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孟子明理義之為性，舉仁義禮智以言性，今以為即據人生氣稟言之，是與聲色臭味之欲渾然並出於天性。於此不截之分明，則無以究其說；既截之分明，則性中若有二物矣。何以明其為性之全體而非合二者以為體？
曰：凡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皆有心。心者，耳目百體之靈之所會歸也。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曾子曰：「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鄭康成注《禮》雲：「耳目之聰明為魄。」蓋耳之能聽，目之能視，鼻之能臭，口之能味，魄之為也，所謂靈也，陰主受者也；心之誌慮，不窮於用，魂之為也，所謂神也，陽主施者也。主施者斷，主受者聽，故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心之官則思。」是思者，心之能也。《春秋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魄屬陰之精氣，魂屬陽之精氣，而合言之曰「心之精爽」者，耳目百體統於心，無一時一事不相貫也。精爽有藏〔蔽〕隔而不通之時，及其無蔽隔，無弗通，乃以神明稱之。凡血氣之屬，皆有精爽。其心之精爽，巨細不同，如火光之照物，光小者，其照也近，所照者不謬也，所不照斯疑謬承之，不謬之謂得理；其光大者，其照也遠，得理多而失理少。且不特遠近而已，光之及又有明闇，故於物有察有不察；察者盡其實，不察斯疑謬承之，同乎不照，疑謬之謂失理。失理者，限於質之昧，所謂愚也。惟學可以增益其不足而進於智，益之不已，至乎其極，如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則聖人矣。聖人，神明之盛也，其於事靡不得理。故理義非他，所照所察者之當否也。何以得其當否？心之神明也。人之異於禽獸者，雖同有精爽，而人能進於神明也。理義豈別若一物，求之所照所察之外，而人之精爽能進於神明，豈求諸氣稟之外哉！
問：《論語》稱「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此不待習而相遠者，豈下愚亦可概目之曰性善歟？
曰：生而下愚，其人非無精爽也，精爽幾與物等，難與言理義，而又自絕於學。然苟畏威懷惠，一旦觸於所畏所懷之人，啟其心而憬然覺悟，往往有之。苟悔而從善，則非下愚矣；加之以學，則進於智矣。以不移定為下愚，又往往在知善而不為，知不善而為之者，故曰不移，不曰不可移。雖古今不乏下愚，而其精爽幾與物等者，亦究異於物，無不可移也。
問：孟子時，因告子諸人紛紛各立異說，故直以性善斷之；孔子但言相近，意在於警人慎習，非因論性而發，故不必直斷曰善歟？
曰：然。聖賢之言至易知也。如古今之常語，凡指斥下愚者，矢口言之，每曰「此無人性」，稍舉其善端，則曰「此猶有人性」。以人性為善稱，是不言性者，其言皆協於孟子，而言性者轉穿鑿失之。無人性即所謂人見其禽獸也，有人性即相近也，善也。《論語》言相近，正見「無有不善」；若不善，與善相反，其遠已相絕，何近之有！分明性與習，正見習然後有不善，而不可以不善歸性。凡得養失養及陷溺梏亡，鹹屬於習。至下愚之不移，則生而蔽錮，其明善也難而流為惡也易，究之非不可移，則同乎人者固在也。
問：孟子言性，舉仁義禮智四端，與孔子舉人之智愚有異乎？
曰：人之相去，遠近明昧，其大較也，學則就其昧焉者牖之明而已矣。人雖有智有愚，大致相近，而智愚之甚遠者蓋尟。智愚者，遠近等差殊科，而非相反；善惡則相反之名，非遠近之名。知人之成性，其不齊在智愚，亦可知任其愚而不學不思乃流為惡。愚非惡也，性〔人〕無有不善明矣。舉智而不及仁義禮者，智於天地、人物、事為鹹足以知其不易之則，仁義禮有一不協，可謂不易之則哉？發明孔〔子〕之道者，孟子也，無異也。
問：荀子之所謂性，亦孟子之所謂性；孟子知性之全體，其餘皆不知性之全體，故惟孟子與孔子合，其餘皆不合。然指為性者，實古今所同謂之性。至告子所謂性，一似荀子言性惡，一似揚子言善惡混，一似釋氏言作用是性。今以荀、揚不與釋氏同，則告子不得而與荀、揚同矣，豈獨與釋氏所謂性相似歟？
曰：然。老聃、莊周之書，其所貴焉者鹹此也，「杞柳」、「湍水」之喻，胥是物也。其視仁義，視善不善，歸之有思有為以後事；而其保此性也，主於無思無為，即釋氏所雲「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麵目」是也，實一說而非有三說。
問：告子、釋氏指何者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