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
夏日是讓人愉悅的，因為它有金色的如羊絨棉毯一般溫暖的陽光，有盛放的繁花和堅韌的野草，有讓人振奮的熱烈的空氣，和象征希望與夢想的朝陽。
人們時常喜歡在夏日裏做一些改變一生的決定，求學、結婚、遠行。那個季節裏，總是充滿著新奇與挑戰的。
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最後一年的夏天，對於張愛玲來說，同樣是一個不尋常的季節。擺脫了那個腐朽不堪的家庭和歲月，她離開了上海，開始去香港大學讀書。那一日，她看到了與上海不同的另一個世界，看到了香港海，看到了香港海上的碧藍的天空。
然而她的心情並未如那天空一般明媚，她望著遙遙的海，眼中湧動著海藍色的憂鬱。這場入港的求學之旅同時打碎了她的英格蘭的夢想。那霧都的浪漫、歐洲男人的紳士風度、那不知何時就會飄下來的細雨，都變作了泡影，碎裂在海風中。
盡管帶著遺憾，但終歸是離開了，這總是令人欣慰的。人生從此開啟了一段嶄新的旅程，她所麵對的世界再不是舊上海的奢華與腐朽。她將親曆另一種繁華。
為了讓她能夠更好地學習和生活，張愛玲的母親和姑姑托了在英國認識的老友工程師李開第先生做她的監護人，這個人在未來的某一天，又成為了她的姑父。
張愛玲來到了新的學習環境，同時接觸到與過去完全不同的同學和夥伴。他們多數都市東南亞各國有錢華僑的子女，當然也有本埠和上海的學生，然而那些同學都是十分富有，相比之下張愛玲顯得貧乏。她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便是她的家世，可惜這家世在當時的年代完全沒有任何用處，她隻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前行。
好在張愛玲暗下決心，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來獲得獎學金，這樣就可以彌補缺錢的遺憾。同時，她聽說港大優秀的畢業生會被送到英格蘭去留學，這簡直是她夢寐以求的，英格蘭的夢想再度被燃起。
那是一個戰火紛飛的年代，硝煙彌漫籠罩著整個時代，到處都是征戰，天與地變得無情，血光已衝破蒼穹。人們心中焦慮而迷茫，然而香港並未被那戰火波及。
七七事變後，當時的許多知名作家都奔赴香港，香港新文學呈現空前繁榮，成為中國抗戰前期的文化中心之一。
在熱血青年們拿起武器的同時，那些文人們的選擇是逃離戰火，在一個沒有硝煙的地方執筆作鬥爭。在那些歲月裏，他們寫出了鼓舞人心的文字。
當時香港到處充斥著大量的文藝刊物，值得一提的是，當時那個名叫胡蘭成的人也在香港。這個影響了張愛玲一生的男人，當時正以“流沙”為筆名在大名鼎鼎的《南華日報》擔任主筆。
我們總是相信，每一段緣分都是醞釀在許多次偶然之中的。或許你以為你與愛人是一見鍾情，但也許事實上你們已經遇到過許多次。可能是某個色調浪漫的小酒館，你在這一角獨酌，他在另一隅狂歡；可能是某個春光宜人的早上，在公園，你在長椅上看書，他則經過你的身邊散步。
如果人生是一場電影，能夠把經過的每一處遇見的每一個過客拍攝下來，就會發現，最終與你走入婚姻殿堂的人，可能早在你的人生中出現過許多次。
無數次的錯過，隻為了最美的相遇。
不難想象，在當時的香港，張愛玲每日在香港大學裏讀書，偶爾也會外出透透氣，而在街上，她可能就曾經與胡蘭成擦肩而過，甚至也可能撞到對方，並互相抱歉。隻不過他們不會想象得出，彼此竟會成為對方一生的糾纏，一生的回憶。
在香港讀書的日子裏，張愛玲常常流連在圖書館中。對於一個具有求知欲和熱愛書籍的人來說，圖書館就是人間天堂。那裏有許許多多的書籍，散發著清幽的書香。每一個字句反複裏都是一個個婉轉的故事。
那些精裝書的厚厚書脊，摸在手上有一種冰涼的感覺。幾間舊書庫裏顯然是許久許久沒有人來了。雖然書是舊的，但是她心中卻是歡欣的。
一個年輕的生命，盛放著無盡的求知欲，在書籍的海洋中任意馳騁，是一種自由美妙的全新感受。她心中懂得，她將會在文字的海洋中探索另一種生命。
惺惺相惜
人海茫茫，總要和太多人擦身而過。遇見的人很多，相識相知的卻寥寥無幾。緣分讓我們相遇，緣分也讓我們錯過。
五百年的回頭才能換得一次擦肩而過，而成為一生知己，該要多深的情緣。所以說，朋友，是生命最珍貴的禮物。朋友，也為張愛玲灰蒙蒙的人生增添了一筆熒亮的色彩。
在香港大學中，她在那裏認識了她一生中最要好的朋友，那個叫炎櫻的女孩子。她與她，度過了一段難忘的美麗光陰。
炎櫻是個漂亮的、活潑可愛的女孩子，而張愛玲的性格卻是沉靜清冷的。兩個不同世界的人卻走到了一起。如同那雙生的姐妹花，互相襯托著彼此，更加鮮豔。
炎櫻這個名字還是張愛玲為她取的，炎櫻開始不懂中文，但很喜歡中文，她叫張愛玲為她起一個中文名字，張愛玲為她取中文譯名叫莫黛，字麵上很漂亮優雅，但讀起來像“麻袋”，炎櫻覺得不好聽。據說日本古傳說中有一種吃夢的獸，叫漠，又改名漠夢，後來又為她取一個更好聽的中文名字叫炎櫻。
炎櫻很聰明，懂得如何應付這個複雜的世界。在張愛玲看來，她就是一個無所不能的姑娘。她的世界裏總是那樣精彩、鮮活，而又充滿欣喜。張愛玲欣羨，卻隻能遠遠觀望，她始終不會成為那樣的人。
炎櫻會在將報刊上所有的畫報翻遍之後，一本也不買，當報販諷刺地說：“謝謝你！”時，她會開朗地回答：“不要客氣。”她買東西時，付賬的時候總要抹掉一些零頭，甚至於後來在上海，在虹口猶太人的商店裏，她也這樣做。並且從中得到不少歡樂。張愛玲總是能聽到炎櫻玲玲的笑聲。那樣的笑聲，總是能帶給她通透的愉悅。
人們總是喜歡與聰明人交往的，那些正是她自己身上所沒有的。何況這個聰明人還十分有趣。正是因此張愛玲十分欣賞炎櫻，她說過一些很有趣的話，張愛玲後來把它們都記錄下來，編成了一篇妙趣橫生的《炎櫻語錄》。可見兩人感情之深厚。
“我的朋友炎櫻說：‘每一個蝴蝶都是從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來尋找它自己。’……關於加拿大的一胎五孩，炎櫻說：‘一加一等於二，但是在加拿大，一加一等於五。’……炎櫻說：‘月亮叫喊著，叫出生命的喜悅；一顆小星是它的羞澀的回聲。’”
從這些俏皮的語言不難看出，炎櫻是個充滿靈性的姑娘。
與炎櫻的樂觀和開朗相比，張愛玲的文字中卻總是透著一絲絕望和哀涼。但是，隻要是同炎櫻在一起，張愛玲也會變得開朗些。因為她不必再獨自啜飲寂寞的毒，有一個鮮活的生命在她的人生裏舞動，那是彼此的幸運。
兩種調子的性格，卻在一起相知相伴多年，對於彼此來說，都是人生莫大的幸運。
有炎櫻的相伴，張愛玲覺得生活也充滿了色彩。她總是給她意外欣喜和感動。
有一天炎櫻在花樹下，很認真地告訴張愛玲：“每一個蝴蝶都是從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來尋找她自己。”把張愛玲感動得想流淚。
簡單的一句話，卻是淒美的惹人滿目傷愁，動人心弦。
炎櫻的話很富有詩意，常常使得張愛玲都沉醉其中。
炎櫻也時常語驚四座。炎櫻形容女人的頭發黑，說：“非常非常的黑。那種黑是盲人的黑。”
張愛玲真心地喜歡炎櫻的幽默、風趣、淘氣，喜歡她富有詩意的妙語。
張愛玲隻有與炎櫻在一起，可以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想怎樣說就怎樣說，話特別多而且投機。
炎櫻上學時，家由香港搬到了上海，這讓張愛玲覺得很開心，因為以後再回到上海的時候，依然可以有炎櫻的陪伴，這樣她就不會覺孤獨。
她們的感情越來越好，形影不離。一年暑假，炎櫻沒等她就回上海去了，張愛玲原本不想家，炎櫻走後，她卻倒在床上號啕大哭。從前麵臨孤單時她是堅強的，但是如今炎櫻與她暫時的分離，卻讓她有種被拋棄的感覺。不覺間，炎櫻已經深深紮根在了張愛玲生命中。
張愛玲的生命裏始終擺脫不了生命的落寞之感。就算是在人群之中，她總是能夠敏感的東西潛藏在生命深處的蒼涼。
這年暑假，她們的宿舍樓裏搬來了修道院附屬小學來消夏的一群女孩子。女孩子整天歡鬧嬉笑，仿佛是有說不完的故事，打鬧不完的玩笑，留聲機一天到晚唱著清朗的少女的歌聲。女孩子總是總是那樣精力旺盛，像是林子裏歡快的鳥兒。女孩子們的到來打破了張愛玲原本沉靜的書香生活，使得張愛玲的生活忽然熱鬧了起來。
在這陰濕鬱悶孤獨的香港之夏，她很難尋找出一點快樂的事，她看到這些來自東南亞各國的女孩子們。她們快樂的喊叫、歡鬧著，但是他們也同樣是苦中作樂。一群沒有家的孩子，她們也隻能將寂寥釋放在歡鬧中了。
有次宿舍夜裏來過賊。第二天早上發現了，這些女孩子們興奮地樓上樓下跑，像是急著趕取，她們湧到張愛玲的房門口，興奮地問：“張愛玲小姐，你丟了什麼嗎？”充滿了希望，仿佛應當看見個空房間，她很不安地抱歉道沒丟什麼。
這裏還有張愛玲的幾個同學，幾個馬來西亞的華僑，與張愛玲一樣無家可歸。淡黑臉、略有點刨牙的金桃在馬來西亞家中本是富戶的嬌生慣養的小姐，在修道院隻讀過半年書，吃不了苦。
她學馬來西亞舞給同學們看：男女排成行，搖擺著小步小步走，或僅隻是搖擺，女的捏著大手帕悠悠揮灑，唱道：“沙揚啊！沙揚啊！”沙揚是愛人的意思，金桃學著這單調的歌聲，美麗中透出悲涼。另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叫做月女，非常秀麗，潔白的圓圓的臉，身材微顯豐滿，每次從浴室出來，身上都帶著痱子粉的噴香。
張愛玲感覺得自己也像她們一樣的空虛，那空虛像一間閑著的、這香港這個異邦人的城市，與這些華僑一樣生活在這樣一個陌生世界裏，也沒有傳統與背景，在思想上同樣沒皈依。幸好有炎櫻這個好朋友的陪伴。
不管日子過得怎樣，張愛玲心中依舊燃燒著夢。為了實現中學時代的理想——有一天能像林語堂那樣用英文寫小說成名，張愛玲苦練英文，停止了中文寫作，給家人寫信也用英文。她還讀了大量英文小說的原著。從這些作品中，她比較係統地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她對西方世界的渴望也越來越深。
張愛玲最開心的便是收到姑姑的回信，姑姑多年遊學海外，英文寫得地道而流暢。漸漸地，張愛玲的英文水平大增。即便是隨手拿來一本自然科學方麵的書，也能毫無障礙地讀下來。
唯一一次用中文寫作，便是創作她的散文名篇《天才夢》。《西風》雜誌創刊三周年舉行征文比賽。
題目是“我的……。”首獎獎金達500元。這樣不菲的獎金對於張愛玲十足是一個較大的誘惑，於是，她心中一動，對此產生了興趣。她希望能獲得一筆獎金來彌補學校的日常開支，這樣是最好不過了。
張愛玲的應征稿是一篇有點自傳性質的散文——《天才夢》。雖已有許久沒用中文寫作，卻釀成一個反響很大的作品：
“我是一個古怪的女孩，從小被目為天才，除了發展我的天才外別無生存的目標……加上一點美國式的宣傳，也許我會被譽為神童。我三歲時能背誦唐詩，我還記得搖搖擺擺地立在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眼看著他的淚珠滾下來。七歲時我寫了第一部小說，一個家庭悲劇。
“對於色彩、音符，字眼，我極為敏感。當我彈奏鋼琴時，我想象那八個音符有不同的個性，穿戴了鮮豔的衣帽攜手舞蹈。”
而在文章的後半部分中，張愛玲的筆鋒一轉，寫到自己“在現實的社會裏，等於一個廢物”，並且，列舉出種種事例來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