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呼倫貝爾的郊外
1
“呼倫貝爾今年是暖和的，不用怕。真的很暖和，去年是四十度，今年才三十度。”平姐在電話那邊頻頻寬慰，我在這邊頻頻點頭。嗯，三十度，真是很暖和——可是，這三十度前麵的定語省略得卻是如此讓人驚心：零下。
零下三十度，這就是呼倫貝爾的暖和。
那天下午三點半，我從鄭州起飛，快五點的時候到達北京首都機場，然後轉機去呼倫貝爾。機票上的目的地是海拉爾。海拉爾是呼倫貝爾的首府，因城北的海拉爾河而得名，而海拉爾這個詞則由蒙古語“哈裏亞爾”音譯得來，意為野韭菜。聞名思意，海拉爾河兩岸長滿了野韭菜。
在一號航站樓辦完登機手續，在候機處見到小周，她正在一家咖啡店裏坐著，手執iPad看電影。打了招呼，她便很莊重地站起來，把禦寒裝備展示給我看：老棉褲和皮靴子厚得不能再厚，沉得不能再沉；另有一頂雪白的皮帽子，嚴嚴的護耳下麵露著長長的絨毛。這陣勢儼然比《林海雪原》的楊子榮還要強悍。在暖融融的候機廳裏，人人都輕衫薄褲，宛若春裝，她顯得非常滑稽。我忍不住大笑。
“你不要笑，到時候你八成會羨慕我。”她說。
將近七點，我們登機。兩個小時之後，飛機越來越低。我一直看著窗外，月亮大大地掛在夜空上，毛茸茸地亮著。大地似乎是一片黑。仔細看，又不是全黑，能看出大片大片的灰白。我想象著自己把手放在那片灰白上，那一定是極度的寒涼——那是雪，我確認。平姐說，呼倫貝爾一旦下了雪，這雪最起碼會和人們待上半年才會走。雪意味著河流，意味著牧草，意味著滅菌……後座上的兩個人也在議論那些灰白是不是雪，最後他們都肯定地說不是雪。我聽著，默默地笑。看來他們對呼倫貝爾的了解程度尚不如我。怎麼能沒有雪呢？對於呼倫貝爾而言，雪是另外一種意義的土地。
飛機仍在降低，機場近在眼前。我在心裏默念：呼倫貝爾，我回來了——是的，不是“我來了”，而是“我回來了”，仿佛它是我的一個家。
可是，它難道不就是我的家嗎？我一直想要的一個家？所以，我才會六月剛剛來過，十二月就又來。
終於降落。我們等行李。行李轉盤隻有一個，人們都簇擁在那裏。我站著站著，已經不自覺地圍嚴了圍巾，又罩上了羽絨服的帽子。盡管如此，腳上的靴子卻很快變得涼刷刷的了，我開始覺得自己仿佛置身於一個巨大的冰箱中。
這冷，果然是零下三十度的氣勢。零下三十度的呼倫貝爾啊，我回來了。
2
平姐是我在呼倫貝爾情誼最深的朋友。她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我哪兒也不去，我就在呼倫貝爾。”某年春天，她來鄭州開會，正趕上鄭州春熱，三月份就已經是三十度，她又幹又燥渾身難受，隻待了一天就匆匆離開。每次說到這件事，她就感歎：“哎呀，那地方，你看你……”她慈悲的眼神咽下去了沒說的那半句話：“你真可憐。”自從來過呼倫貝爾之後，我也覺得自己真可憐。
先去吃飯。和夏天來時一樣，吃飯的地方是諾敏塔拉奶茶店。這是很有地方特點的一家奶茶店，夏天來的那次，我在這家奶茶店坐定，一口氣兒喝了六碗奶茶。這次依然是。喝奶茶，吃油果子，吃牛羊肉，我從未覺出任何不適。2005年，我第一次到內蒙，去的是錫林郭勒。2011年，我第二次去內蒙，去的是科爾沁。來過呼倫貝爾之後，我可以確定，呼倫貝爾有著我見識所及的中國最美的草原，而這裏的吃食也讓我賓至如歸，仿佛我天生就是這裏的孩子。
吃得心滿意足後來到賓館，一進房間就被熱著了。溫度計顯示也是三十度，零上。從零下到零上，一道門就是六十度。身上頓時汗意涔涔，便迅速地脫衣服。行李架上已經堆滿了平姐準備的東西：帽子、手套、羽絨背心、棉褲、靴子……全都是零下三十度適用。好吧，我知道，剩下的幾天裏，我都會在零上三十度和零下三十度這兩個數字上打滾兒：不是零上三十度，就是零下三十度，別無選擇。
這很好。我喜歡。過山車也不過是這種玩法吧？
3
次日一早，我們去看“首屆鄂溫克國際冰雪汽車爭霸賽”開幕式，離海拉爾不遠，在鄂溫克旗的茫茫雪原上——在呼倫貝爾，隻要一離開海拉爾，就進入了茫茫雪原。場地上彩帶飄飄，彩旗招展，在雪原上映得格外鮮豔。但最好看的還是人們的衣服，一到那裏我就被他們的衣服迷住了。幾乎所有人都穿著民族特色的袍子。男人的袍子都過了膝蓋，雪白的毛邊既氣派又溫暖。腰帶鬆鬆地紮在小腹上方，把他們的肚子都顯得大大的，可是男人的大肚子再沒有比這時候顯得更威猛壯實的了。女人們呢？因為袍子的厚，都顯得笨笨的，胖胖的，卻也是嬌嬌憨憨的。她們的顏色真是豐富：寶藍、胭脂、玫紅、薑黃、月白……前襟後背都起著各色團紋，領口袖口都繡著雲頭花邊。她們在一起說笑著，每個人嘴裏都吐著縹緲如仙的白氣兒。無論男女，每個人都戴著皮帽。小周的皮帽在這裏和他們渾然一體，無比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