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中的三十軍軍長黃樵鬆，也是一個胸中奔流著抗敵禦辱的民族熱血，正直坦蕩、文武兼備的抗日愛國將領。他胸富韜略，知人善任，在娘子關殲滅戰和台兒莊決戰中，都表現了出色的指揮才能。在保衛南陽的決戰中，他召開了全師誓師大會慷慨陳辭後，在司令部院內豎起了“黃樵鬆之墓”五個大字，以示與敵寇、與疆土共存亡的決心。在中原大旱，餓殍遍野的艱難日子裏，他號召全師每人每天節約二兩軍糧，救濟災民，並拿出自己全家的積蓄開了兩個舍飯場，其救國愛民的拳拳之心溢於言表。這樣一個正直的愛國軍人，自然不會充當國民黨打內戰的炮灰。在蔣介石嚴令其率部增援閻錫山時，他先是裝病拖延，勉強到太原後，目睹了閻錫山的種種倒行逆施，使他進一步看清了國民黨權貴們的反動本質，經過我們華東野戰軍徐向前、胡耀邦等同誌的開導，終於下決心棄暗投明，率部起義。不料由於叛徒告密，在起事前被憲兵逮捕，押到南京酷刑拷打後秘密殺害。這位富有高尚民族氣節的愛國軍人雖未能迎來光明的曙光，但曆史將在中國人民的抗戰史上，記下他不朽的名字。
由於篇幅限製，作者不可能細致刻畫更多的人物，但象紅軍司令朱老總、紅五軍團參謀長趙博生、進步知識分子陳雨皋、“土皇帝”閻錫山等人，雖然著墨不多，卻能通過一兩個細節（如朱總司令給戰士補草鞋），把人物的音容笑貌、性格特點準確表現出來，給讀者留下難忘的印象。
《敢死隊長》作為一部描寫抗戰的小說，作者在對戰爭觀的總體認識、把握與材料選擇、配置上，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嚴守現實主義創作原則，用正確的戰爭觀統帥全書。
首先，在對戰爭性質的認識上，嚴格區分正義與非正義的區別，並由此來決定材料的安排和感情的傾向。在小說前後兩部分王範堂部隊被強迫推上內戰前線時，正義明顯在紅軍和解放軍一邊。這兩部分作者基本上以虛寫為主，前一部分對王範堂及其所部官兵，主要寫其圍剿蘇區的不得人心，到處挨餓受困，有良知和正義感的軍人都希望保存實力。後兩章寫解放戰爭時期，則集中描寫王範堂所部反對內戰，渴望和平，向往光明進步，起義加入我們軍的曲折曆程。小說中間五章，寫王範堂部隊在抗日前線的戰鬥生活，作者的感情又全都傾注在為國家、民族、正義而戰的中國軍隊身上。這幾章全用實寫，濃墨重彩地表現這群富有愛國良知和民族自尊心的軍人同仇敵愾，痛殲侵略者，保家衛國的戰鬥豪情。這樣的創作構想是忠於史實，符合曆史唯物主義原則的。因而，它對於我們通過小說全麵地正確認識那一段戰爭曆史，自然有著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其次，在情節和人物關係的處理上，作者堅持從生活出發，以真實地表現侵略與反侵略戰爭中兩國軍隊的生死搏鬥為主線，王範堂與黃樵鬆的相識、相知到建立起互相信賴的真誠友誼，完全是基於他們共同的愛國心和作為一個真正軍人的良知。王範堂與劉仙濤的婚事，作者也隻是以簡潔樸實的筆墨，按照生活的本來麵貌如實敘述，而不是脫離嚴酷的戰爭環境，細致地描寫或虛構曲折纏綿的感情糾葛。尤其要指出的是，作為一部戰爭小說，自然無法避免殘酷的戰場廝殺、白刃格鬥，無法回避日軍殘害我們無辜百姓的暴行。在這類情節的處理上，作者沒有過份地渲染凶殺的細節乃至人體解剖等令人目不忍睹的刺激場麵，沒有細致描寫侵略者淩辱婦女的過程，而是點到為止，不事鋪排。這些都使這部長篇具有一定的曆史價值和認識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