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墨人生
上海是一座綺麗的城市，夜夜笙歌掩映著繁華。繁華裏照著一個個匆匆往去的故事，城市裏處處展示著奇異的智慧。
正是因為這“奇異的智慧”，張愛玲深深地喜歡著這座城。城市是新舊混雜的，而她自己，是新時代裏從舊家庭裏走出的時代新人，她即是這座城市裏造故事的人。她跟這城似乎也有了惺惺相惜之感。
戰爭摧毀了張愛玲幽幽少女的夢。成績單在戰火中被燒毀，同時毀掉的還有她的“英格蘭之夢”，她無法掌握命運的船，遙遠的未來裏，滿眼荒涼清寂。
對於這件事，她隻輕輕地說了幾句話：“那一類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罷？我應當有數。”
時代的大潮波濤洶湧，張愛玲深深地體味到命運的無力感，而那些灰冷的經曆使她心底沉澱出無垠的冷靜，讓她地心能平穩地麵對著現世動蕩。
1942年春，張愛玲與炎櫻搭上了回上海的輪船，回到這個她闊別三年的地方。
對於上海，張愛玲打心底裏是有一種歸屬感的。上海，係著她的命，她的魂。
這裏的語言文化都是本民族的，而香港是一個各色文化的交彙之地，這裏的人都像是過客，上海，卻是她心靈最安然的歸處。
上海充滿了文化氣氛，處處流動著靈秀之氣。而對於香港，張愛玲有著自己的獨到的印象。
“印象中的香港是陰鬱悶濕犯衝，用中國人的眼光來看，簡直是怪誕的，荒唐的，喜怒無常的”。言語中可以窺見，香港，總給予張愛玲的是陌生疏冷之感。不過，如此一來，這裏沒有一切嚴苛的標準，人們可以得到極大的自由。個性被最大限度的放大。
拿女孩子的穿著打扮來說，盡可以隨心所欲，可以是東方式的裝束，也可以是純西方式的；可以是現代的，也可以複古的。女孩們的衣服形態各異，她們美得異彩紛呈。而張愛玲就是在這樣寬鬆的環境裏，開始了她的“奇裝炫人”之路。
像她母親一樣，張愛玲是極怕束縛的，穿衣打扮也是如此。一身美麗的著裝，加之他人眼光和偏好，便如同一種綁縛。這是張愛玲斷然接受不了的。
在這裏，張愛玲發現了穿衣的喜悅，並自己選料、設計，從色調、搭配到式樣，她都精心投入，仿佛要把生命裝扮得如衣服般華麗、絢爛，別具一格。
每一件衣服裏，都藏著一個美麗的夢，讓她的年華增添更絢麗的回憶。
張愛玲回到上海後，有一次弟弟子靜來看她。那天，她穿了件布旗袍，大紅色底子，款式像外國女人連衣裙式的旗袍，俏皮極了，旗袍下梢隻到膝蓋，露出修長的腿。當時，這種時髦的新式衣服還是獨一份，這種獨一無二正是符合張愛玲的個性，亦是她的人生。
子靜驚訝極了，趕忙問姐姐哪來的時髦貨。
她淡然一笑：“真是少見多怪，在香港這種衣服簡直太普通了，我還嫌它不夠特別呢？”
又一次，張愛玲一位朋友的哥哥結婚，她前去道喜，穿了一套前清老樣子繡花的襖褲，滿座賓客無不驚奇。此時，子靜不勝感歎：“上海人全跟我一樣少見多怪。”
張愛玲之於衣服的牽掛惦念，非一往情深一句了得。在她而言，衣服永遠不隻是一塊遮羞布，也不僅是取暖的工具，衣服體現著一個人的個性、生活的色彩和狀態，以及對美的無限追求，衣服裏是有著款款深意，和一個華美的夢境。
對衣服，張愛玲曾有過一句精辟概括：對於不會說話的人，衣服是一種言語，隨身帶著的一種袖珍戲劇。
人活在各種各樣的衣服裏，以此來扮演不同的角色，演繹不同的故事。然而，當人生如戲般匆匆地走了幾十年過場之後，你是否還能記得，自己真實的模樣。
對於此，張愛玲無疑是坦蕩的。她用盡這一世生命拚力演繹，正是那個真實的自己。
世人往往都為自己層層偽裝，掩蓋自己生命最真實的樣子。而張愛玲偏偏剪裁靈魂，為自己織就生命華服。
張愛玲的奇異，不僅僅負載在她的生命中，更是驚豔一個40年代的舊上海，她釋放了自己的個性，鎖住了人們的目光。
上海漫畫家文亭曾繪過“上海女作家三畫像”，給蘇青和潘柳黛的定義分別為“輯務繁忙的蘇青”和“弄蛇者潘柳黛”，而張愛玲則被稱為“奇裝炫人”。
張愛玲，輕鬆一躍，便能跳出人們想象的疆界。她穿西裝，會將自己打扮成一個18世紀的少婦；穿旗袍，會把自己打扮得像祖母或太祖母，年輕人的臉，古董的服裝，兩者相碰撞，卻也可以擦出意想不到的靈感“火花”。
對外貌穿著，張愛玲是極講究的，她忘不了往昔花季裏灰冷的朱紅，顏色暗淡，沉甸甸地壓著她的青春。刺破她芬芳的少女之夢。後來她對衣著的講究和迷戀。仿佛是要把少年時的缺憾全找補回來，又或者是她想用衣服替自己“說話”。總之，穿衣打扮對於張愛玲來說，是人生中一件隆重的事情。
《傳奇》出版時，她到印刷所去校稿樣，因為穿衣服太“另類”，整個印刷所的工人停了工——都看張愛玲了。
《傾城之戀》被改成舞台劇的時候，柯靈、張愛玲一道與影視老板周劍雲會麵。當天，張愛玲著一襲擬古式齊膝的夾襖，超大的寬身袖子，火紅綢子，黑鍛鑲著寬邊，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雲頭，類似如意。
周劍雲是見多識廣的，交際場上的各種時髦女子見得多了，可是在張愛玲這般盛氣脫俗的裝束麵前，這位影視大佬竟然也拘謹起來。
張愛玲正是如此，輕而易舉地便能抓住別人的目光。然而吸引目光的同時，自然會招致非議。
麵對非議，她坦言：“我既不是美女，又沒有什麼特點，不用這些來招搖，怎麼引得起別人的注意？”
她的坦蕩地活在自己的世界裏，而非他人的眼光中。世間灑脫如她者能有幾人。
自古便有“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告誡，且女子矜持和低調一直是社會一直以來女子所宣灌的美德。
世事洞明的張愛玲，當然知道這些，然而，她更是深愛著自由。被壓抑了數千年之久的中國女子，恐怕也就隻有穿衣規矩的相對寬鬆這點自由了，她又怎肯放過。她說：中國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但男裝卻比女裝不自由得多，然而單憑這一點不自由，我就不願意做一個男子。
自由是她的命，她一生都為自由而活。
回到上海，張愛玲住在姑姑那裏，位於赫德路1292號的愛丁頓公寓。而此時，母親又出國了。又一次成了張愛玲飄遠的夢境。
父親的家是回不去了，張愛玲也不願意回，就這樣，還是跟姑姑住在了一起。
自從被囚禁，最後逃到母親那裏開始，父親的那個家在張愛玲心裏已“不存在”了，她把姑姑家當成了自己在上海的家。
張愛玲說：“亂世的人，得過且過，沒有真的家，然而我對於姑姑的家卻有一種天長地久的感覺。”直至晚年，兩位老人的關係依舊親密，相偎相依，這是張愛玲淡漠的親情關係裏的一抹安慰。
對於姑姑，張愛玲心中是充滿感激的，雙親難親之時，能有姑姑相伴，這也多少能溫暖她的心。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香港並不是她所愛，但是香港卻給了她深刻的記憶。那些好的、壞的、瑣碎的都時而不時地在她的記憶裏回旋。
在港大的三年時間裏，她發奮讀書，欲通過個人努力擺脫自慚形穢的命運，她也做到了，門門課程優秀，是老師眼裏的好學生，在班上最有希望被送去倫敦深造。
眼看著美好的未來觸手可及，然而，一場戰爭擊碎了所有關於夢想的憧憬，三年的成績毀之一炬，三年的苦讀付諸東流。
以前的成績作廢，她不得不重新考學。當時，好友炎櫻進了上海的英國學校，成為了校方指派的學生長，除品學兼優外，還要人緣好，能服眾。後來，她進入聖約翰大學，直至畢業。
張愛玲也報考了聖約翰大學，以她的成績，完全是十拿九穩的。可就在她憧憬著異國風情時，她卻得到了一個出人意料的結果，她國文竟然不及格。
一個自小飽讀詩書，有著寫作天分與熱情的女孩，居然國文不及格，這是一件多麼諷刺的事。仿佛是命運的一個玩笑，卻真實地照進她的生活裏，扣住了她邁向英格蘭的腳步。
張愛玲因此被要求進入一個國文補習班。她的中學老師也為之憤憤不平：“如張愛玲的國文入補習班，則請問有些大人先生該編入何年級？”也許是張愛玲過於敷衍，但即使如此，也絕不會低於那些文墨不通的中學生吧。
落榜成了一個冷硬的現實，張愛玲也就沒有什麼掙紮了。被遠行的夢牽扯太久，她也有些累了，夢落了，心也自由了。她索性撿起了冷落已久的筆，開始隨心所欲地揮灑思想，描摹生活。所有的文字，都是心靈的沃土上綻開的花。
起初，她並不是寫小說，也不是為了補習國文，而是用英文寫自己感興趣的服裝，評自己看過的電影。
這樣，既大大滿足了自己的這兩項濃厚的興趣，同時，投給外國人辦的刊物，還可獲得一筆豐厚稿酬，自己養活自己，又大大減輕了姑姑的負擔。這成為當時張愛玲的一段樂事。
就像她說過的：“用別人的錢，即使是父母的遺產，也不如用自己賺的錢來得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她就是這樣的人，不願依賴，不願給別人添麻煩，凡事總想著靠自己，即使是父母親人。
不管是看上去多堅強的女人，都會有顆柔弱的心，每個女人都會渴望一個溫暖的避風港，可是，宿命的安排，讓一些女人不得百煉成鋼，在世間堅毅的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