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宋儒以理藏於心之內而為性，與老聃、莊周、釋氏以神居於心之內而為性相似。朱子又謂「心為神明之舍」（朱子雲「理無心則無著處。」又雲：「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虛，人心亦然；隻這此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推廣得來，蓋天蓋地，莫不由此。此所以為人心之妙歟！理在人心，是之謂性。心為神明之舍，為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許多道理得之天而具於心者。」）所謂「神明」，即老、莊、釋氏目之為性者矣，其於理與神明何以別？
曰：朱子所謂「神明之舍」者，非謂以心為舍，神明居之也。神明即指心而言，以神明之心甚虛，天下之理鹹具於中為性，而心特其舍耳。對性言之，故謂之舍；然非空空無知，故稱為神明之舍。宋儒於性與心視之為二，猶荀子於禮義與性視之為二也。荀子以禮義聖人之教，常人必奉之以變化其性，宋儒以性專屬之理，「人稟氣而生之後，此理墮入氣質之中，往往為氣質所壞，如水之源清，流而遇汙，不能不濁，非水本濁也，地則然耳；必奉理以變化氣質，使複其初，如澄之而清，乃還其原初水也。」荀子之所謂禮義，即宋儒之所謂理；荀子之所謂性，即宋儒之所謂氣質。如宋儒之說，惟聖人氣質純粹，以下即實〔質〕美者亦不能無惡；荀子謂必待學以變化此性，與宋儒〔謂〕必待學以變化氣質，無二指也。但荀子指為待學以變化者，仍其性之本然名〔言〕；宋儒因孟子論性善，於是學〔舉〕古今來如孔子言「成之者性」，言「性相近」，孟子言「忍性」，言「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各不同」，悉目之曰「此氣質之性待變化者」也。荀子推崇禮義，直歸之聖人；而宋儒因「孟子道性善」，於是謂理為生物之本，使之別於氣質，曰「惟此無不善」也。試問：以理為我乎？以氣質為我乎？設以理為我，以氣質為理所寓於其中，是外氣質也，如老聃、莊周、釋氏之專以神為我，形骸屬假合是也；設以氣質為我，以理為氣質所受，是外理也，如荀子以禮義屬聖人之教是也；二者皆我，則不得謂純乎善者一我，雜乎不善者又一我矣；苟非兩我，則不得一譬之水，一譬之地矣。況天下古今之君子小人，未有非以血氣心知為我者也。小人狗〔循〕我而悖理，君子重我而循理。悖理者亦自知其非也，是「性無有不善」也，長惡遂非，故性雖善，不乏小人。循理者非別有一事，曰「此之謂理」，與飲食男女之發乎情欲者分而為二也，即此飲食男女，其行之而是為循理，行之而非為悖理而已矣。此理生於心知之明，宋儒視之為一物，曰「不離乎氣質，而亦不雜乎氣質」，於是不得不與心知血氣分而為二，尊理而以心為之舍。究其歸，雖以性名之，不過因孟子之言，從而為之說耳，實外之也，以為天與之，視荀子以為聖與之，言不同而二之則同。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荀子推以禮義與性為二本，宋儒以理與氣質為二本，老聃、莊周、釋氏以神與形體為二本。然而荀子推崇禮義，宋儒推崇理，於聖人之教不害也，不知性耳。老聃、莊周、釋氏，守己自足，不惟不知性而已，實害於聖人之教者也。
問：凡讀書窮理，此理之得於古聖賢者，與理之得於天者，非皆藏於心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