大的分工，還是處於低一個層次的具體行業的分工，顯然都是一種曆史的進步。然後，這分工卻又反過來奴役人們，異化為改變人們的共同社會屬性的壓迫力量。它使農民隻能成為農民，而使知識分子隻能成為知識分子。一個焊洋鐵壺的人，是不能走入文藝殿堂的，因為，先前的教育就決定了他不能成為文藝百花園中的創造者。駱駝祥子一樣的洋車夫，雖然嘴裏也能唱兩句二黃，卻永遠沒有登上舞台的可能性。因為他為糊口而謀生，因謀生而鑄就了他的社會分工的不變地位，使他自身無力，也無法進行專業的戲劇訓練。因此，也就不大可能成為專業的藝術家了，就算他有多麼偉大的天賦也罷。這種現象，簡直舉不勝舉。多少人才幼苗為職業分工所累，使得他們隻好默默而來，默默而去，作了不走運或根本不適合他們自身條件的分工的犧牲品。人的全麵發展，在於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的普及，在於教育水平的全麵改革和提高。而教育不是獨立的，它又是和社會財富、科學技術的發展與社會關係的改善相聯係。於是得出結論說，如果沒有適宜的物質條件，那麼就不可能培養出全麵發展的人；而如果沒有全麵發展的人，那麼，這適宜的物質條件也就不能得到鞏固和充分發展。且物質條件又是人去創造的，於是形成了一個有機係統，隻有當著這個係統達到馬克思預言的那種水平的時候，人類勞動旗幟上才能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這樣八個大字，至此職業分工對於人的奴役的曆史也就終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