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官僚主義，要多講幾句，因為，現時社會公德不理想，社會風氣不理想，其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原因，大概就和官僚主義有關。官僚主義，必然會給國家的經濟事業帶來巨大的損失，而除去經濟事業之外，在社會風氣和道德風尚帶來的不良影響也是非常大的。辦事不認真，能推就推，能躲就躲，隻想做官，不想做事；高高在上，把國家的事業看成是為自己謀私利的肥田沃土，對專業不研究，甘當外行，還以外行自樂；用人唯親，慣走後門；一人升官，雞犬升天。凡此種種，對於社會風氣都是極大的破壞和汙染。官僚主義作風影響到社會上，人們的精神麵貌就會出現不正常的狀態。
1986年第12期《半月談》雜誌登過一篇題為《兩個菜單的啟示》。一個菜單是《香港大公報》公布的英國女王1986年6月11日招待胡耀邦一行的菜單，內容如下：
熟蛋、蘆筍、燴雞、雞肝，炒飯，菠菜，紅蘿卜，雞蛋布丁，草莓，奶酪。共十樣。作者評論說，“這個菜單簡單實惠”。第二個菜單是記者1985年11月21日晚在杭州參加了一次宴會。這個宴會是當地黨政軍領導機關招待國家機關一個部門在杭州召開的一次全國性會議的參加者。菜單上有：
什錦冷盤，五味士碟，杭州煨雞，西湖醋魚，霸王別姬，龍井蝦仁，鳳凰燕窩，炒雙什錦猴頭，炒三冬，幹燒對蝦，三鮮砂鍋（參，貝，魷），寶塔酥，蝦仁小籠包，麵包，蓮子銀耳湯。
飲料有：貴州茅台，紹興加飯，西湖啤酒、杭州桔子汁。一共二十樣。作者評論說：“真是山珍海味，名貴佳肴。”
不是說，“貪汙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嗎？手裏有了一點權，就這樣張開血盆大嘴去餐，人民能滿意嗎？所以說，官僚主義不除，黨風就別想好轉！社會風氣別想好轉，縱然有多少警察上街巡邏，或者采用多麼嚴厲的懲罰製度，優良的社會公德怕也不能成為人們自覺遵守的行為規範。
相反，如果領導者能夠切實為人民作出表率，那麼其影響同樣也是一般人所不能比擬的。最動人的例子，恐怕要算周恩來總理了。其實，中國古時候也有這樣的人，三國時候的諸葛亮就是一位，西漢時候的蕭何也是一位。他們都是集國家大權於一身的大人物，但主不疑，民不猜，身死之後，為後人競相祭奠。蕭公的主子不算太好，此人常帶點無賴習氣，因為未央官的事而把蕭老丞相示眾了一回。弄得這位賢相赤腳謝罪，劉三還說，是要讓天下知道蕭是伊、呂之相，自己是桀、紂之君。諸葛亮與劉備相交，如魚得水，備死而輔後主，出師一表，雖肺腑之言，卻直言不諱，遣詞用句好像也超出了一般君、臣關係的格調，但後主無猜，天下無疑，主要是因了人格的力量。周恩來總理的人格力量感動了全國老百姓，其實，與周總理有過直接接觸的能有幾個人。但是人格的力量，領導的表率作用，卻可以超過一切具體的屏障而潛衍，感召和激動全國同胞的心。
先進人物的作用同樣也是很大的。影響所及，可以推進甚至改變社會道德風尚的一般風貌。50年代對社會產生極大影響的有朝鮮戰場上“最可愛的人”，60年代有雷鋒，有王傑，有焦裕祿，80年代有蔣築英，有張潔世，他們的事跡如春風化雨，滋潤了多少青少年的心田，使多少中年人流下激動的淚水；使多少老年決心以“老驥伏櫪，誌在千裏”的精神度過晚年，爭取晚節。先進人物的影響之所以如此巨大，一是他們本身的事跡就充分地顯示了時代要求的道德精神；二是社會中的正義力量即道德要求通過他們事跡的激發，如同火石相擊，升騰為強烈的火焰；三是宣傳得體，使人們如描如畫地看到了自己應該學習的榜樣。別人也是人，自己也是人，人家能夠身體力行的，難道自己就一點也不動心麼！
第六章 現狀與趨向——未來道德預測
這裏講的倫理學研究的現狀和趨向，講的是我國現代主要是1978年以後的倫理學研究的現狀和趨向。倫理學研究在我國曆史上地位崇高，影響深遠，不但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據特殊地位，對於世界文化發展也影響很大。世界學術界凡對中國文化略有興趣者，都不能不對此給予重視甚至刮目相看。但是，中國文化傳統的主要形成階段和高潮大都集中在以周平王東遷為開始標誌的先秦時期，至晚清學術高潮這一段，雖時起時落，自明清之際啟蒙思想開始活動，在封建統治階級內部和外部，都對數千年文化傳統展開了批評和反思。所以自周秦以來，至辛亥革命，中國的光榮也在於斯，中國的恥辱也在於斯。直到土崩瓦解，還有一縷幽魂糾纏活人的頭腦，死死不肯消散。隻有在中國民主主義特別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之後，才開始了新的時代，為中國曆史發展奠定了新的基礎。然而擺脫舊思想的束縛是多麼困難的事情，特別是象我們這樣的——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不曾衰敗的民族文化，對後人的影響就來得更激烈，更綿長，更無隙不入，更有從骨子內部腐蝕革新者的本領和力量。所以，“十年動亂”的發生，不僅僅是領導者的錯誤，也不僅僅是幾個壞人的搗亂。因為一個人的意誌．盡管他是一位非凡的領袖，如果沒有相當程度的社會基礎和社會心理響應，他也不能想怎麼做就怎麼做？更不要說區區幾十個壞人，他們本身哪有這樣的能量？沒有幹柴難成烈火，造成十年動亂烈火的幹柴的，就是幾千年舊文化的不滅之魂和與這文化合拍了的某些戰略與製度。
十年動亂結束了，中國人民開始“待從頭收拾舊山河”，對於過去的，現時的，遠古的，世界的，凡一切可以思考的，能夠思考的都開始了新的思考；倫理學研究在這樣的形勢下，出現了新的形勢和新的趨向。
如果簡而言之，這種新的狀況和趨向反映出三個顯著的曆史特點，即曆史與現實的拓舊與發展；中、西文化包括中、西倫理學研究的交彙與發展；倫理學本身在新形勢下的全麵深入的發展與變化。
第一節 倫理學研究中曆史與現實的拓舊與發展
一、曆史的反思與開拓
（一）簡短的回顧
首先應該對“曆史”這個概念分析幾句。什麼叫做“曆史”？如果咬文嚼字，那麼，凡已經逝去的都是曆史。比如說，昨天就是曆史。因為不管人們昨天過得怎麼樣，是好，是壞，不好不壞，好中有壞，壞中有好，它都過去了，而且永遠無法複回。更嚴格地說，現實就是曆史，因為現實是由每一瞬間構成的，而每一瞬間都在“逝去”，當說一句話的時候，這是現實的聲音，而這句話結束的刹那，就成了曆史的“回響”。不過，這個分析雖有些哲學味道，卻混淆了一般意義上的曆史與現實的界限。史學家們早有此感，所以就把曆史分遠古史、古代史、近代史、現代史和當代史。這裏講的曆史的反思主要指的是中國古代史這一段。
對於曆史的思考和批判，可以說自中國有史以來，經曆了四個主要時期。首先，鴉片戰爭以後的內部改良期；其次，舊民主主義革命高潮迭起的理性批判期；再次，以“五四”運動為標誌的文化批判期；第四，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批判探討期。在這四個重要的曆史時期之前，還有一個序幕期，就是明末清初開始的中國式的啟蒙運動，那個階段應叫做內部發難期。 萌動於封建末世的內部發難期。曆史的演變，首先發難的大約多在於內部，就如同能把《紅樓夢》寫得那麼出神入化，入木三分的，非是個中人物不可。第一個對於中國封建倫理傳統發出不平之聲的，首推李贄。李贄本王學子弟，其哲學體係也繼承了王陽明的傳統和框架。然而，內憂外患，激起這位不屈不撓的鬥士的英雄情懷，而新的社會契機的出現特別是舊的社會秩序的腐敗，又使這位嫉惡如仇，有火一樣情感和電一樣思考的人物，不能不成為一個大大的叛逆。於是，他大聲疾呼，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穿衣吃飯，就是人倫物理。”然而，比起他後麵的中國古代啟蒙思想家王夫之、顧炎武和黃宗羲來，他的思想雖表現激烈而欠於深刻．也沒有後來人那麼體係嚴整，視野開闊，理論深沉。所以，在封建叛逆者組成的星群之中，他雖是第一顆發光的星，卻不是一顆最亮的星，因此，這位大大的叛逆者又可以說是一位小小的逆者了。 顧、王、黃等人的情況則不同，他們大都有自己嚴整的思想體係，在哲學上也有自己獨到的建樹。關心國家與民族的安危，懷明王朝亡國之恨，化滿腔怒火作深刻思考，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有了特殊的曆史發現。如果說，李贄批判封建道德傳統，找到的是“普通人性”這個突破口，那麼，顧、王、黃批判封建主義的道德傳統，抓住的就是批判對象的要害。這要害是什麼？就是“三綱五常”中的“君為臣綱”。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就明確指出：“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自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這還了得，孟子辟楊墨，以為“為我即為無君，兼愛即是無父，無父無君是禽獸。”身為儒者，敢將矛頭直指“皇”權。在那種曆史條件下，沒有大無畏的精神確實辦不到。不但於封建統治是英勇無畏的宣戰，對於儒家倫理也是同樣英勇無畏的宣戰。王夫之也曾說過忠於一“姓”，不是公義。因為“以論天下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又說“革命者，應乎天，順乎人。”姓劉的當了皇帝，不見得天下都該姓劉，姓李的當了皇帝，不該天下盡皆姓李。劉也是人，李也是人，以天下之人為人，才是公道，這就是王夫之的叛逆者的邏輯，這邏輯雖無黑格爾之高深莫測，卻是大義凜然寸鐵難屈。你想駁，怕也一時駁他不倒。顧、王、黃之外，還有一位寫《潛書》的唐甄，同樣有英雄氣魂，曾公然宣稱：“君臣之倫不達於我”，並且把一切帝王都罵一個狗血噴頭，幹脆就說：“自秦漢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
當然，說來說去，他們沒有找到新的曆史批判武器，充其量，他們是萬千丘墳中的一團“鬼火”，是黎明將至的一縷曙光，是人之將死時的“回光返照”，是天鵝走到生命盡頭的一聲“長鳴”。然而，他們找不到改變這社會的切實可行的辦法，隻有同曹雪芹一樣的發出“嘩啦啦大廈將傾”的慨然長歎。他們敢於衝破而終於未曾衝破曆史的藩籬，其責任並不在他們身上，因為清王朝還有260年的“壽算”，而新的曆史“萌芽”又瘦弱不堪，既小且病。但曆史的進步是終究阻擋不住的，盡管是個病弱的嬰兒，隻要他生存下來了，豈不是一樣的要成長，要成熟。何況說，帝國主義的兵艦又悄悄地到了廣州城下。資本主義的兵艦又悄悄地到了廣州城下。於是內外夾擊，舊中國已全然沒了退路——你變也得變，不變也得變。
鴉片戰爭以後節節高潮的內部改良期。鴉片是一種其害無窮的毒藥，而鴉片戰爭的炮聲卻是一付其烈無比的猛藥，它使天朝之臣民慢慢地悟出了這樣一個道理：中國雖是“上邦”，可上邦的禮儀卻抵不住鴉片的“香味”和兵艦的衝擊。於是改良主義蠢蠢欲發，新的倫理觀念隨之湧動。終於經過龔自珍、魏源和來自另一方麵的太平天國的風暴襲擊，推出了康有為、梁啟超的“改良主義”。自然，封建主義的衛道者們不能聽之任之，看著新的異端邪法在那裏自由自在，我行我素。其中最著名的衛道者要屬曾國藩，就是那個以鎮壓太平天國起義而出了大名的大清朝“中興名臣”，還有一位是汪士鐸，這一個和曾國藩“朋比為奸”，不過還不能做大官僚，而是一個小“策士”，但他專心於倫理道德的研究，卻也代替衛道者們發表了不少謬論。公平地說，他們兩位雖然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政治倫理舞台上的“死硬派”，但是，他們的思想盡管用新道德衡量還是萬分的守舊，而用舊道德去衡量，卻已經“味道”不醇，成了兩罐子酸酒。以曾國藩為例，他的倫理思想中，“買辦”色彩濃厚，對農民起義固然麵貌猙獰，一副“忠臣義士”的麵孔，對外國侵略者卻是卑躬屈膝，成了害了軟骨病的可憐蟲。1860年辛酉之變，八國聯軍攻占了北京城，這本是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可曾國藩怎麼說呢？他說：“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傷毀我宗廟社稷，日下在上海、寧波等處，助我攻剿‘發匪’。二者皆有德於我。我中國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可謂奴顏媚骨，狗屁不通。比之北京名妓賽金花還要不如，洋奴才之相溢於言表。而改良者也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開始了自己的行動。改良二字，令人聽來，頗覺像一碗白開水，看著無色，飲著無味，仿佛還不如顧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激烈言詞來得痛快。然而，二者是不同的，前者如果說是對於舊禮教的一種“抗議”，那麼，後者則是改造舊禮教舊製度的一種“行為”。雖等於帶著枷鎖的舞蹈，然而比之舞蹈設計畢竟是大大地前進了一步。即使僅就他們的理論考慮，他們也切切實實比自己的先驅者邁進了幾大步。改良派人物中，最有名的應該屬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複，他們的倫理思想雖然也有不同，但總的趨向則是一致的。其於“民主”，其於“科學”，其於“人的培養和認識”，其於“名教”，其於“皇權”的地位，其於“男女平等”，都有了超越舊時代的思考和建樹。康有為的“大同世界的道德規範，取消家庭和‘大平等’的思想”；嚴複的“對君臣之倫”的剖析和對“夫為妻綱’的批判”；譚嗣同的“對封建綱常名教的猛烈抨擊”；梁啟超的“新民說”，“論愛群與愛國，論權利與義務”等；都成了新時代的先聲，豈但是先聲，而且要行動，雖然不是主張天翻地複的“革命”，也是銳意進取暴風驟雨的“改良”。雖然他們誠心誠意要做一代“賢臣良相”；對於皇帝老官，“一百個忠誠，一千個忠誠，一萬個忠誠。”舊勢力又怎能容忍他們？西太後為代表的舊勢力還是認定所謂“改良”就是大逆不道，要把他們一個一個殺光斬淨。
改良主義風行一時，來得快，去得也快。菜市口前“血光迸現”，砍了戊戌變法六君子的腦袋，康、梁雖然逃去海外，改良主義的美夢也該醒了。然而他們忠於皇上的心依然不死，一定要保皇到底，不改初衷。這正是改良者的曆史局限。但曆史發展迅速，已經不管你昨日的功勞，而把對改良派的寄托一下子轉到對革命黨的寄托方麵。於是，承前啟後，中國曆史上出了第一次真正帶有民主性質的社會革命。
舊民主主義革命高潮迭起的理性批判期。改良的失敗催使了“革命”的到來，而舊民主主義革命的興起，連帶“改良派”一起，都成了革命的對象。“改良”固然已叫頑固衛道者心驚肉跳，咬牙切齒，而在革命黨看來，那還不過是“小打大幫忙”；改良不成幹脆革命，索性來一個一刀兩斷，清除了膿瘡，才得幹淨。在倫理學說方麵，也出現了充滿戰鬥氣息和全新精神的嶄新氣象。這時候的代表人物，有孫中山，章太炎和蔡元培。然而，三個人的思想基礎既不同，出身經曆又不同，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主張也不盡一致，所以，民主運動引出了極有個性的民主人物，使他們三位有著共同的起點，走向了不同的方向。章太炎是儒學、佛學加革命。一方麵大力提倡“道德決定國家興亡。提倡革命黨人的道德修養”；一方麵卻又“主張以佛學增進革命道德”，把佛學引入革命理想；一方麵則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鼓吹過革命，痛罵過袁大總統，坐過清王朝的大牢，受過洋巡捕的逮捕，任憑風吹雨打，不改先生鋼鐵意誌，恢宏氣度；一方麵卻又主張悲觀主義的“五無論”。終於弄得成了拉曆史倒車的悲劇性人物。蔡元培雖為革命鬥士，但主要建樹卻在學術方麵，接手北大，改造北大，成就了中國教育史上的燦爛一章；對於倫理道德，偏重研究，於美學美育亦有造詣，身為教育家兼革命人物，其德育有革命色彩，其“革命”有道德性質；其道德包括美育要求，其美育又具道德風采。蔡元培是一個大人物，人物之大，可為中國辛亥革命之後的學界泰鬥。論其成因，則因為他是學術界早早割去了封建主義辮子的新的曆史人物。舊民主主義革命最主要的代表當然是孫中山先生。其於倫理學的發展也殊有建樹，他論證過“道德與革命”的關係；極力主張對中國“固有道德”進行改造；積極倡導“平等、自由”，充分地發揮這方麵的理論想象和研究，提倡“替眾人服務”和奮鬥、犧牲精神，主張建立“人類以互助為原則”的道德觀，等等。比如他說：“天之生人，雖然有聰明才力的不平等，但是人心必欲使之平等，這是道德上的最高目的，人類應該要努力進行的。”又說：“在今天，自由這個名詞，究竟要怎麼應用呢？如果用到個人，就成一片散沙，萬不可再用到個人上去，要用到國家上去。個人不可太過自由，國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國家能夠行動自由，中國便是強盛的國家。要這樣做去，便要大家犧牲自由。”革命加道德，道德為革命，正如“風借火勢，火助風威”，使二者相得益彰。
然而，袁世凱的竊國大盜行徑，成為辛亥革命的莫大恥辱。雖然推翻了帝製，在中國曆史上開天辟地地使自夏商周以來的老百姓過上了沒有皇帝的日子。然而，革命失敗了。革命的失敗，使得全國的誌士仁人陷於莫大痛若，具有更清醒頭腦的先進分子，就要另辟蹊徑，向著新的方向去尋找新的道路，辛亥革命的失敗，也說明了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的理論～局限性。而“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又為“五四”運動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先導之路。 以“五四”運動為標誌與起點的科學批判期。“五四”運動最振奮人心的口號之一，就是“打倒孔家店”；最著名的刊物和思想陣地，就是《新青年》；最著名的小說，就是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最著名的人物就是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和胡適；最有影響的理論就是馬克思主義；最動人心魄的一句話，就是“救救孩子”。“五四”運動在中國傳播開了馬克思主義。然而，這還不是成熟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但已經為中國的革命運動奠定了新的基礎，使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發生了重大曆史轉折，開始了新民主主義的新階段。當然，在這些重大的曆史變化中，各種人物都要登上曆史舞台，各種思想都要尋找和占領自以為應該是屬於它們的社會主導位置。倫理學的代表人物中，有李大釗、李達、毛澤東、劉少奇等一大批馬列主義者；也有胡適、周作人、梁漱溟等一批思想家或社會活動家；又有蔣介石、戴季陶等當時執政者及其代言人。其間的升騰起伏，變化萬端，有由革命領袖轉為革命同路人的陳獨秀，也有曆盡艱辛，找到再生之路的楊度，有由民主主義鬥士成為日本侵華幫閑的周作人，也有堅信自由主義，終於大誌難酬的胡適。這個時期，社會動蕩、形勢複雜，內憂外患，不一而足。在倫理學說的建樹上，有李大釗為代表的共產主義人生觀，有李達的“人性論”，有魯迅先生獨特而又極其深刻的的道德學說，有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等名著，有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的文化觀，無產階級人性論，革命功利主義和他倡導最力的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核心的共產主義道德規範。時代改變了，時代造英雄，英雄屬於人民革命，人民革命又推動了曆史的發展，從而使中國倫理觀念產生了劇烈的革命轉變。對這個時期的思想和曆史，世人知之甚多，不再多作介紹。
新中國成立以來，革命者成了國家的管理者，對於舊文化的批判，對於舊道德的批判，又出現了一個新的曆史局麵。
其間，也有挫折和誤導，最大的失誤是發動“文化大革命”，而最大的轉變是結束“十年動亂”，實行改革開放方針。但改革開放，豈止一個方針而己，它本質上是一場極其深刻的曆史革命，而它對中國文化包括對中國重德文明的影響，同樣是無與倫比的。這場曆史大變革正在進行當中，自然，中國的道德文明的曆史構建，也就處在了曆史變革之中。
（二）對曆史研究的全麵發掘與研究
從1978年至今，不過十幾年時間，但在短短的曆史“瞬間”內，中國卻發生了非常深刻細致的變化，無論現實和理論莫不如是。平心而論，倫理學研究進展不算太快，但變化也是很大的。於曆史的批判者繼承方麵，同樣有很多建樹。粗略歸納起來，有這樣幾點突破和進步。
第一，研究範圍日益擴大，各個曆史階段，皆有研究成果。“五四”運動以後，對中國古代倫理史和思想史的認識，日趨深刻，日趨清晰，雖走過不少彎路，然而螺旋而上，彎路亦為直路。然而，研究重點，參差不齊，全麵研究，少有成果。但近年以來，各種研究，包括對各個曆史階段的考查，均很用力，而且已初見成果。究其原因，與曆史條件的變化有最大關係，與研究人員日益增多，學術空氣日益濃鬱也有關係。現在無論先秦、西漢、隋唐、宋、遼、金、五代十國，元、明、清，還是近代、現代，研究者都不乏其人，有些著作，還很有影響。對於中國古代倫理史上的著名代表人物，評述很多，彌補空白，重點研討，完善舊學，創立新說，都出現了新氣象。沈善洪、王鳳貞合著的《中國倫理學說史》（上卷）雖頭版僅精印3000冊，卻對很多關心和研究倫理學說的人產生了影響。張立文著《宋明理學研究》，也以翔實的材料，新的認識給研究者們以很多啟示和幫助。筆者孤陋寡聞，雖習倫理，而於學術著作知之不多。但目力所及，已經嗅到了濃鬱的春天氣息，直覺到曆史研究的春天悄然在即。
第二，研究層次日益加深，各個環節都有突破。倫理學的曆史研究，過去確實走過彎路，既搞過曆史虛無主義，以為舊道德倫理一無可取，視孔孟學說為瘟疫，避之不快尚要遭瘟，何況捧在手裏反複琢磨。也有過複古主義，複古主義在1949年以後絕少，但在數十年的曆史發展中，確曾時隱時現，如魯迅時代有一個《學衡》就是此類思想的代表。很多先進人物，到了晚年，思想蛻化，也搞投壺尊孔一類把戲，結果弄得張飛作秀才，戰士不像戰士，君子不象君子，例如，章太炎先生就是。極左路線時候，禁區林立，簡直就跟柬埔寨的布雷區差不多，一腳踏上，就給你來個“血肉橫飛”。近十幾年來，不少禁區已經打破，很多觀點都有新的發展。比如，對宋明理學已經由一味批判，認為毫無是處，進步到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有學者指出，宋明理學“作為一種倫理思潮，它已經喪失了向前發展的生命力，盡管由於封建統治者的需要，直到清末它還占著統治地位。不過，當說到儒學倫理思想的消極作用時，且勿忘記，它畢竟綜合了倫理史上各方麵的意見，並在倫理學說的各個領域，都有所創造和發展，留下了豐富的遺產，這是需要認真加以批判總結的。”雖用詞謹慎，但主要意見已經表白清楚，即使這種謹慎之言，如果出在極“左”時期，恐怕也會帶來“殺身滅門”之禍的。宋明理學之外，對於佛學研究，已經開建國以後新的局麵，佛教哲學一類的書籍，十分暢銷，要買也買不到。可見研究者的遠見，也反映了讀者對曆史文化出現新的心理指向和思考。“捷足先登”的著作，雖不免失之粗糙，但既有種子，便不愁發展，相信在這方麵會很快出現新的理論成果和更多的理論建樹。“易”學、老莊哲學同為熱門課題，很多研究已經跳出簡單的“唯心”“唯物”劃一條界限而已的研究階段，而對於《易經》《道德經》《莊子》特別是前二者的研究都取得了新的成果。西方人重《易》學，也重《道德經》，中國自宋以來對《易》的地位看得很重要。但這幾十年來，在國內未曾達到研究高潮，至少這兩門學問不能成為社會關心的“熱”點。現在《易》學之書銷售很快，研究老子的著作和《道德經》的各種注本也很暢銷。此二書都是難讀難懂的著作，銷售得快可以看出人們需求層次在不斷提高，也可以理解為研究層次在不斷提高。然而，對於啟蒙之學也有了前所未見的重視程度。“十年動亂”期間，也曾鬧過一陣批《三字經》、《百家姓》一類的運動，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發動者本身先就精神空虛，心理沒底，又故作鎮定，玩以攻為守的小伎倆小把戲，批來批去，也不知說的什麼鬼話。近幾年，有識者，如湖南嶽麓書社組織出版《傳統蒙學叢書》，周穀城先生親為作序，可說是辦了一件大好事，堪稱功德之舉。“傳統蒙學”最主要的內容則是傳統道德學說，不過不是大雅之作、廟堂之文，而是村塾之學，小家之言，但於中國古代倫理乃至古代文化影響深遠，不容忽視。即此一端，可以看出這些年在開拓性研究方麵取得了怎樣的進展。
第三，研究趨於係統，整體效應日益明顯。十數年演變，人們的要求越來越高，很多人——不僅專家學者，而且包括絕大多數青年——已經不能滿足對於古代倫理思想的一般敘述和一般性批判，也不滿足對於個別人物和某個曆史階段的孤立研究，而是將中國倫理文化的發展看成一個整體，在新的曆史高度上，對它們進行新的總結和分析。表現在文化視點、新方法探討上都有了很大發展。西方出一個韋伯，他在探討資本主義為什麼會首先出現在西方而不出現在東方，對於東方文化和中國的倫理政治中心等等都作了一番別有意趣的議論和分析。但很多當代學者和青年，讀了韋伯的書，覺得有幾分新鮮，又有幾分啟示，更多的卻是不滿足。因為西方學者研究東方文化，研究中國文化，研究中國倫理發展，畢竟有點似“霧中看花”，雖然占了旁觀者清的便宜，卻又不免“隔靴搔癢”，有些恍惚。要自己剖析自己的曆史，並且和西方也來個比較。這樣的要求在倫理學史的研究上已經表現得越來越突出。從整體上把握中國倫理學史的發展，並且說出幾條前人沒有說出的結論來，雖是一件大不容易的事，但看現在的研究勢頭，卻絕非一句空話，或者一個幻想。
當然，研究曆史本身就是一件非常複雜的事情，身在其中，難免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於是，對於曆史研究應取的態度問題便又擺在了人們麵前。
（三）給“曆史”以應有的位置
當今的理論界包括倫理學研究領域，思想活躍，非同一般。但在活躍如長江大河，難免魚龍混雜，泥沙俱下。表現在對待古代文化遺產的態度上，免不了有些偏頗之見。例如，“全盤西化”，便是一個例子。全盤西化絕然行不通，也不是新貨色。“五四”運動時候就有過了的，不過因為立論不牢，很快成了“短命二郎”，變成曆史陳跡。“五四”時期尚且如此，今天的形勢已遠非“五四”時期可比．人們的思想更成熟了，曆史的發展也更成熟了。對於“曆史”的態度，也必然會有新的見解和新的認識。概括起來，有如下三點：
第一，不徹底清算舊封建倫理道德的影響，就不能建立起新的道德倫理思想。這不是虛張聲勢，或者故弄玄虛。中國封建社會實在太長，封建倫理思想實在是根深蒂固。明末清初以來，對於儒學傳統，進行過多少次批判，然而，它卻象一團亂麻，理不清，斬不斷，又像遍地叢生的野草，縱然刀斧俱下，火燒犁耕，依然此起彼伏，不能幹淨。其對現、當代中國的影響和危害，不是親身經曆“十年動亂”的人，很難體會得很真切。無論對於哪一個階層，哪一個部門，哪一個地區，其影響都不能小視。即使“十年動亂”結束十幾年以後的今天，其影響依然存在。應該說，如果沒有100多年來先進的中國人運用先進的思想，乃至用革命的實踐對其進行曠日持久的批判，就不可能有中國的今天；而繼續先人的事業，把這批判繼續下去，仍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可以完成的曆史責任。這裏僅僅舉兩個現實的例子。前幾年武俠小說盛行一時，據南京的一個調查，有相當數量的15歲左右的青少年，結成各種“幫派”，仿照書中描寫，確立幫主，共立幫規，其行為之殘忍，思想之愚昧，到了讓人痛心疾首的程度。又如婚姻問題，封建意識影響還在相當一部分人中影響深重。某一青年農民，丈夫死了，要求改嫁，得到母親支持，其夫的家族便懷恨在心，以為是大逆不道，而且手段毒辣，無所不用其極，竟將她母親澆了一頭一身糞水，以泄其恨。“自學”雜誌1987年第4期也以“丈夫的自由，她不該這樣”，報導了這樣一件事：上海某工廠，1986年7月，某女工被一淫棍——廠辦公室主任調戲侮辱，認為自己失去貞節，對不起丈夫而自殺身死。她的遺囑上寫道：
沛明（其夫），我不準備活下去了。
我沒臉去見世人。我的下身是幹淨的，但我的乳房是髒的，那個流氓老頭子摸了我，已無臉和你一道生活了。人們會想到我是個壞女人，我不是，可為什麼要落得一個壞名聲呢？！我對不起你也對不起孩子。
永別了。……
在宣傳封建禮教的書中聽說過，因為別的男人摸了手臂而自斷手臂以保貞節的節婦。以為那是封建社會裏特有的悲劇，到了至80年代中葉，在文化水平甚高又有著產業革命傳統的上海竟出現了這樣的事，怎不令人大吃一驚，想到對封建文化和封建倫理思想的清算任務還遠遠沒有完成呢，更何況，其影響所及，那裏隻是僅僅有關婚姻道德與兒童的健康成長而已。
第二，不講繼承，不能發展。批判固然重要，繼承同樣重要。不批判則不能進步，不繼承又會舉步維艱。作為一個文化人如果不去學習中國古代文化遺產，則必成重大的不幸。能不能成為一個文化人還說不定哩！試想一下，英國作家不知道莎士比亞，不知道喬叟，不知道狄更斯，不知拜倫和雪萊，您說行不行？中國人不知道《紅樓夢》，起碼是終生之恨。作為合格的中國人，不愧於中華民族光榮傳統的中國人，身上應該有屈原的血液，有李太白的精神，有曹雪芹的情愫，有孔、墨、老、莊、韓的遺音。如果沒有這些，即使不見得毫無才能，必定是文化淺薄，不配稱作文化人。當然文化還不等於道德，但道德同樣需要有繼承性，不了解道德發展史的，也可能像雷鋒一樣大做好事，但要有民族曆史榮譽感，則比較困難。道德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搞曆史虛無主義，終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易枯竭，無本之木易凋零。道德作為一門曆史學問，無論任何國度，都是如此。
第三，最好的繼承和批判，是揚棄而不是拋棄。何為揚棄，簡而言之，就是棄其糟粕，取其精華。但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弄不好，很可能留下的是“汙水”，潑出去的卻是“孩子”。揚棄古代文化需要特別敏銳的目力，需要特別善於思索的頭腦，需要較高的理論素養，需要理論聯係實際的精神。有了這一切，方能“棄其糟粕，取其精華。”馬克思寫《資本論》，把凡有貢獻者，不論貢獻大小，都一一考察明白，在《資本論》的豐碑之上刻下了他們的貢獻和名字。如果對待古代倫理學能夠做到這一點，即使不能稱為偉大的學者，也應該稱為人物了。孫子雲：“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四川武侯祠前有一楹聯雲：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
未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
殺死敵人而取勝，不是最好的將軍；不用武力而使敵兵心服，自願來降的才是最好的將軍。打敗了封建倫理道德，固然也是勝利，然而隻有消化了它，將其變成自身發展的營養才是最高理想。列寧說：“當我們認識到無產階級文化的時候，……應該明確地認識到，隻有確切地認識人類全部發展過程創造的文化，隻有對這種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設無產階級的文化，沒有這樣的認識，我們就不能完成這樣的任務……。無產階級文化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和官僚社會壓迫下創造出來的全部知識合乎規律的發展。”
對於列寧的這一段話，隻有在經過了數十年風風雨雨之後，對舊道德進行鍥而不舍的鬥爭與消化，英雄壯誌久而彌堅的人們，才更能體會其中“味”。
二、現實的開拓和思索
10多年來，現實變化非常之大。作為日日生活在祖國懷抱中的人，也能感覺到這種變化。不信，把1976年的家庭生活算一筆帳，再把1986年和1996年的家庭生活算一筆帳，會發現變化是很大的。但這不是說已經好得不得了，甚至什麼缺點也沒有。事情沒有孤立地存在的，它們都會形成不同的結構模式，家庭生活也是一種模式，作為構成模式的各種因素，可能有消有長。比如，物價不穩，某些商品上漲幅度過大，就是不利因素。認真地算一算帳，可以增加不少學問。作為倫理學研究的現實狀況，至少發生了三個方麵的變化。
第一，中國近20年來的經濟體製和政治體製改革，為倫理學研究提供了新基礎。
改革，給中國帶來的變化比之過去的將近30年要大，比之中華民國的將近40年也要大。變化廣泛而深刻，體現在道德方麵，不論公民道德、職業道德、家庭道德還是社會公德都出現了聞而未聞、見而未見的新矛盾、新問題和新進步。
首先，是“官”的概念改變了。中國曆來重“仕”途，在這方麵，可以說在世界文化家庭中，居於獨一無二的“崇高”地位。重官又怕官，也是封建社會帶來的積年症候。人作了官，就一步登天。像範進中舉一樣，房子有人送，錢財也有人送。“學而優則仕”，一日得“仕”，雞犬升天，仿佛小貓小狗也跟著主人成了“精”。“五四”運動以後，迎來“德”“賽”二先生，仕途一路，一則科舉早廢，學而不能得“仕”，二來民主空氣吹進九州聖土，各種科學事業總算找到了立足生根之地。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培養起的良好作風和傳統，特別是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確實開了一代新風。然而，社會主義製度剛剛建立，還很不健全，缺少民主秩序也缺少法製觀念和法製權威。所以雖然沒有““學而優則仕”了，但一旦做了官，就好像進入了保險櫃，除去運動，除去生活作風和經濟問題，就是上得去，下不來。廠長永遠是廠長，工人永遠是工人，廠長不病不死，他就一直“廠長”下去。這種情況，在經濟體製改革中受到了衝擊，講承包，講專業戶，講毛遂自薦，講幹部考查製度，講民主選舉與群眾監督，講目標任期責任製，結果是幾十年的老樣子發生了大變化。先是微風熙熙，人們引頸而望；後是讚揚伯樂，願做千裏馬；現在連伯樂一並也受到批評，相馬不行了，人們要求賽馬，使每個公民施展才能和接受任命的機會均等。1987年《自學》第1期有一篇廖遜的文字《“防患原則”與政治民主》，其中說到這麼一段話：“在很長一個時期，人們把政治民主當作政治集中的手段，甚至混同於封建社會的廷議”，‘廣開言路’。一個掌權者隻要‘傾聽群眾呼聲’，‘為民作主’，‘讓別人講話’，‘不懼忠言逆耳’，‘團結那些反對過自己又被事實證明反對錯了的人’，就算很‘民主’了。但是，“隨著近些年的改革開放，人們發現這些遠非‘民主’的正解，民主應當是‘以民為主，以官為仆’”。這個話講得生動而又深刻，而這種變化的結果，對於傳統道德無異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封建主義講的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上下相和則安”，“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就把一切關係都固定死了。現在不但“不在其位要謀其政”，就是不在其位，還要“謀”其位呢！認識到這也是公民應有的權利，這個變化難道還不大嗎？
社會需要民主，同樣需要法製，沒有法製作保證的民主，是一個搖搖晃晃的醉人，怕哪一天會跌到溝子裏麵去；而沒有民主的法製，則是落後於時代的法製，弄來弄去，會把法製變成個人意誌。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中也曾經指出： “製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麵。即使像毛澤東同誌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點不好的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又說：“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製，毛澤東同誌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製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其次，是封閉的生活走向了開放的生活。中國最封閉的地區是農村，而最封閉的職業是種地。雖不說日日背負藍天，麵對黃土，但對本村、本鄉、本縣以外的事情絕大多數農民確實知之不多。建國以後，發生很大變化。但是一些地區的封閉狀態，在客觀上並沒有得到根本改觀。在很多山區居住的農戶，不知道大山那邊為何物的大有人在，電影《鄉音》之中女主人公以看到火車為終生理想的事也絕非瞎編。因此，封閉的環境必然會造成封閉的道德，在人際關係、夫妻關係、父子關係、親屬關係、上下關係等各個方麵，都帶有濃重的封閉的落後的色彩。但經濟體製改革改變了這種封閉狀況，使得很多農民走出小天地，來到大世界，他們要走南闖北，要接受新知識，學習新文化，懂得信息的價值，建立新型的人際關係。這種變化其在道德方麵的影響，至少和推翻三座大山的壯舉有著同等重要的意義。河北省清河縣近幾年出了一位“信息老板薛增珍”。有文章介紹他說：
“老板”不老，年方28歲。他生在農村，家在農村，農民血統純而又純。他不種田，而今，既辦廠，又開店。辦了一個公司，名叫“清河縣科技經濟服務公司”，吃上了農民千百年沒有吃過的飯：靠信息發財。他的生意從清河做到了嶺南、天山。錢，從白手起家賺到八千到四萬到十萬到今天的近百萬！他是清河縣的風雲人物之一。他姓薛，名增珍，稱他為“信息老板”看來比較貼題。
像這樣的農民，中國有多少，信息不靈，不知道。但哪怕隻有一個，也了不起。更別說單獨一個難以誕生也沒法生存的。20年前，農民的標準形象還是剃光頭，穿家做小汗衫，頭包一塊羊肚白毛巾，青鞋青褲白襪子，就這個。但今天的農民這樣的還多嗎？形象改革發乎其外，信念改變生乎其內，我們沒有見過“信息老板”，不知道他的道德怎樣，？但是，我們敢斷定，一位信息通南北的農民和一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的農民一定具有不同的人生觀和道德觀。後者如果可以作為舊世界的代表永存在曆史博物館，那麼，前者就是代表中國農村未來的希望之星。
再次，在對待物質利益方麵，也發生極大的變化。物質利益特別是個人的物質利益要求，應不應有？如果有，符不符合道德？這個問題糾纏中國人民身心日久，造成了許多混亂和痛苦。有青年人上山下鄉，來到農村，看見農民把自己的糞便偷偷地往自留地送，就說這是資本主義；看見農民種了幾棵瓜，就說是資本主義尾巴。要鬥人家的“私”，割人家的尾巴。青年人單純可愛，然而涉世不深，他們哪裏知道莊稼人特別是在“大鍋飯”裏求生的莊稼人的辛酸。中國生產上不去，和生產組織形式與分配形式不對路有莫大關係。50年代初期，香港並不強於上海，而30年過去了，上海在經濟發展方麵遠遠落後於香港，這確實是值得深思的。高大泉式的農民固然聽得人眉飛色舞，但生產上不去，好看的形象彌補不了國家和民族的損失。包產到戶，實行聯產責任製，一下子改變了農民“一潭死水”的落後局麵。城市情況仿佛農村，而又複雜數倍，但不從這裏著手解決問題，恐怕很難找到一條通向光明之路。當然，這不是說，應該一切向錢看，為著蠅頭小利不惜出賣自己的婆娘。而是說，要有正確的義利觀，為著自己和他人的幸福，去努力勞動，積極創造，為著國家的富強，也為著家庭的幸福，又為著自己的生活而成為勤奮、聰明、有創造力、不怕吃苦耐勞的現代公民。這不是很好嗎?這一點，過去幾十年沒有做到，現在當然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但這個方向已經表明是正確的，並且已經使中國社會帶來了很大變化。隻要通過實踐不斷地給以完善和總結，相信總能出現一種新的道德局麵和精神麵貌。桓子《新論》引諺曰：
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而向西笑；
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大嚼。
雖意在諷刺，也比聞長安樂，而無動於衷；知肉味美，偏啃窩窩頭的好。不過，社會既已開放，人們盡可以聞長安樂，不如旅遊去也；知肉味美，便用勞動得來。那會更有意思。
第二，“經過學界十幾年的努力，倫理研究出現了新層次。所謂“新層次”就是在理論方麵有了新的突破。倫理學研究雖不及某些學科例如社會學和心理學在社會上更受歡迎，新的學科的建立也不如前者來得迅速和鮮明，但倫理學確實有自己的理論突破。特別是在以下幾個方麵更是饒有進展。
一個方麵，對“人”的研究有了新發展。所謂“人”的研究，不全是西方哲學家的抽象人的研究，而是道德關係中“自我”“他人”和“偉人”等等道德關係的研究。道德關係說到底是人的關係。離開了具體的人則道德就沒有立錐之地了。而人是分為“你”與“我”，“我”與“他”，“自我”與“他人”，“個人”與“集團”的。因此，對“我”的研究，雖欲避之，無可避之佛教四大皆空，本應無我，然而無我亦無經，這就成了悖論。如果說讀經就是為了消滅“自我”，同時也就使佛經自滅，從而天下靜寂，一片空明。那讀經就不如自殺來得痛快了。然而空明也是一種“有”，並非一種“無”。所以，佛學雖反對自殺，也不做上述之想，但其常常於佛理之中，越升越繁複，實在是和一心否定自我的存在價值大有關係。西方人講自我，有時講得過了頭，有我無人，成了名利世界。多少有見識的作家，對此大加鞭撻，如狄更斯，如巴爾紮克，如馬克?吐溫，如莎士比亞。我國的極左時期，言我便是自私，自私便近乎修正主義。帽子重如泰山，於是隻能緊閉雙眼，下決心硬生生把自己忘記，權當是死了，又當是“此物非人”。但是，這種作法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也不是真的革命化。倫理學的道德研究中，給了“自我”一個席位，有的叫做道德的主體性研究，有的叫做主、客體論，有的叫做承認個人價值，有的叫做貫徹馬克思關於全麵發展的人的理論，有的叫做人道主義精神，不管怎麼樣吧？這是一個突破，因為這個突破，給倫理學研究帶來了不少生機。
在個人與他人，包括和別人和集團和國家的關係上，也有了新的進步。和他人的關係，不僅停留在搞好團結，助人為樂這樣的水平上，而且還研究了心理互容，人際關係，公共關係，行為科學等比較深的層次。人與人相處，不講道德不行，隻講道德不講科學也不行。隻講道德不講科學也是不道德，這應該算是一個新的認識。在對集團的關係上，主張集團利益的重要性，同時尋找自己的位置，位置不合適，則可以另謀他路，也是一大進步。如果放在過去，那就是覺悟低，道德品德值得商議。但現在人們不這樣看了，人們要求在集體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但這並不意味著排斥別人或者投機取巧，而是更能發揮自己之長，為集體多出力，出大力。個人對國家的道德關係，愛國主義更受重視。而且對愛國主義的認識也更加科學和更加注重理論聯係實際，而不是高呼口號，靠說一些沒邊沒際的空話來冒充愛國主義，以充塞自己內心的空虛。愛國與出國的命題，也有了新的認識。出國留學，歸國建設，被看成是一種高尚的行為。即使沒有歸國，以外籍華人的身份，為祖國盡力，也同樣得到尊重。波及人才流動，引進人才包括國外人才，也為人們所理解和接受。要知道這對於中華民族的傳統心理來講，實在是一個很大進步。中國傳統文化的道德觀，並沒有排外特色。而且自古以來，絕少侵略他人的曆史。就是出征入侵他人，也非失敗不可，這倒不是因為被侵略者無比“厲害”，一大半原因倒在於從民族心理方麵就不讚成這種行為，所以師出無名，必遭不利。但是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中，卻有自視過高的缺點，以為中國是世界的中心，中心什麼都能，最願意幫助別人，而不願意聽到別人幫助自己。現在能請外國專家來華服務，在道德觀念上就是一個很大進步。 對於“偉人”的理解也有很大變化。偉人與道德有什麼關係，應該說沒關係。但是對於偉人特別是政治領袖的神化就與道德有了關係。偉人也是人，應該和普遍人一樣地生活，現代社會，凡公民一律平等。通俗地說，偉人與常人的關係，就是公民和公民或說“人”和“人”的關係。否則便是不合乎公民道德。這一點，在十年動亂以後終於有了根本性變化。變化之一，終於把偉人作為公民中的普通一員來理解和認識了；變化之二，不再堅持唯有政治領袖才是偉人而且認識到各行各業凡貢獻極其巨大的都可以稱為偉人。當然變化尚有不盡如人意處，比方說，現在拍的曆史片中，領袖形象的塑造，還不算十分成功。
變化當然不止這些，但是就算隻有這些，也可以看出倫理學研究確實發展到了新的層次。
第三，對倫理學說史的研究，找到了新視角。什麼是新視角，簡而言之，就是文化視角。近些年的倫理學說史的研究，已經不滿足於就倫理學說史而研究倫理學說史，而開始注重的找出它們生長、存在的文化根源。研究倫理，注重根源，新中國成立以後，比較注重這一點，通常的作法，是向當時的經濟發展去尋找根源。這當然也是一大進步。但現在人們對於倫理學史的發展批判有了新認識，開始注意從曆史文化發展模式的角度去考察，去發掘，去尋找其曆史根源。這事情雖剛剛起步，但堅持日久，必能有新的理論建樹和新的發現。
三、以今為主，古今結合，已經成為倫理研究的一個特點古今關係，議論多矣。一般說來，古為今用，還是對的。但一要防止實用主義；二要防止輕視曆史。如果說古為今用在於古今結合，以今為主，則可能更容易明白些。研究曆史的目的，當然是為了為現實服務，或者說滿足現實的需要。但是，如果用實用主義態度去對待曆史，那麼就等於掩耳盜鈴或削足適履，結果必定是侮辱了曆史，也欺騙了自己。曆史是一門學問，但它首先是已經逝去的事實，倫理學論也是一門學問，但它首先是對於已經逝去的道德關係和道德特點的核實、論述和分析。如果沒有這個，就可能成為庸俗淺薄的實用主義。但是，這不是說研究傳統道德就是鑽故紙堆，就是為著曆史而研究曆史。沒有新方法的參預，曆史研究就不可能有突破，這是第一；沒有為現實服務的觀點，研究就會走向僵化，這是第二。厚今薄古，厚古薄今，爭論久矣，可以休矣。需要說明的是，未來倫理學研究的起點在曆史、現實和未來的交彙處，不論側重點放在哪一麵，對於這一點，不應有些許忽視。
第二節 倫理學研究中的中、西方比較與交流
研究倫理學的中、西方比較與交流，應該放在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去考慮。但那樣就會離題甚遠，要費去不少筆墨。換一個視角，從我國了解西方的曆史談起，繼而分析一下雙方的特點，最後再去尋找原因。
一、中國了解和認識西方的曆史演變過程與特點
我國了解西方，經過了漫長的曆史，如果簡而言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其實是與中國曆史分期密切聯係的。三個階段中，雖多有波動起伏，但基調卻是比較一致的。以其特點而論，可以分為封閉性階段；內憂外困下的探索階段；平等交流階段。
（一）封閉性階段
封閉性階段，始於秦漢，終於1840年鴉片戰爭。其間，中國也有過幾次和西方世界著名的交流。一次，張騫通西域，雖主要線路均在現在我國的版圖之內還是多少知道了一些西方的信息。一次是玄奘赴印度，接觸的雖同為東方文化，也算向國外開了一個窗口，進行了一次艱苦卓絕的文化旅行；一次是與日本的交流，最著名的人物則是日本詩人晁卿和中國的鑒真和尚。一次是鄭和下西洋。四次交流除去第二次是以“取經”為目的以外，其餘幾次的目的都在於宣揚聖朝仁德，致使四夷賓服，或者傳播佛法，普渡眾生。雖然走的路著實不近，在經濟上也頗有收獲，但向他人學習的氣味甚稀。所以，以其如此壯偉的行為，卻沒有得到應得的啟示。另一個特點是，四次交流都未及西方，主要是在東半球“打天下”。其原因，一方麵在於與西方地隔萬裏，難以交通；另一方麵也在於我們祖先自認中國就是世界的中心，想不到也不願去想在遙遠的邊隅蠻夷之地，還能有什麼了不起的國家存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皇帝隻能有一個，整個世界都應該向大漢帝國稱臣，何況說，這世界的絕大部分也許就是中國哩。真正深入西方進入歐洲腹地的倒是成吉思汗的大軍，不過已經沒有多少自覺文化交流的意義了。
中國奉行封閉政策，“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封閉固然是一大缺點，但更主要的缺點是封閉而不覺封閉，還以為開放得很，對於普天之下的臣民沒有一日不在施以聖恩，澤以禮教呢！所以直到清朝中葉以後，對於國外特別是西方的了解還是非常落後，臆想連篇，謬論百出，蕭功秦著《儒家文化的困境>曾以“拒絕向天子跪拜的蠻夷”為題，專節介紹了乾隆、嘉慶年間英使幾次來朝，為見麵禮節引起的“文化”衝突。1793年，英國國王喬治三世遣馬戛爾尼勳爵為特使，以祝駕乾隆皇帝80壽辰為名，來華請求擴大通商事宜，包括請求中國開放更多口岸，減低稅率，給予租界等。一入中國，車船禮品即被插上寫著“英吉利貢使”字樣的旗幟未見皇帝，又因見麵禮節問題發生激烈衝突。在大清皇帝看來，夷人進貢，行三跪九叩之禮實在是理所當然，而在英國特使來看，最多也隻能在覲見皇帝時用符合他對本國君主所行的禮節限度內，以表示對中國皇帝的敬意。乾隆知道此事以後，諭告有關大臣用下述理由開導對方。其大意是。
凡是四方藩封之國，前來天朝進貢或觀光者，不但陪臣必須向天子行三跪九叩之禮，即使是該國的國王親自來朝，也必須躬行此禮。爾自應遵守天朝法度，如果是因為爾國有用布帶紮腿的習俗，不便跪拜，那何妨在叩見時暫時把布帶解開，等覲見之後再把布帶紮上，也屬甚便。如爾拘泥本俗，不行此禮，那就不能表示爾國王遣派爾等船海遠來輸誠歸順的誠意。不僅各藩國使臣會譏笑不懂天朝禮儀，恐怕我朝官員也不會允許。
詞藻莊重，內容可笑。後人談及至此，要感到心有不安，臉麵發燒。然而，這還不是最滑稽的哩，乾隆駕崩，嘉慶繼世，可謂有其父必有其子，對於外國使節跪拜之事，同樣鬧了一場滑稽劇。23年以後，1816年，英國派一位使節羅爾美來京，中國再次提出禮節問題，而且舊賬未清，絕不能再有那種不敬皇上的事情出現，可恨英使頑固如前。使得奉命安排此事的戶部尚書和世泰大感為難，情急之下，他想出的一條錦囊妙計，就是用疲勞戰術讓“鬼子官”上當，書中寫道：
是日，羅爾美特使乘船抵達大沽，剛一上岸立即被載往北京。一路上，木輪馬車在半夜的坎坷不平的驛道上顛簸不堪，疲勞已極的特使請求停車宿夜。這一要求自然不會得到允許，經過一晝夜馬不停蹄的震動和搖晃以後，淩晨，馬車突然停了下來。塵垢滿臉的英國特使發現自己被帶到一處富麗堂皇的宮殿之前。透過朦朦的晨霧，他看到一群身穿盛服的滿朝官員正準備上朝。朝庭大臣們滿以為這個不肯行跪拜禮的貢使，經過長途跋涉和一整夜沒有合眼的顛簸旅行之後，一定神誌不清，加之圓明園內這如此壯觀的朝會場麵，也會使這個夷狄之國的貢使失措，於是大概就會毫無主張地聽從禮部官員的擺布，三跪九叩之禮便會如儀完成。
夠可笑的了，而嘉慶大皇帝還在禦前高座，興衝衝等著英吉利的貢使小臣行跪拜禮呢！自然其結果依然是不歡而散。
不唯如此，就是精明博學如魏源、林則徐生活在那樣的環境裏，“封閉”二字，也在所難免。鍾叔河先生在《千秋鑒借吾妻鏡》中介紹說：
林則徐見皇帝時奏稱：“茶葉，大黃禁不出洋，已能立製諸夷之命。”後來他力主開戰英人必敗，理由之一是：“夷人除槍炮之外，擊刺步伐俱非所嫻，而其腿是纏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無能為？”他聽說英國兵纏綁腿，就以為綁住了膝蓋打不得彎；以此製定用兵方略，怎能夠不誤事？魏源敘述天主教，也相信教中有換心、挖目之事，引用別人耳食之言，說“教士挖去目睛用於點鉛成銀，必華人睛點之乃可，西洋人之晴，不濟事也。”
哀哉二公，後學讀此，為汝心傷。但他們畢竟是博學之人，林則徐到了廣州前線，耳聞目睹，思想上便發生了很大變化。
然而，至死不悟之人，卻又不少。雖1840年鴉片戰爭的大炮，也沒有轟開人們幾千年留下的封閉心理。老舍“茶館”中有一段唐鐵嘴自鳴得意，自誇自讚，不知天高地厚的表述。背景是茶館主人討厭他抽大煙攪了生意，不願租房給他。
王利發：唐先生，你那點嗜好，在我這兒恐怕……唐鐵嘴：我已經不抽大煙了！
王利發：真的？你可真要發財了！
唐鐵嘴：我改抽“白麵”啦（指牆上的香煙廣告），你看看，哈德門煙是又長又鬆，（掏出煙來表演）一頓就空出一大塊，正好放“白麵兒”。大英帝國的煙，日本的“白麵兒”，兩大強國侍候著我一個人，這點福氣還小嗎？
大煙鬼。整個人都成了“人燈”，還想著“兩大強國侍候著我一個人”，這思想除去出自生活在封閉如舊中國的唐鐵嘴口裏，看他們誰能說出來！封閉時期的道德特點，雖與外國文化偶有接觸，但我自巍然不動！豈但不動，簡直就和密封的罐頭一樣，連一點空氣也不讓進來。
（二）內憂外患的探索期
1840年以後，1日中國起了變化，大皇帝的威儀畢竟擋不住侵略者的大炮，大皇帝的昏庸又加速了侵略者的勝利。從此，便一步一步走向窮途。中國人民也在侵略者的拳頭打擊下慢慢睜開了雙眼；先進的中國人，不僅要看看這個世界，學會與外國人打交道，還要掌握外國的兵艦和大炮。民族情緒高漲，改良勢頭興起，封閉傳統已被動搖。從1894年“火燒圓明園”到1911年辛亥革命，又從1911年辛亥革命到1919年“五四”運動；再從1919年“五四”運動到1937年蘆溝橋事變，再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中國人民的心靈之宮在炮火硝煙、天翻地複的大震蕩下，慢慢打將開來，內憂外患使中國先進分子第一次打破了封閉，把目光轉向世界。中國人終於看見世界了；中國人萬歲！
數十年間，學生大批出洋，西方文化日益東漸。凡科學、社會學、倫理學、生活習俗、政治學、軍事學、物理學、化學、數學都不同程度地進入中國。中國開天辟地以來，首次出現了學貫中、西的大學者。諸如，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瞿秋白、郭沫若、鬱達夫、陳寅恪、馮友蘭，乃至徐誌摩、胡適、周作人，都是既有深厚東方文化根底，又有淵博西方知識的著名思想家、文學家、詩人或學者。倫理道德發生巨大變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老主張已經不被重視，封建禮教日益遭到社會先進分子特別是青年學生的大力鞭撻。解放女性，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科學民主，風起雲湧，狂飆似地從天而降。中國確實發生了大變化，“五四”運動是這變化的曆史轉折點。倫理學第一次作為一門學問而不是一則奴化禮教在中國出現了。研究中、西比較文化的人非常之多，研究效果明顯，雖不甚成熟卻充滿了新鮮活潑的氣氛。在這個時期裏先進的中國人以鮮血和生命開拓的道路取得的經驗，每一個研究者都應給予最充分的重視和珍惜。
然而，這整個時期都處在特殊的曆史條件下，所謂特殊，就是說並非是自願的平等的公正的充滿學術氣氛和民族友誼的交流，而是處在侵略與被侵略，壓迫與被壓迫，反抗與鎮壓反抗的政治形勢下的民族文化的交流。而且形勢複雜，國內階級矛盾與國外民族矛盾交織在一起，此長彼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國外民族矛盾又與國際矛盾交織在一起，有社會主義，又有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中又有不同的集團，日、俄也曾大戰，也曾協作，日、德既作過敵國，又作過盟友。如此變化莫測的形勢下，中國是弱國，“弱國無外交”；中國很落後，落後無實力；中國統治者很腐敗，腐敗無寧日。所以雖有東、西方文化交流，雖有新倫理、新道德、新思想、新文化進入中國。形勢卻是無比嚴峻，彼此的了解也存在很大隔膜。但有一條曆史經驗，啟迪了中國人民，使中國人民終於曆經千辛萬苦一步一步爭取到了民主革命的勝利。
這一條經驗是：中國與西方世界的交流，必須以民族平等作基礎。魯迅先生說得好：
我認為中、日親善和調和，要在中國軍備達到了日本軍備的水準時，才具有結果，……譬如：一個懦弱的孩子和一個強橫的孩子在一起，一定會吵起來，然而要是懦弱的孩子也長大強壯起來，則就會不再吵鬧，而且能很友好的玩著。 因為是與日本友人的談話，講的自然是中日友善問題；因為處在日本人的侵略威脅這下，所以要討論軍備問題。但其基本精神，對於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也有同樣的意義。
（三）平等交流期
與西方平等交流的曆史時期，發端於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一天，因為自這一天起，“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試想一個臥病在床的人與健康人進行交流何等困難。動轉須人，難於交流；被人壓迫，隻有反抗；唯有平等互利，才能夠取長補短，握手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