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追求與塑造——現代社會公德
第一節 社會公德的重要性
社會公德的建立和形成至少有三大意義：
第一，它是現代精神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它關係到其他道德內容的水平和發展。
第三，它會直接影響社會成員的道德觀，特別是青少年的道德觀念。
把三個問題連結在一起，如同一個相通的分成三節的容器，從一個口子灌進水去，其他兩個部分也會顯出同樣的水平，所謂“一損皆損，一榮皆榮”。我國的社會公德在50年代有較高的水平，一方麵是刑事犯罪率極低，再一方麵是人民的道德自覺程度很高，所以外國友人大多是讚不絕口的，西方人士偶然到中國來，也很驚歎中國在短短幾年內取得的巨大變化和可觀的成就。但現在想起來，那時有些特殊的因素和特殊的曆史條件。後來就不行了，“十年動亂”始，社會風氣大壞，社會公德倍受衝擊，人與人的關係至今沒有完全理順，而且在很多方麵還很不融洽。1978年以後，也曾想過很多辦法，成效不小，但問題依然很多。中國曆來稱為詩書禮儀之邦，現在又全力推進現代化，可說有傳統，有創造，卻沒能在道德這個領域甚至社會公德這個方麵作出成績來，確實是很遺憾的事情。有些典型的壞事例，更是令人痛心疾首，不忍與聞，就是作者此時寫到這裏，也禁不住要想，這書可能是短命的吧，如果萬一不是，真不忍心把這些事情形諸筆端。以遺來者羞，見死不救的事情前麵提過一句。仲夏來臨，西瓜上市，據統計，1974年北京人每人吃瓜不過4.5千克，1975年僅4千克，1984年大飽口福，達到40千克，1987年達45千克。而且價格不太高，使北京市民嚐到了改革的甜頭。令人氣惱的是：攔截瓜農車輛的事時有發生，甚至出現為了搶瓜把瓜農打暈過去的事。由此想到，一些街頭攤販，漫天要價，蒙騙顧客，又不能不使貧窮如我輩者寒心。街頭書攤，亦有走私者在，買一本武俠小說，動輒索價四、五十元。當然，武俠小說並非必須閱讀的書目，誰個願看，悉聽尊便，買、賣之間也是周瑜打黃蓋，打的願打，挨的願挨。此風不止，就會慢慢侵蝕清白的社會風尚。交通規則雖然天天在宣傳，連單位的車棚子裏也貼了不少小條，諸如“禁止騎車帶人”之類，又有警訓日“違者罰款”、乍聽叫人心驚，但騎車帶人的，仍不少見，而且除去警察拿著罰款的小本子在一旁恭候的時節，卻總是走人行橫道的少．隨隨便便橫穿馬路的多，行人不懼車輛，外國人諷刺為“一往無前”的敢死精神，自行車絕對不怕汽車，要走就走，要停即停。現在有關部門大聲疾呼，說自行車太多，因此事故也多，1986年7月以前發生的交通事故中，騎自行車為直接禍因的占30%以上，與自行車有關聯的達60%，自行車較多固然是一大客觀原因，不遵守交通規則是更為重要的主觀原因。一方麵汽車司機也真練出來了，有耐心與自行車及行人磨磨蹭蹭；另一方麵該他們遵守的“紀律”卻也常常置若罔聞。例如，聯邦德國，行人走在人行橫道上，遇到機動車，車子會停止，為行人讓路，因為那是交通法規給行人的一點“特權”。但中國人過人行橫道其實與隨便穿行也無甚區別，反正汽車司機也不理你，行人傻站在人行橫道的格子內，反而覺得悶氣。禮貌待人，近幾年雖有好轉，其實好轉不多。動輒開口大罵，抽拳就打的也不是什麼稀罕事。大凡旁觀者勸架的甚少，瞧熱鬧的甚多，看到“精彩”的地方，叫一聲“好”的也大有人在。早幾年北京晚報在頭版頭條位置登了一條消息，題為《本市公共汽車漏票現象嚴重》，副題是《五個月堵漏票款、罰違章月票款近10萬元》。文中說：“據不完全統計，（請注意，這個限製詞很重要），市公交總公司在1987年1-5月份就查堵漏票款、罰過期月票款近10萬元，查獲過期月票近5000起。”僅電車公司一場的12條線路，設9個檢查小組，節假日增至20幾個檢查員，“1987年1-5月份，電車一場共查出漏掉的普通票達92276張，收回票款9527元，查出違章月票950張，罰款收入達10264元，兩次款項相加，等於108路電車20天的營業總額。”問題夠嚴重的了，在這樣的氣氛下，刑事犯罪能不增加乎？青少年的道德教育能有大的收效乎？中國精神文明建設的道德一章能寫出理想的文章乎？北京是中央機關和國家機關的所在地，應該說不是道德水準太差的地方，但看來也不是道德水準太好的地方。假定說，北京這個首善之區處於中間水平，那麼，我們確實值得對現階段的精神文明建設有一點憂慮了。這個問題很重要，因為，任何一個人都不能期望在這樣的風氣下，能為全市人民的精神風貌和青少年道德成長帶來多麼積極的影響。
第二節 社會公德的內容
社會公德應包括那些內容？這題目可以劃兩條線：一條是較低的界線；一條是較高的界線。較高的界線當然是不能封頂的了。因為，很多人認為，道德隻是一種規範性行為，殊不知道德行為還是一種塑造性行為，是人類美好情感通過社會行為的升華。所以，人們盡管可以認為遵紀守法對得起良心，卻誰也說不出，怎樣做才是最高的道德體現。最高的道德體現是永遠屬於未來的。它的精神便存在於人類在道德行為的創造性實踐活動中。但是，劃一條線還是有必要的，社會公德的比較高的界線是道德模範與道德典型，那麼最低的界線，就是遵紀守法。從遵紀守法出發，向其上線努力，那麼，就是有社會公德的人了。自遵紀守法出發，達到高水平的人數很多，那麼，社會公德的水準就是很高的了，古時有所謂“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之說，在現代條件下，從理論上說也是可以辦到的。
把這兩條界線中的內容具體化一下，那麼，現在提倡的“五講、四美”，雖屬啟蒙水平，但也有必要，隻是那內容不完全屬於道德方麵的，卻大多與社會公德有關。“五講、四美，還不是精神文明建設的全部，但把它看得太小，也不適當，當該說，如果這九條具體內容都能自覺做到了，也就把社會公德的水準提高到了一個不錯的程度，從倫理學角度來考慮，社會公德的基本內容，包括道德風氣、道德行為和道德環境。
道德風氣。道德風氣是社會風氣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盡管社會風氣的優劣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左右道德風氣的好壞，但道德風氣的好壞，同樣也可以看作社會風氣好壞的測量劑。
道德風氣的種類多矣。有廉潔奉公之風，有貪圖享樂之風；有揮霍無度之風，有勤儉節約之風；有以強淩弱之風，有尊老愛幼之風；有種族歧視之風，也有民族和睦之風；有頑固保守之分，也有積極拓進之風；有變革更新之風，也有抱殘守缺之風。古羅馬曾有酗酒成災之風，致使五百年英名傾於一旦。中國魏晉時期又有談玄服藥之風，使建安風骨為之渙散。法國大革命期間有世法平等之風，人權思想風潮雲湧，開歐洲曆史的新天地；“五四”運動，有提倡“德”、“賽”精神之風，使孔家老店成了“黃鋪”。新中國成立以來有移風易俗之風，舊社會的汙泥水，為之掃蕩一新。“文化大革命”有“造反”之風，使好端端的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遭受了重大內耗。改革開放以來有振興中華之風，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新風尚雖道路崎嶇，卻也正在慢慢形成。
當然，道德風氣的形成與社會風氣的形成一樣，它包含著各種各樣相互吸引、相互排斥、相互推動、相互製約、相互反對、相互作用的因素存在，其中有積極的因素，也有消極的因素，有蒸蒸向上的優良風氣，也有頹廢消沉的不良風氣，還有帶有破壞性、腐蝕性的惡劣風氣。但是，所謂道德風氣者，指的是那最能代表其時尚，形成社會係統的主導特征。
道德風氣的影響大矣。其於社會各個階段，各處事業都會發生強烈的影響，而於青少年的影響更為突出。企業家在消極的風氣麵前，會感到處處別扭，行動難免處處碰壁，而且碰的是無形之壁，要發怒都找不到一個明確而具體的對象哩！藝術家在不正風氣麵前，迎麵吹來的是汙濁的氣浪，使你的心兒不快，調兒不穩，難免將滿心為觀眾表演的熱忱，變成不寒而栗的怨怒和驚恐。政治家在不良的道德風氣麵前，碰到的是一盤生了鏽的機器，而且年久失修，這裏方才起動，那裏又生故障；這裏才告初捷，那裏又添麻煩；美好的藍圖常常為閑言碎語所中傷，健康的肌膚時時為蚊蠅跳蚤所苦惱，使他們的雄心壯誌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響。工人階級在不良的道德風氣影響下，其意誌品質薄弱者，難免忘記了自己作為曆史上最先進階級的曆史使命；農民在不良的道德風氣麵前，其中不能自覺全麵領悟國家改革的人，難免墮入金錢的魔道，成為“財富”的俘虜；知識分子在不良的社會道德風氣麵前，那些不能嚴格要求自己，不能把自己擺在正確的位置上的人，難免忘記了文明，辜負了數十年優秀文化對自己的熏陶和培養，以致步入歧途，走火入魔，幹出極不文明的事來。老年人於不良的道德風氣麵前，不免要時時懷古，哀歎世風頹矣夫！雖不作九斤老太之思，難免生老境淒涼之感；中年人於不良的道德風氣麵前，不免要左顧右盼，加重了心理和生活負擔；少年在不良的道德風氣麵前，因為他們是社會中最活躍、最敏感、最富於精力和最醉心於接受“新”的信息的社會分子，所以，好的與壞的道德風氣都最能對他們產生影響；而這種影響可能會左右他們的一生，會玉成或毀壞他們的美好前途。西方五六十年代的頹廢派也曾風糜一時，然而，好景不長，當年的先驅者們，回顧往昔，禁不住老境悲慘，內心淒涼。由此可見，社會公德無論對於東方人還是西方人，同樣意義重大，不能暫忘。 但是，我們要特別指出的是，公民，包括各個階層的公民，特別是各種公職人員，他們在優良的社會風氣麵前，並不是單純的既得利益獲得者，在不良的風氣麵前，同樣也不是碌碌無為的人。他們應以自己的追求、勞動和奮鬥，去改變不良風氣並造就一代新風。
道德風氣的構因非常複雜，擇其大要，可以說包括這樣一些基本構因。
處理個人與國家關係的愛國主義風。愛國主義風尚，不僅僅是道德風氣應包含的內容，而是優良道德風氣形成的主導性因素。應該說，不論什麼人，無論他走到什麼地方，祖國這個概念都是最親切的概念。美國多遺民，自詡是一個以世界民族為民族的國家。它建國不過200多年，但美國人當中，有幾個是不愛他們自己的國家的？凡不愛美國的國民，必不能在美國有生活的快樂和勇氣。國家無分大小，曆史無分長短，社會無分貧富，人民無分多寡。沒有愛國欲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缺乏愛國主義的公民，是沒有前途的國民。中國文化悠久，曆史輝煌，山河壯麗，文物無盡。五千年青史，經曆過多少驚濤駭浪，出現過多少誌士仁人，有多少偉大的創舉，有多少燦爛的文化，當然，這不是說，中國的事情就一切都好，而是說，生在這樣的國度裏，應該有自豪感，而且應該不辜負曆史的委托，在愛國主義的裏程碑上寫出新的更加可歌可泣的篇章。
愛國不是空洞無物的口號，不是行為乏力的空想。它有具體的內容，它要求我們每一個中國人，有人格、有國格、有道德，有理想、有繼承、有創新、有行為、有貢獻。但無論如何，把愛國主義形成國威，形成民氣，形成主導其他各種道德風氣的主導精神，都是道德風氣中最重要的內容。
愛國主義不是民族主義，愛祖國還要愛人類。民族主義者認定了民族利益高於一切，心中隻有祖國，沒有世界，這種民族主義式的愛國主義——如果也能稱它愛國主義的話，隻能使國家走向封閉，走向愚昧，走向極端主義。
愛祖國還要愛人類，愛祖國更要愛人類。畢竟今日之世紀，已經不是鎖國時代，不是帝國時代，不是亞曆山大東征的時代，不是成吉思汗西進的時代，不是英國自稱“日不落王國”的時代，不是希特勒發動二次大戰的時代了。
昔日之世界，唯有強權才能稱霸；
今日之世界，唯有開放才能繁榮；
明日之世界，唯有共強才能共存；
愛國主義而外，還有：
處理個人與群體關係的集體主義風；
處理人際關係方麵的助人為樂風；
處理人、物方麵的勤儉風，創業風；
處理社會行為的文明風。
這些內容，或者已經在其它地方談到過，或者還要在以後的有關章節中敘述。
道德行為。道德行為的內容又可謂多矣。其基本內容可以抽象為四個字。即儀，態，言，行。
儀，就是儀表。儀表又可分為服飾與舉止兩個方麵。服飾是小事，且又是大事。封建時代，服飾不但用來美化人們的形象，而且代表不同等級的人的身份。顏色有等級。明黃色，唯有皇帝皇後才可以用。別人一用，就是犯“禁”，犯“禁”難免殺頭，“吃飯的家夥”就要搬家。官僚服飾也有顏色的區別，雖然曆朝曆代有所不同，但多以紫為貴，所謂紫蟒加身。而以藍色為賤，就是七品芝麻官穿的那個顏色。顏色而外，圖案亦決定於身份的貴賤。官僚的衣服，在清一代，是講究補服的。其中繡有不同的吉祥禽獸作圖案。自五品以下，隨品級高低各有不同。而秀才可穿長衫；無功名，則稱“布衣”。老百姓隻能短裝，其名曰“褐”，這是低賤的表示。婦女服飾自成一“派”，雖然也有誥命之類的貴人衣衫，卻與男人的服飾有“質”的差別。所謂“三綹梳頭，兩截穿衣”。先就在服裝標誌上成了男人的附庸。服飾以外，又講發型，頭發與社會特有聯係。膚發生之父母，在那個時代可是非同小可的所在。單一個發型，特別是婦女的發型，據說都可能和亡國發生某種關係。發型有如此威力，令人不敢小看和尚。發之下，乃麵，頭麵二字原本相聯，所以化妝也是大事。古時候，有張敞為妻子描眉的逸事，傳到皇帝耳朵裏，還要親自問一問。由服飾而發型，由發型而化妝。在人類社會中能產生這樣的影響，也許是我們的老祖宗們所始料不及的吧。而服飾種種與道德發生關係，就不是一回事了。在特別講究等級的時代，二者的關係是嚴格的，甚至是森嚴的。一個女人，沒結婚，要梳理這樣的發式，結婚了就非得梳理那樣的發式，為什麼？說穿了，還不是與女人的“貞節”有關。男人就不需要這個了。但在弱冠之年，也要舉行一個儀式，為什麼？因為人類又多了一位大丈夫，不慶祝一下，有蔑視男權之嫌。現代社會已經沒有這些。但是因為服飾而出政治問題的現象也曾有過。可見穿衣理發，也不是可以等閑視之的小事一樁。從道德行為的角度理解，人的儀態，卻是人類文明的一部分，又是道德觀念的一種外在表現。服飾和發型進化的曆史，在本質上或直接或間接地反映了人類文明進化的程度。同時也映出了該人的文明與道德水平。比如，赤膊在大街上走，就不文明。不穿襪子就跑去參加朋友的婚禮，也不禮貌。要做文明人，先要有文明形象，那麼，首先就應該注意自己的儀表。儀表堂堂，固然最好，就是儀表不那麼“堂堂”，能表現出禮貌與文明的，不也很光彩嗎？
講到化妝、服飾這些內容，有人就認為，越新奇越好，越花梢越好，甚至越奢侈越好，其實這是對文明和道德的誤解。新奇並非壞事，但新奇還不等於美，隻有新奇而美，才是可寶貴的東西。比如西裝，曾熱過一陣子，但這要看什麼體型的人穿。一般地說，身材高大和比較富態的男子穿西裝最好不過，身體矮小，又特別瘦弱的，穿上西裝未必好看。中山裝雖然流行了幾十年了，但其魅力並未減少，如果剪裁得體，穿在身上，同樣非常莊重和漂亮。女人的服飾更是如此。青春期的女孩子，美在天然，濃妝豔抹，就是下策，別的不說先把自己的天然美（這是最可貴的美）給淹沒了，成了“小大人”，或者類於商店櫥窗中的服裝模特，可謂因“美”而得“醜”。而中年婦女貴莊重嫻雅，老年婦女神清氣閑，如果裝束得當，會使青春長駐，勃發出長久不衰的精神力量。新奇的魅力在於朝氣，而朝氣的本錢卻是健康。這一點，務請那些願意追求新奇的朋友們予以注意。而新奇的末流乃是花梢，花哨的結果便是庸俗。這就不但不能因新奇而美，反則因新奇而“醜”了。服飾和化妝品在商品經濟條件下，總與財富有關。而在私有製條件下，則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財富的附庸。所以，一位非洲的酋長夫人，為了表示自己的富有，寧可穿不合腳的小鞋子；而為了表現自己的美麗，又不惜把幾公斤重的金屬環套在脖子上。其實不是越奢侈就越美麗，而是越奢侈就越“難看”。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服飾等等，才與道德行為發生了關聯。
服飾、發型、化妝而外，“舉止”是決定人們儀表的又一個方麵。舉止粗俗，無論如何總是不好。有人認為，隻有大喊大叫才能表達自己的熱心；隻有指手劃腳才能表達自己的情感。隻有加上點“國罵”和下流動作，才能體現自己的與眾不同，這其實恰恰是不文明的表現。老北京人凡事都講“禮兒”，見麵要打千，不打千則失禮；春節要拜年，不拜年是失禮；說話要講客套，不講客套也是失禮；出門要有先後，順序亂了也是失禮；什麼身份的人說什麼身份的話，說錯了還是失禮。“禮兒”太多了，理多為累，成為舊文化的一部分。都繼承下來，恐怕不行。但講文明講禮貌的民族傳統還是應當繼承和發揚。真能舉止文明，卻不是一件簡單淺顯的學問。現在大學和社會上常有“演講比賽”，大概凡是上過場的人都明白，來一個優美的的姿勢有多麼不容易。而且禮節動作還與現代科學有聯係。近代學人中有幾位是堅決主張廢除握手禮節的，雖然那是地道的“洋玩藝”，比起中國傳統的打千和趴在地上瞌頭方便多了，但缺點是不太衛生，人的手掌也許是最不衛生的部分，接觸東西多，傳染病菌的機會也多。一天到晚地握手，簡直等於和各種傳染病菌套近乎攀親戚，所以他們主張還是“拱手”這個禮節好。就是日本人的動輒鞠一大躬也很不錯。孰是孰非，未有結論。但由此可見，禮儀與道德與時尚是大有關係的了。孔夫子於此特有研究。《論語?子罕》篇上說，“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翻譯成白話就是，“孔子看見穿喪服的人、穿戴著禮帽禮服的人以及瞎了眼睛的人，相見的時候，他們雖然年輕，孔子一定站起來，走過的時候，一定快走幾步。”為什麼要這樣呢；行之以禮。《鄉黨篇》則幾乎從各個方麵記載了孔夫子去各種場合下動作的禮貌和文明。例如，“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踧躇如也。君在，踧躇如也，與與如也。”又如“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跛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既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複命曰：‘賓不顧矣。’”前一段話曾經遭到後人的激烈批評，見什麼人用什麼姿態說話，頗有點圓滑獻媚的意味，現在用不著這樣了。但對於不同年齡、不同民族、不同國籍及初識者講話，采取有區別的禮貌動作還是必要的。與老人說話態度宜“恭”，與其它民族的朋友講話，態度宜“禮”，與生人講話態度宜“誠”。其實這也是常識，談戀愛很少有高聲喧嘩的，而見到多年不見的老朋友，動作的幅度就大多了，因為不用這樣大幅度的動作，難以表達內心的激情。
儀態是與道德文明密切關係的事情，“儀態萬方”，當然最好不過。既使能做到“落落大方”，也很不錯。儀態與舉止的合成乃是一件文明的意態。高雅的意態最難得。王安石曾說：“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如果人人都能在“儀”這個方麵為社會做點什麼，大家的社會生活就更有情趣了。
態，主要指態度。最好的態度是禮貌而熱情。人有七情六欲，表現在態度上，引來了豐富而生動的表情。“喜怒不形於色”的人也許是有的，如《三國演義》中的昭烈皇帝劉備，這位昭烈皇帝的最大特色卻是一個“哭”字。遇難也哭，失敗也哭，分別也哭，重逢也哭，就是上廁所發現大腿上多長了些脂肪也哭。一般人與人的社會交往中，最常見最有魅力的表情，莫過於笑了。“笑口常開”，實在是一件如春風沐雨般的好表情。笑是一種美好感情的表達。不唯於別人有益，而且於自己的身心也有益。“笑一笑，十年少，”何樂而不為？古人早就發現了人與動物的最大表情區別是一個“笑”字，不論多麼聰明的動物似乎都不會笑。話又說回來，如果心愛的吧狗對著主人竟自裂開大嘴狂笑起來，這主人也許會三魂出竅的。科學家又認為，從小愛笑的孩子更聰明，這應該是正確無疑的吧，因為他從小就秉成了人類特別的天賦，比起不善笑不愛笑甚至不會笑的孩子顯然要聰明可愛得多。孩子之天真可愛，貴在一笑，就是哭，也往往並不含有多少哀傷的成分。 而笑有條件。據法國作家讓?諾安《笑的曆史》一書的研究，笑有種類的區分，又有程度的區別，還有地區和民族的不同。講種類的區分，有善意的笑，如微笑，倩笑，巧笑，嫣然一笑，忍俊不禁，開懷一笑，哈哈大笑，放聲大笑；有惡意的笑，如狂笑，冷笑，嘲笑，滿麵淫笑，讒笑，皮笑肉不笑，笑裏藏刀；講程度的區別，笑意依稀，有微然一笑，有輕聲巧笑，有朗聲大笑，有笑得直不起腰來，笑得岔了氣，笑得肚子疼，直到笑死人了。講地區與民族的不同，有“希臘人的笑，羅馬人的笑，中世紀歐洲人的笑，文藝複興時期的笑，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的笑。而且笑有長度，又有重量。講其長度，《大百科全書》用了長度1. 67米的縱橫篇幅來解釋笑，而解釋眼淚的篇幅隻有1. 73米長，疼痛一欄隻有35厘米，而哭泣一欄僅僅24厘米。這說明，無疑在過去的時代，我們的父輩乃至祖輩已經發現、理解帶動我們麵部顴肌的動機，比理解導致我們突然哭泣，引起我們眼瞼下分泌出含有14‰氯化鈉的堿性水流液的動機更為困難……”笑又有經濟功能，所謂“和氣生財”；笑還有評價功能，所謂“笑比哭好”；笑還有民族團結功能，所謂“相逢一笑泯恩仇。”
然而，能夠在人與人的道德關係中，保持“笑口常開”的，卻隻有那“與人為善”的長者，那“一片童心”的兒童，那滿懷“赤子之心”的同胞，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忠誠的勤務員，和為著人類進步事業奮鬥的誌士。如此說，社會道德行為的態度要求，就不僅要求人們笑在臉，而且要求人們笑在心頭。隻有具有美好的情感，善良的內心的人，才可能產生出最真誠動人的表情。
言，語言純潔而禮貌。語言是人類交際最重要的工具，語言分為書麵語言和口頭語言，二者並行不悖，各具風采。口頭語言是語言交際的最基本的手段。語言美不美，直接關係到社會風尚的好壞和社會公德的水準。有人說，語言美不美，又不能當飯吃，輕於言而重於行。其實這是不正確的。舊社會有一本小學生的啟蒙書，叫做《名賢集》，書內糟粕不少，但有兩句話卻堪稱經驗之談，說“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信哉，斯言也。有人以為，為幾句話生氣不值得，殊不知，我們自古以來就有不食“嗟來之食”的光榮的民族傳統。所謂大丈夫“可殺而不可侮”，其實不止大丈夫，小丈夫、小夥子、大姑娘、老太太，隻要是有自尊心、自愛心的，誰人不是如此？然而，正是在這個極端重要的領域，很多身邊的情況卻大不如人意。以至近幾年服務行業乃至全體公民都要進行“文明用語”的普及教育了，要求窗口工作人員學會使用您好、對不起、謝謝、再見等文明用語。於是，有作家發表文章說，這是啟蒙教育，對全體國民進行這個層次上的教育，實在叫人有點不好意思。但我要反問一句，我們現在達到這個水平了嗎？還沒有。所以，雖然那教育水平低到了使人臉紅的程度，也還得教育。北京晚報早些時候，登了一篇陶然翁的雜文，題為“我叫什麼？”您叫陶然翁嘛，還問什麼呢？但作者並非想自報家門。按社會心理學的觀點，人在社會上要承擔各種角色，其實這角色是動態的，正如於子為父，於父為子一樣，多麼好的稱謂都不能一成不變。此翁因理發有感，說得很有情致，其文日： “在北京某理發館，坐木凳上排隊等候理發如儀，忽聽遠外女高音一聲喚：“咳！老頭兒，別愣著，該你理了！”於是，奉前如謹，快步就坐，低頭如‘文革’中掛牌哈腰然。
往南京公幹，在成賢街某理發館，排隊等候理發如儀，忽聽理發師傅招呼：“老師傅，理發吧！”我雖非‘師傅’，但此乃尊稱，較之北京高升一級，於是欣然就坐。
又一次，在上海大世界附近一家小理發館，排隊等候如儀。忽聽一位女理發師操吳儂軟語：“老伯伯，請儂（你）理發啦”？……老伯伯較之老師傅似乎更有敬意，想不到自北京至南京而上海，連升三級，於是飄飄然就坐。”
說實在的，別人叫自己一聲老師傅或老伯伯，也長不了二兩肉，或者減半斤脂肪去，不值得大驚小怪。但是，人有人格，能對別人尊重，其實也就是對自己的尊重，尊人而自尊，愛人而自愛，也是常理。人們的一生有多少人際關係間的交往，但最多的最普通的信息傳遞方式乃是語言方麵的交流。但願人們彼此之間能夠通過自己的禮貌語言最好是美好的語言，多吹一些春風暖人心田。
語言要禮貌，又要純潔，純潔亦非易事。文化發達的民族，是擅長獨白的，出口成章，誠一大樂事。但是要有良好的語言環境。大動亂後的今天暫時怕還不行。汙言穢語且不說它，造詞造句，不完全，不規範，不純正，不簡潔，不合語法，隻能意會不能言傳的語言也還太多。魯迅先生曾寫過《論‘他媽的，》-篇大作，但此等“國罵”仿佛具有極為強勁的生命力和遺傳功能。都過去了半個多世紀，至今仍然是很多人的“口頭禪”。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孩子，恐怕也難免要“他媽的”下去，在大雅之堂，使自己也使別人難堪。
書麵語言，包括街頭廣告、通知、留言、菜單、戲單在內，但影響最大的乃是報紙和流行期刊。這裏邊的錯別字，自造字，誰也不懂的詞兒也不算少。起碼反映了工作上不認真態度，服務方麵缺少熱心的良好的精神麵貌。這種事情，在聯合國大樓，也許是見不到的，在人民大會堂就更見不到。因為那是有知識者發言和認真辦事的地方。如果每個公民都能愛惜自己的名譽，也愛惜自己的工作，還愛惜自己的環境的話，那麼就應該學會認真地辦事，先把那些不純潔、不禮貌的語言（包括口頭語和書麵語的）去掉。
行，首先是遵紀守法。遵紀守法包括遵守法律、製度、政策、規章、公約等。“行”，又指行為，包括作風，如管理作風、上下級關係、人際關係及法人行為和個人行為等。那麼，以什麼作標準呢？紀律嚴整而自覺；儀表美好而大方；言語純潔而禮貌；行為雅善而文明；這就是標準。下麵逐一做點分析。紀律嚴整而自覺。紀律第一是要嚴整，如果不嚴整，人們拿紀律不當紀律，隻當耳邊風，也就沒有紀律了。“十年動亂”的災禍之一，就是無政府主義，以不守紀律為榮，名日“造反有理”。選擇確曾有理，但造反者也有紀律作約束。紅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就是當時造反者的鐵的紀律。別說一支先進的革命化的軍隊，就是占山為王的“草寇”沒有紀律也不行，所謂“盜亦有道”，不但講紀律，還講江湖義氣。紀律嚴整，從個人的角度看，是覺悟和水平高的表現，從社會的角度看，又是社會文明的一個必要的尺度。現在，“動亂”已經過去二十年了。雖遺風尚存，“造反”兩個字是沒人說它了，但造反派的脾氣尚在，說得好聽一點，現在很多人那裏還有一點“綠林習氣”。什麼規定、什麼要求、什麼製度、什麼原則，統統不放在心上，依然我行我素，吾愛吾廬。天馬行空一般，其實這正是愚昧落後的表現。所謂“野蠻不是勇敢”。真的猛士，在現代文明條件下，唯有那些最遵守紀律的英才，在大是大非麵前，才有最嚴正的立場和最出色的表現。紀律的作用在於約束行為，約束的目的在於實現自己的“理想”，又在於人們能夠自覺地遵守它，嚴格照它的要求去辦。這是第二點。自覺二字，說來容易，做起來難，自覺也要有個完成的過程，沒有形成習慣，就別扭，勉強作了，心裏也不舒服。舉個未必恰當的例子，早幾年，中國男排戰績不佳，但看場上的表現，人們就覺著不對勁，鬆鬆垮垮的，沒有一點求勝若渴，正氣懾人的氣勢。有人說，個別運動員還有點街頭流浪兒的習氣，教練說話，似聽非聽的表情令人不耐煩，這樣的隊伍，要打勝仗，談何容易？社會公德亦是如此，一個沒有紀律的民族，不能算作是開化的民族，更不能說是文明的民族了。中國社會上某些人的紀律頗為煥散，是因為有特殊的曆史原因造成的。但是，長期執迷不悟，也會成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的一個大的負擔。孔子講修身養性，曾經說過“知恥而免”四個大字。在紀律麵前，應有恥辱之心，隻有在社會上樹立起不守法是非常恥辱的輿論之風，那麼，絕大多數的人才能“知恥而免”。新的社會風尚和良好的社會公德的建立才能有人心的保障。所以，我要說，嚴整固然是一個最重要的標準，而自覺才是我們追求的目標和衷心的期望。
講到行，又重言行一致。言行一致，始為有德。換句話說，就是好的語言還要見之於好的行動，行為不美，僅僅談話好聽，甚至娓娓動聽也不能為人所取。所以，比較起來，行動也許還要重要些。行為因個性不同會產生各自的風采。應該說，什麼樣的風格都是可以的，但從道德文化的標準看，行為宜雅美，宜文明。行為文明，本來有兩層意義：一是自身行為合於禮貌，能給人以好感，甚至產生美感，這是最可心的行為了。如果行為隨便，甚至粗俗野蠻，則必失去文明之意。二是和別人的接觸，更需要文明，文明待人。而所謂文明待人，又包括這樣三種情況，第一，正常情況，與人交際往來，常存善心，又多雅意。至少是“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於人於己，共同歡喜。第二，於求助之人，或問路，或相煩，或意外之中。或身體欠安，熱情相助。不嘲笑，不歧視，更不乘人所難。第三，對別人的誤解和不文明之舉，能以文明態度相待。別人不講理，自己卻很講理，這叫待人以禮，處事以理，以理服人，化惡為善。這第三種情況也許是最難的。因為，別人出言不遜，自己雖願隱忍，不免心中不甘。其實，這正是脫俗的表現。就事論事而言，如果人與人相交，哪怕隻有一方能夠以理自持，以文明舉止為規範。那麼，社會公德和良好的社會風氣的建立也就比較容易。否則，隻要一方“動狂”，自己絕不“示弱”，你是“張飛”，我是“李逵”，你是“周瑜”，我是“呂布”，你是“小霸王孫策”，我是“老霸王項羽”，你是“過街鼠張三”，我是“沒毛大蟲牛二”，那麼，好的社會風氣和社會公德就危險了。人生在世，當有所懼、有所不懼，將不文明、不理智的行為，視為懼途，則斯文有望矣。如果任意由之，雖下流無恥而違心以往，那麼，於社會、於別人固然不利，於自己亦無異於自甘墮落，自入泥潭。
行為又須雅善。雅者，文明之上又添風采之謂也。就是內識存於心，佳美行於外。善者，友善之心之謂也。不但不做傷害別人的事情，而且愛做有益於人的事情。雷鋒的時代過去了，這裏說過去，不是說一去不複返了，而是說我們的時代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麵都比之雷鋒的時代要來得更有理性，也更有情采。前幾年，有人常說，“雷鋒叔叔不在了”，以此諷刺那些不良行為的一種手段。但是，美好的思想和行為是不會消失的。火種既然存在，就不用發愁不會燃起新的更為熊熊然動人心魄的火來。 道德環境。道德需要良好環境，社會公道的確立缺乏良好環境的支持就算有了缺陷。道德環境包括人的環境和物的環境。
人的環境，主要指人的道德行為。眾人積善，善莫大焉；眾人積惡，惡莫大焉。當然，眾人積惡的事情是少見的。但由此而可知，我們自己的行為，往往會成為別人的借鑒。比如，兒童樂園，本是兒童娛樂的場所，偏偏跑進去幾個大小夥子，不由分說，就“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起來，豈不大煞風景？而且也給孩子們的幼小心靈中留下了不好的陰影。所以說，人的環境，實際上也就是我們的自我環境，如果道德環境的人為因素很不理想，就有必要想一想，我們自己是不是做了自己該做卻沒有做，不該做卻做了的事情。
物的環境，內容多矣。公共設施為殘疾人提供點方便，則給人們內心的溫暖，也許要勝過千言萬語。醫院裏搞得清潔宜人，會使病人和病人家屬減少幾分晦氣。外地人來北京，或北京人去外地，人生地疏，走一步，問一步，如果有一張該地的大地圖懸掛於車站之上，則造福多矣。就是多修些整潔、幹淨、方便的公共廁所，也不啻為旅遊提供了一角天堂。有人曾說，一個城市環境整潔，美觀，交通暢通，商業繁榮，對人的心理有深遠的影響。它使人們產生自覺的振奮，向上，大家覺得自己的個人價值提高了，工作勁頭就和過去大不一樣了。我們決不能低估文化的潛在作用。如此等等。如果環境是道德的，那麼，就為新的道德的生活提供了一片肥沃的土壤，在這樣環境中生活和成長起來的人，就不用日日向他們叨叨“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了。
第三節 與社會公德相關的幾個基本因素
一、政策的影響
所謂政策的影響，在西方大多是通過法律和法令與當權者的執政綱領或指令方式表現出來的。中國的情況有不同，法律的影響當然也存在，近些年，法製越來越健全，並終將取代政策的主導地位，但從曆史的發展和目前的實際情況考慮，政策的影響無疑仍是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就現代社會生活和社會公德的發展需要來說，最重要的事情，是一要安定；二要祥和；三要寬鬆；四要更新，這不是說，更新隻能位居第四，是不甚重要的事，而是說，作為社會環境和道德規律來考慮，應該建立一種安定、祥和、寬鬆的基礎，來為更新服務，同時，更新也是改變和促進社會環境與道德環境變化的必備條件。
祥和，是一種情態要求，就是說人與人的關係，提倡安祥與和善的情緒氣氛。這個詞王蒙在為劉心武《公共汽車詠歎調》所寫的一篇文章提到過，提得非常恰當，至少是深得我心。過去那種你鬥爭我，我報複你的事情應該讓它過去了。以小人之心待人，咻咻然有隙必報的精神，已經是落後時代的沒有價值的東西，應該令其乘風歸去，到墓穴中去追隨故人。這些年，社會上有一些匿名信愛好者，所謂“花上八分錢，讓小子曬一年”。這樣的人，應該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但許多以此發泄內心不滿的青年人，實際上與缺乏社會公德和社會風氣不好有關。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是平和的，而是戒備的；不是相互依賴的，而是爾虞我詐，至少是做斤斤計較的。一言不和，就要破口大罵，乃至拔刀相見； 一利之差，就要斷絕關係，甚至反目成仇。所謂“朝三暮四”，所謂“見利忘義”，所謂“狗臉六月霜”。這樣的社會現象應該杜絕。杜絕的根本方法之一，就是在法律上，政策上為人與人的關係打下一個好的基礎，繼而在這個基礎上，創造和形成一種春風沐雨式的祥和之氣。 又講寬鬆。學術環境應該寬鬆，人的生活環境和思想環境也要寬鬆，不再搞舊社會那種“莫談國事”一類的鬼把戲，也不再搞極左時期的一言堂。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發展自己的愛好。隻要不違法，個人行動都不應給予禁止。對於落後的思想，一是提醒、二是幫助、三是等待。而且，領導者絕不要以一貫正確自居，隻知道幫助別人，不曉得和不願意去向別人學習。寬鬆的環境有助於人與人正常關係的恢複和建立，因為被捆著的牲口，是想不到“性”愛的，隻有在大草原中自由馳騁的馬兒，才能具有與“少男少女，可男可女”一般的風流情采。
對於更新，已經屢屢論及了。更新，現在看來，主要是觀念上的事。道德上的事，也有很多需要改一改的內容。社會公德的建立和發展，又與改革進程緊密聯係。
一麵改革舊體製，一麵改革舊文明；一麵確立新體製；一麵確立新精神。
二、社會輿論與宣傳的影響
輿論與宣傳不是一件事，卻是兩件密切相關的事情，而且輿論加宣傳，總會對社會公德的形成和發展趨向產生或積極或消極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特別是社會輿論的影響常常是無形而有力，持久而不易逆轉的一種帶有習俗與時尚的共同特點的作用力。一般地說來，輿論對於習俗和時尚都有影響，而宣傳所直接影響的主要是社會時尚，但二者聯係在一起，就對社會公德產生了強烈的牽引和推動作用。
先談輿論。什麼是輿論，《辭海》上講得簡潔而明了，輿論即“眾人的議論”，又補充說“現多指群眾的言論。”可惜就詞解詞，太簡單了點，照社會心理學的研究，輿論有如下六個特征：
第一，輿論是社會上一般人所共同，並從心理上產生共鳴的意見；第二，輿論必然是經過相當長時間的辯論、討論形成的，因此比較符合理性成分；第三，輿論原隻限於社會統治階層的意見，在社會中，對個體行為或是集體行為影響最大的莫過出於民眾之口並形成一種社會統一意見的社會輿論；第四，輿論是一種發生效力的意見；
第五，輿論具有一定的影響目標；
第六，輿論一經形成，就世代相傳，成為一種固定化的心理製約力量，即風俗。
這幾條仿佛沒有什麼要補充的了。但細想起來，也不盡然。因為輿論即是眾人的意見，那麼這意見就有可能是正確的，有可能是不正確的。不正確的輿論就會對社會公德和社會行為產生極為不利的消極影響。極左的人也許會問，難道說，群眾還有不正確的時候嗎？人民還有不正確的時候嗎？實際上，不論群眾還是人民，在特定的條件下，都有可能因為輿論或別的什麼重大社會力量，而產生或者迷茫或者狂熱或者低沉或者熱烈的社會情緒。我們看日本電影《阿信》，看到阿仁小小年紀，就要為國捐軀，看到龍三為著軍國主義的所謂“國家利益”，而效忠天皇的種種蠢舉，覺得是可信的。如果日本多數人沒有那種狂熱的戰爭情緒，那麼，阿信也就不至於孤立無援，隻能在自己的內心自言自語地憎惡和仇恨那場戰爭了。這一點，經過“十年動亂”的中國人民，特別能體會其中意。所以，輿論的有些特征，還是要冠以一個前題的。前題就是，正確的即符合社會發展和現實需要的輿論才能夠變成風俗，形成永久性的力量，而錯誤的有害於社會進步的輿論，雖然也可以產生極其強烈的強製性作用的力量，但是，它終究不能長久，也是無法化為風俗的。
那麼，這就要講一講社會輿論的形成了。應該說，社會輿論的形成主要有四個因素。第一，最高層和主要領導者的態度與行為後果；第二，大多數人的社會認識和對於領導者態度的行為反應；第三，社會現實特別是與大多數人利益相關的現實對於他們心理思想和情緒的刺激；第四，傳統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影響。當然，這四者是相互製約的，而且並非都能在同一時空內產生共同的趨向和行為。領導者的意向與行為是起著很重要作用的因素之一，但是，如果多數人不讚成，那意向和行為也將無能為力，就象菲律賓的馬科斯總統與夫人所搞的競選一樣，同時，社會現實對於人們主體的刺激，也不是都能產生正確的反響和應對力。這些反映可能是正確的，也可能是極其錯誤的，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德國老百姓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債權國的刺激所作出的反響那樣。這四者如果形成合力，其作用就大了。如果形不成合力，那麼社會輿論就會以比較平和的態度出現，對於人們行為的製約作用也就小得多了。所以，輿論不但有正確與否的區別，實際上還有作用形態的區別，借用一句自然科學的用語，還有“能級”的區別。
但是，不管怎麼樣，輿論對於社會公德的影響是巨大的。而且常常會發生主導性作用。他們在輿論麵前，寧可違背自己的良心，也不能無顧忌地去觸及和反對輿論已經形成的既定傾向。有戲迷說，看戲是最自由的事。你喜歡誰的表演，就可以為誰鼓掌，不喜歡的，就是全場掌聲雷動，你也盡可以置之不理。但實際上，並沒這麼容易。如果別人都以為不怎樣的表演，你偏要亮開噪子，叫起采來，怕要招來許多白眼的。公眾對於反對者，也是一種白眼。然而不是一般的白眼，君不聞“千夫所指，無疾而死”嗎？而社會輿論一旦形成與持久，就會化為風俗。所以，簡單地概括起來，社會輿論既可能成為對於固有社會公德的一種衝擊力量，正確的輿論又可以對於新的社會公德的確定產生促進力量，一旦它化為風俗，還可以成為新的社會公德得以存在和發展的保障力量。
再講宣傳。宣傳是人為的具有鮮明的主觀思想的行為，就心理學的角度而言，宣傳是任何一個組織或團體通過某種手段尚且無法實現目標時，所施行的一種心理束縛。但是，宣傳的作用同樣是很巨大的。商業宣傳的基本形式是廣告，廣告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成為商業活動的生命。這樣的作用還能不重要嗎？有些政治品德敗壞的人，也深通此道，不過是歪曲宣傳的本意，而把它變成了一種罪惡的媒介方式。例如，中國的康生，德國的戈培爾就是如此，戈培爾說：“謊言說一千遍，就會成為真理。”
宣傳手段很多，現在最常見的是報紙、雜誌、文學雜誌、書籍、廣播、電視，集會、學術討論以及其它方式。特別是電視比較普及以後，宣傳的作用就更明顯了。就此而言，宣傳也是左右和引導社會輿論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麵。一般地說，宣傳既是當權者意圖和行為綱領的體現與具體化，同時也是反映多數意向的一個特別的陣地。因此，宣傳的效果如何，就產生了三個必須的條件。第一，宣傳隻有與社會領導層的意見相一致的時候，才能獲得最大支持和幫助；第二，宣傳隻有搔到多數人的癢處的時候，才能產生最大的社會效果；第三，宣傳的內容和方式隻有正確無誤，生動活潑，有動人的力量和迷人的魅力，才能使它所帶來的影響和後果保持長久的生命力量。實際上，完全符合這三條的宣傳作品也許是不多見的。而隻要能夠符合其中的一條，就會產生影響。比如說，《中國青年報》曾發表過一封署名潘曉的信，就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對當時的社會輿論無疑地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其正確與否，恐怕還要等一等再看。說它正確，其內容仿佛過於消沉，而且在那種特定的條件，顯然是增加了很多青年頭腦中的混亂，說出了他們想說但沒有想清楚的語言；說它不正確，但他又代表了某種社會傾向與社會情緒。如果以為隻要不讓他們暴露出來，就可以慢慢消逝，顯然隻是一種幻想。但是，討論虎頭蛇尾確是事實。這也可能是因為，作者和組織者雖然有了提出問題的勇氣和能力，卻還沒有回答這問題的答案和勇氣吧。1986年上演了一個電視劇《新星》，影響也很大。其實早先已經在電台中播過了，但影響仿佛小得多，書也早出了，好像也沒有引起社會的注意。但一上電視，又搔到人們的癢處，於是蜂擁而起，而書的銷售量也隨這大增，洛陽為之紙貴。因為是人人關心的改革的藝術展現，也就有了始料不及的宣傳效果。相反，如果不能搔到大多數人的癢處，那麼，宣傳就難以發生作用。現在宣傳手段比之過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宣傳效率，實在說並不太好。很多小說，詩歌，戲劇，電影，電視劇，宣傳報道，理論文章，往往不能接觸社會上絕大多數人所關心的問題，隔靴搔癢，白費氣力，而且常從主觀意願出發，從概念出發，從時髦口號出發，從個人好惡出發，藝術構想失之假，理論文章失之空，宣傳報導失之淺，討論題目失之大。“假、空、淺、大”，是某些道德宣傳工作的一個大毛病，也是學校教學工作的一個大毛病，雖然滿腔熱情花了不少力氣，其效甚微，多緣於此。
宣傳對於社會公德既有支持作用，也有煥散作用，即有積極、消極兩個方麵。如果說有什麼千萬不可大意的事情的話，那就是正確的宣傳。正確的宣傳，講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尤其是道德倫理方麵的宣傳更是如此。諸如家庭問題，婚姻問題，助人為樂問題，大公無私問題，等等，真能令人心悅誠服，談何易哉。
但是，宣傳應該注意社會效果，應該與社會現實密切結合，並為現實服務，則是不能有些許猶豫的。現實生活豐富多采，現實思想百緒千端。宣傳者應有一腔熱忱，又有敏銳的眼睛。在中國現代化建設大業中，唱一曲與之相配的歌兒出來。
現在有些文學、文藝作品，不考慮或很少考慮社會效果。一味追逐時髦，投社會上一些不良風氣之所好。學了幾個新名詞就有點飄飄欲仙的好感覺；講到馬克思主義就垂頭喪氣；講到一些渚如“性解放”之類的敏感問題，就不惜大開殺戒，仿佛自己就是20世紀的登徒子。而名利之心日重，道德之心日薄。什麼能賺錢就寫什麼，兒童文學呼來喚去，沒有多大發展。凶殺色情之類，卻是此起彼伏，有增無減，誠孔夫子所雲：“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熱衷於介紹西方的多，熱衷於發掘古董的多，熱衷於追逐蠅頭小利的多，關心現實，接觸現實，為現實需求大聲疾呼的少。自“五四”運動以來，凡是能在中國文學史和思想史上占第一流地位的作品，都是生人氣濃，銅臭氣淡，嘔心瀝血，敢怒敢言；這一點確實值得深思。
三、社會心理的影響
社會心理和社會輿論與宣傳的關係密切，但它們有各自不同的區域和界線。社會心理不象社會輿論那樣有比較強烈的理性色彩，更不像宣傳那樣觀點鮮明，目標明確，社會心理既有理性成分，又有感性成分，更多的是感性的傾向和指向性。社會心理是多數人心理傾向的一種綜合表現。它以向往、追求和厭惡作為手段，推動人們向著一定的方向和目標去靠近或背離。社會心理和社會公德的關係，也正是這種關係。它可以成為社會公德的感情基礎，從而在感情上靠近、維護和支持社會公德的存在與發展，也可以背離、反對和厭惡社會公德的束縛與要求，成為破壞社會公德的存在和發展的消極因素。社會心理與個人心理是密切相關的，然而，它是眾多的個人心理關係的配合和凝聚，凝聚的結果，反而成了左右個人心理發展的一種主導力量。從邏輯上說，沒有個人心理的存在當然就不會有社會心理，可是社會心理一旦形成，卻往往成為整個心理活動的主體。就如一個生命一樣，沒有各個具體的組成部分，當然就無所謂生命，而生命卻又不是各個組成部分功能的機械相加，而是成為整體的有機聯係著的活物。因此，判斷這個生命健康與否，與其說是對於具體部分的解剖。不如說是對於整個生命的概括。但是，各個部分又有它們自己的活動形式和優劣。所以，就一個生命來說，它也不是各個部分都在向著一個方向去活動，而是形成無數的矛盾，在整體的主流作用下，各自形成自己的活動內容和方式。這種矛盾的發展方向處於統一的發展趨勢下的時候，就是生命的成長階段，從而體現出健康的的特征。眾多的矛盾處在大體均衡的時候，生命雖然已經處於健康的巔嶺，卻又開始了過渡時期。當不均衡不協調因素成為主要矛盾方麵時，這個生命就開始走向衰弱以至枯竭。社會心理的內在組織形式和活動方式近乎於是。個體的心理變化盡管可能是無序的，有著種種不同的發展和攻擊方向，但在一定發展程度上形成的主流，卻是有序的，然而這種有序的發展，總是作為一個過程出現，以後就會走向過渡，走向衰落，從而產生新的矛盾，出現新的無序狀態。因此，社會心理對於社會公德的影響雖然也是很大的，在實質上卻是一種動態的影響。它不像輿論那樣有那麼嚴肅的強製作用，也不像宣傳那樣，有那麼明確的意圖和目標，而是以感情的方式海潮一樣地去推動湧進或者降低，遠離社會公德的形成及發展。
構成社會心理的基本因素，有四個方麵，這四個方麵雖影響不一，卻相互聯係，形成整體效應。分而言之，這四個方麵的具體內容是：
其一，社會潮流對於社會公德的影響。社會潮流是在反映多數人意願的基礎上形成的群體性社會活動。社會潮流在階級鬥爭激烈社會中，總是以統治者或被統治者的一方的利益作為基礎。從而形成某種運動，使這個基礎在道德上、意願上和認識上得到反映和體現。在公有製社會條件下，仍會形成社會潮流，其形成的原因，雖然也有來自領導者的管理要求和來自一般社會公民的主動要求兩種形式，但在本質上應該說是處在同一基礎上的。不過領導者既然可以出現錯誤，社會公民的意願也不總是正確無誤的。所有，公有製條件，至少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對於社會潮流的形成和作用，也應該進行具體的分析。社會潮流對於社會公德的關係，有擁護性行為，也有破壞性行為。由於道德本身的屬性是一種極其穩定性的社會現象，所以，社會潮流卻以衝擊社會公德的時候為多，而以擁護和捍衛它的形式出現的時候較少。從現在的情況看來，沒有大的脫離主流的社會潮流出現，其基本的潮流即其主流，就是全國人民要搞四化，在人民內部所不同的隻是對於達到“四化”目標的具體內容和理解上有些不同的意見。因此，在這種主流起著主導作用的潮流的作用下，形成一種建立健全社會公德的要求和群眾性的熱潮也是理所當然的，隻是這樣的熱潮，常以諸如活動月等有組織的形式出現，好像在方式上略有單調之感，如果整個社會心理都有了這種驅動力，絕大多數社會公民都有這種要求，那麼，社會公德的建立和健全必定會出現非常喜人的形勢。
其二，習慣力量對於社會公德的影響。習慣力量是無時不存在的，但也並非都是消極的。中華民族背有沉重的傳統文化的包袱，也是不能否認的實際情況。要不然，怎麼會發生那個倒黴透頂的“文化大革命”呢？但優良傳統也確實不少。研究社會心理活動規律的任務之一，就是選擇和分辨那些屬於優良傳統，給予發揚光大，啟舊物而為新用，為社會公德的健全和完善而不遺餘力。同時找出那些屬於舊的習慣勢力的消極包袱，目的在於克服其影響，以利於社會公德能在新的認識基礎、思想基礎和文化基礎上更好地發揮作用。舉例來說，見義勇為就是好傳統，見義不為非勇也，應該使每個社會公民都有這種正義感。“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就屬於消極的影響。況且，我們祖先最崇尚中庸，以中庸處事本無大的不好，但於壞事亦中庸，無異於助紂為虐。有意無意成了壞人的幫凶。中庸、中庸，隻在需要中庸的時候，它才是一個好東西。在大是大非麵前，著實中庸不得。違背社會公德的行為，當然不等於江洋大盜或現行反革命分子。但是，社會公德不存，刑事犯罪率就會急劇上升，存心破壞建設的也就容易隱蔽自己本來的麵目，假改革之名行汙賄之實。所以，對於習慣勢力，須要分析。使之成為有利社會公德得以完成功能的保護傘，而不成為不利於社會公德作用發揮的腐蝕劑。
其三，不同社會角色對社會公德的影響。對社會角色的研究，是社會心理研究的一個基本出發點。而人在社會之中沒有不承擔角色的，人以特定的角色出現在社會舞台上，不消說，這種出現，特別是初登舞台的少年人和久占舞台的老年人都會深受其所扮角色的影響，以致其行為和心理都很難超脫於其影響之外。對於社會公德自然會因為角色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看法和心理傾向。一般說來，老年人習慣於固有的社會公德的內容，而青年人卻很容易受社會潮流的影響，對有些約定俗成的老公德提出挑戰。如南方某些邊遠地方，是不設廁所的，近年白樺和中野良子去邊陲地區拍電影，就碰到這個問題，於是隻好專為良子小姐搞了一個專門廁所。據有的西方作家的考察，一些地區的印度人有早晨起來蹲在大街上大便的習慣，大家也不以為怪，邊幹公事邊閑談，從容愜意，儀態萬方。有些伊斯蘭國家的民族風俗，以為女人必須包裹住自己容顏，如果當眾露出自己的麵孔，就是大大的失德。這些社會公德在習慣於這種公德和社會心理要求的“角色”那裏，是非常正常的事，而在新的社會角色那裏，就會顯得很不正常，內心非常別扭。角色常與人們所從事的職業相連，雖職業的名稱依舊，而內容卻在不斷地發生變化，所謂江河依舊，人物皆非。所以，不同情況下形成的角色也會產生不同的心理要求。各種角色對於社會公德的不同理解，最終會成為一種潮流，以至升華為新的社會輿論，而改變舊俗成為新俗。
其四，個人自尊心對於社會公德的影響。自尊心不能脫離社會現實與曆史，但它的活動方式和認知方麵的動力，卻不是直接源於外部，而是源於內部，不過會因外部不同信息的刺激而產生不同的反應。個人自尊心的社會化，就會形成一種時尚，有的就會化作風俗。比方北方人認為以手摸別人的頭頂是不禮貌的行為，為什麼，其風俗使然。但開始的時候，卻未必如此，正因為多數人認為這種作法傷了自己的自尊心，才形成風俗的。與在足球場上看到的無意中碰撞了對方，要以手摸摸對方的大好頭顱，以示友誼的情況相反。所以研究自尊心這個因素的目的，就在於加以引導，以使全社會的人，至少是絕大多數人產生違反社會公德就是傷了自尊心這樣的認識。而指出別人違背了社會公德卻能滿足自尊心的榮譽，需要這樣一種風氣。
這四個因素，在社會心理的統一綜合下，實際上是作為整體出現起作用的。正常而又健康的社會心理對於社會公德的積極意義，雖然我們現在在理論方麵的研究還很缺乏，但研究下去，一定會有很好的前途。
四、理論研究和教育事業對社會公德的影響
理論研究其實也是一種教育，不過並非靠課堂上的職業性的教育，而是通過自覺的渠道進行的理論研究式的教育。教育事業是專門從事教育和培養人的任務的，二者有同有異。這裏分別予以敘述。
理論研究對於社會公德的影響，其過程是緩慢的，而其影響有時候卻是巨大的。一個比較適合社會需要或者領導層或者人民需求的理論，一經被選定以後，就會產生莫大的影響。理論研究與社會公德的關係亦是如此，不過現在專門研究社會公德的理論著作少見，但涉及到這個問題的書籍不算太少。有文藝文麵的，又有理論方麵的，影響也是很大的。很可惜，理論界尚未把社會公德的研究作為重點，而文藝界重點描寫社會公德問題顯然又不如描寫家庭倫理的演化來得起勁。所以，現在這個問題還是倫理學研究的一個薄弱環節。
從邏輯上認識，理論研究對於任何一個社會的社會公德的形成均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盡管任何理論都不能離開社會現實而獨立，也不能離開人們的思想實際產生強大的生命力。但理論一經出現，就有了自己獨立的地位和作用。它們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去影響人們對社會公德的好惡，對自己行為的選擇，和對他人的行為進行評價。比如，尊老愛幼這麼一個主題，在社會公德中應有體現。又比如，照顧和方便殘廢人，更應該在社會公德中有所體現。但人與人的關係的研究究竟應該怎樣，卻往往是理論上首先應該弄清楚的問題。理論上混亂，一味以階級鬥爭為綱，那麼，腦子裏就剩下敵人，自己人，自己的敵人，這樣簡單的符號，尊老愛幼的概念被取締了。“十年動亂”期間，曾屢屢見到顫巍巍，行動不便的老者，被硬拉到街上，說是進行勞動改造的所謂壞分子。近幾年也曾見到一些殘廢人在公共場合碰到困難，旁觀者睬也不睬，甚至以此取樂的現象。也曾有滿懷童心的男孩、女孩，小心翼翼為盲人引路，滿懷童真地為老大娘拿東西，在人力車上坡時，主動地給推車幫一把手。每每思及至此，不覺喟然一歎。
但是正常的理論研究往往會出現很多不同的見解和觀點，這也是極大的好事。事實上，不同觀點的存在不唯於研究事業有益。而且於執政者，教育者和熱心者的選擇有益。一花獨放，縱然是天下最美麗的花朵，日日相對，也要倒了胃口。但理論上的不同見解，確實也會給人們的思想帶來一點混亂。美國人L．J．賓克萊1969年出過一本《理想的衝突》，文中對於馬克思主義貶詞甚多，不合我心。但對於有世界影響的各個流派，給以分門別類的寫敘和評論，則是該書的一大特色。正因為理想的體係很多，所以才有《理想的衝突》，正因為有《理想的衝突》，才存在人的選擇。在選擇過程中，出現一點兩點混亂，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就象商品價格初一放開，消費者的第一感覺，“貴”了，不好。但雖貴卻勝於無，總比根本就沒有強得多吧。對於理論的選擇也是如此，有了眾多的觀點，“混亂”是帶來一點，正如漲價，“貴”點總比沒有的好，澄清“混亂”，就是“勝利”。“真理愈辨愈明”，關鍵是通過比較找到真理。
理論和社會公德的關係，又很直接，又很不直接。純理論書總是難讀的。黑格爾的書難讀，盡人皆知；費爾巴哈的書好讀，後人理解起來也不容易。何況，很多國外的理論著作與現實差得很多，談借鑒，談批評，談學習，談吸收，都不是很容易的課題。中國的理論研究，一個大缺點就是不太注意聯係實際，被人批評為重考據不重創新。其實更大的毛病是書齋文化，脫離實際。高談闊論有時都做不到，所謂高頭講章，一大半倒是隻能用在講台上的不甚受歡迎的僵死的東西。但即使是正確的很好的理論，也畢竟是理論。一方麵，它會通過各種媒介，經過通俗化和規範化對於社會現實產生極大的影響；另一方麵，它又不太容易成為人們熟知的有係統的東西。比如，薩特的存在主義，其中關於道德的觀點和見解不少，而且在青年人特別是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中影響可謂大矣，然而真讀過他的書的人並不多，其影響大半是經過宣傳，報紙，談天，以及其它種種渠道，用通俗化和簡化的方式滲透到人們當中去的。所以說，理論研究對於社會公德的確立和發展確實是處於指導理論的關頭上的一麵旗幟。
然而，理論要化為實踐生活的指導，還要下大的功夫。過去，我們是充分重視“灌輸”這個方法的。現在有一個新的說法，對“灌輸”不大提了。其實灌輸並無不可，但它需要一個條件，其條件就是必須以被灌輸對象的自覺為基礎。比方說，對於革命時代的革命者的理論灌輸，自覺條件是具備的，而且條件好得很，因為人們要幹革命正不知怎麼個幹法，灌輸革命的理論，恰如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得意之極，恰當之極，也有效之極。但在和平時期，在比較寬鬆的政治形勢下，人們的追求是多元的，隻講某一種理論，盡管這理論無比正確，也非碰到難題不可。以大學的理論教育為例，我以為灌輸就遠不如進行適當提示和介紹，用比較的自然的方法更好。
再談教育。教育包括幼兒教育，小學教育，中學教育和大學教育，也可以說凡有教育的地方，都應該把道德問題作為自己的一個內容。對研究生也應如此。對於夜大、電大教育來，也是如此。因為道德問題不僅僅是哪一個階層的事，而是全社會的事，是每一個人的事，包括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雙方的事。
如果單講教育與社會公德的關係，那麼，其影響是非常巨大也是非常獨特的。一般家裏有小學生的家庭，家長有時就抱怨說，孩子把老師的話當聖旨，對家長的話就不那麼聽了，這當然也是善意的抱怨。僅此一斑，可知學校教育的重要性。
從人的成長規律來看，它的童年期，少年期和青年期的主要教育責任在學校。而這個時期，對於一個人世界觀和人生觀的形成，對於道德觀念的確立，對於知識和文化的學習，卻處在黃金段上。這個時候所受的影響和打下的基礎，也許一輩子都難以忘掉的。在這個時期，如果教育出現失誤，那麼，往往會給受教育者帶來終身的遺憾。50年代的社會新風的樹立和社會公德高水平的發展，學校起了極大的作用。60年代學習雷鋒的運動，學校同樣起了極大作用。但是，教育事業在十年動亂中受到了極大的摧殘，因為教育事業的凋零破敗，耽誤了豈止一代青年。現在，教育已經初步恢複了元氣，正在謀求有大的發展，但在道德教育這個領域還是比較落後的。教育內容，教育方法都值得研究，教育效果同樣很不理想。很多學校有德育教研室，但這個教研室究竟應該幹什麼，怎麼幹，現在仍然是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試一步。從事這方麵工作的教師隊伍思想也很不穩定，主管部門和領導有的也苦無良策，有的還在捉摸不定。管理者和教育者本身就沒有弄清楚的事情，指望受教育者會出現奇跡，那又怎麼可能呢？學校德育教育的出路，應該放在整個教育體製改革中去統籌研究，但是對於道德教育應該完成的任務，是一分鍾也不應該耽擱了，耽擱就是失職，這個認識如果至今還沒確立起來，至少應該盡快確立。
從現代學生接受的信息渠道來看，他們有著他們的前人所無法想象的優越條件，以北京而論，幾乎家家都有電視，而且國家實行了開放政策，他們知道的信息多，所受的影響雜，加上廣播、雜誌及各種書刊、報紙的影響，實在是既生活在非常適宜的道德規範當中，又生活在十分危險的傳染病區內。因此，學校教育就應該適應這個形勢的變化。改變過去那種一根粉筆，包打天下的教育方式；改變那種我說你聽的教育方法；改變那種教育者高高在上，一切正確，受教育者隻能唯命是從的錯誤態度。以新的方式、新的麵貌、新的態度和新的內容來完成教育部門和教育者應該完成的社會職責。如果教育這一塊地方確實做出了成效，那麼，社會風氣和社會公德的情況就會隨之發生很大的變化，而且這變化必定是深遠而持久的，比之在街上寫幾條標語，來幾塊罰款牌子的作用，就不能同日而語了。五、領導層和先進人物的影響領導層是個什麼概念，狹義地說，主要是指政府部門和它的領導機關，廣義地說，包括各級領導幹部和全體中國共產黨黨員在內。領導層的表率作用對於樹立新的社會公德的影響之大，可以說，幹條萬條莫此為甚。俗話說，上行下效，確是一條帶有普遍性的真理。所謂齊王著紅，國人豈得著素。這個道理是再簡單不過的了。中國如此，國外亦然。英國的女王製度，本來早已經被摒於國家政事之外，但女王的穿戴於英國國民大有影響，對於商業特別是服裝業的影響就更大些。實際上，社會上的很多問題，都直接或間接地和領導層的行為有關。孔子說：“其身正，不令而行，身不正，雖令不行”，這個話至今還沒有失去存在的價值。不要說領導者本身，就是領導者的家庭對於社會的影響也是很大的。過去有高幹子弟一說，因為幹部製度實際上是終身製，所以雖然是社會主義，卻也產生了這樣一個社會階層，高於子弟好的不少，表現很好的也大有人在，但坦率地說，高於子弟在社會輿論中的形象不佳。“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裏”嘛。諸如幹部子女教育問題，作風問題，特權問題，裙帶關係問題，大約是批評、不滿的多，表揚讚成的少。要說每個說法都有真憑實據，恐怕也不見得，但流布既廣，影響也大，想來也不是完全事出無因。《參考消息》1986年7月14日登了一篇日本《每日新聞》的報道，題為：一位中國女美容研修生在日本遇到的挫拆。那上麵說，1985年中國一位年輕的女研修生A從北京到東京，學習美容技術，寄宿在一家美容院裏，進修時間為四年，但僅僅呆了半年多時間就回國了。其原因大略是，該人和日本的幾名研修生生活在一起，“在日本，午休已正式被取消，但A午飯一吃就睡午覺，不管怎麼勸說，也不想改，因此與同伴之間產生矛盾。”而接受她學習的美容院也認為“如果A（原作中稱謂）回到中國，她有義務成為中國美容界的先驅，放棄午休也不過分。”“接著發生的矛盾是打掃美容院的廁所。在日本人看來，打掃廁所理所當然是寄宿研修生的事。然而，A拒絕打掃廁所。她辯解說：‘我是幹部子女，在中國屬於上流社會，讓我打掃廁所為自尊心所不容。”’後來，因為“日本方麵讓A學習美容、理發技術以及日本服務精神的希望成為泡影，結果發生了A用剪刀把日本研修生放在衣櫥裏的成人節穿的和服剪成碎片的事件。”於是，隻好悻悻然地回國了。這樣的事，讓人感到恥辱。自稱幹部子女屬於上流社會，也不知道是什麼根據。這種惡劣作風當然是發生在個別人身上的事，但影響所及，就不僅僅是個人問題，而幾乎要成為社會問題了。機關的作風也不算好，很多中央眼皮底下的大單位，因為服務態度不好，招來了國外友人很多議論。但議而不改，其責任恐怕也不能說都在職工本身，至少有管理問題，而更多地是和官僚主義作風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