刹那煙花
當他們過著自己的小日子的時候，時局越來越動蕩了，那惘惘的威脅也似乎更近了。胡蘭成常為自己的處境擔憂，畢竟他的行為是為整個民族所不齒的。
夏日的一個傍晚，兩人站在陽台上，遠眺著紅塵靄靄的上海，夕陽的餘暉未盡。在浩渺雲煙的映襯下，上海的邊邊角角輪廓分明，起起伏伏的線條，讓人聯想起個人的命運，包括他們自己。此時，平安是多麼奢侈的事情，“將來的平安，來到的時候已經不是我們的了，我們隻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平安。”可是，這就近的平安，也已不是觸手可及的了，一股傷感彌漫四周，又說起了漢樂府裏的詩：
來日大難，
口燥唇幹，
今日相樂，
皆當喜歡。
張愛玲聽後，大慟，溫情是如此短暫，現實太殘酷。
她對蘭成說：“這口燥唇幹好像是你對他們說了又說，他們總還不懂，叫我真是心疼你。”又嗔道：“你這個人嗄，我恨不得把你包包起，像個香袋兒，密密的針線縫了好，放在衣箱藏了好。”仍是這麼天真，時至今日，愛人即要大難臨頭了，她對他仍是款款深情。
胡蘭成安慰她：“我必逃得過，惟頭兩年裏要改名換姓，將來與你雖隔了銀河亦必定找得見。”張愛玲道：“那時你變姓名，可叫張牽，又或叫張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牽你招你。”她一直以為，隻要真心相愛，相距天涯海角又何妨？隨即進屋給他倒茶，端茶出來走到房門邊時，胡蘭成迎上去，把茶接過來，張愛玲側了一下腰身，情意綿綿地看著他，滿眼都是笑。
胡蘭成說：“啊，你這一下姿勢真是豔！”張愛玲回道：“你是人家有好處容易得你感激，但難得你滿足。”無意中的一句話，卻道破了天下男人想做卻不敢說的，包括胡蘭成。多少人，當初信誓旦旦地，“弱水三千隻取一瓢飲”，都說女人善變，男人又未嚐不是，那些過了期的承諾，如同一直在笑的小醜，諷刺、否定著過往的一切，曾經的情真意切也黯淡了。
時局已日趨明朗，中日之戰很快就要見分曉，紅色的霞光漸漸布滿東方的天空。胡蘭成不甘心，為了他的政治野心，仍繼續在離經叛國的道路上走著。
1944年11月，汪精衛死亡，汪偽政府是靠不住了，胡蘭成在上海與南京也已沒有了立足之地。後在日本主子池田的運作下，他離開上海去了武漢，主持《大楚報》事宜，實際上是讓他在這塊日本人殘剩的控製地盤上掌握實權，而胡蘭成也夢想著，能夠在日本人的庇護下創立“大楚國”。
胡蘭成天性風流，剛離開張愛玲不久，在武漢漢陽醫院，便很快迷上了一個名叫周訓德的護士，這名女子僅17歲，論才華、地位均不及張愛玲，可單單年輕、貌美這兩項就足以構成他“出軌”的理由。
在武漢，他與周小姐廝混在一起，對胡蘭成來說，想討女人歡心，並不是件多困難的事，更何況是這樣一位涉世未深的少女。在那個溫柔鄉裏，他偶爾也會覺得對不起張愛玲，“憬然思省”，可人性太貪婪了，一旦不顧忌底線，便是怎麼也拉不回來的了。為了讓自己的心好過點，這個負心的男人，隻好找一些牽強的借口來，搪塞愛人，欺騙自己。
1945年3月，胡蘭成回到了上海，與張愛玲相處了一個多月，並把與周小姐的事告訴了她。可以想見，她的內心是多麼的苦楚、傷心又嫉妒，但理智使她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平靜。直到那時，她仍相信眼前的這個男子，仍相信他對自己的愛，仍相信他曾經的甜言蜜語、海誓山盟，仍相信他們彼此的感情堅不可摧，仍相信自己在他心目中是無可替代的，隻不過，她還不願相信，這一切都將是一場無比傷人的誤會。
在這樣的自信下，她沒有急迫地要求胡蘭成離開周訓德，而是要他做選擇，在自己與周小姐之間做選擇。想著往日的歡聲笑語、卿卿我我、琴瑟合鳴，張愛玲相信胡蘭成會選擇自己。可是，在感情裏，她總是太天真，看她的文章，總是以為她很懂男人，事情放到她自己身上，卻又青澀得像一張白紙，一切深刻的道理似乎都不管用了。
在胡蘭成這樣的男人的觀念裏，他愛著張愛玲，也可以愛別人。回到武漢後，他依舊與周訓德在一起，做選擇的事完全拋到了腦後。
為了說明自己的愛情觀，胡蘭成曾舉過一個少年時代的例子：“記得十一二歲時我住在娘舅家，傍晚父親從三界鎮彎過來看我，帶有金橘，都分給娘舅家的小孩，惟我無份。我心裏稍覺不然，但也曉得要大方。及後跟父親上樓，他卻取一隻紅豔豔的大福橘，原來是專為留給我的，這可拿來比方我待張愛玲。”胡蘭成總是這樣，仿佛他永遠有理，他在外麵有了新歡，既無歉疚和悔意，反倒覺得對張愛玲已是厚待了，為了這，別的事她也不應該計較似的，多無恥的理論。
1945年8月中旬，日本無條件投降了，中國擺脫了戰亂，“滿洲國”、“華北政務委員會”、南京“國民政府”等傀儡政權統統解散。胡蘭成走投無路，在日本主子的指使下鋌而走險，策劃了所謂的“武漢獨立”，不過，13天後即宣告失敗，胡蘭成也倉皇而逃，成為了國民政府通緝的要犯。他回上海張愛玲處住了一晚，便開始了後半生漂泊的流亡生涯。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即使在逃亡路上，胡蘭成依然不改風流秉性，處處留情。逃到杭州一帶時，他化名張嘉儀，與一個大戶人家的姨太太範秀美以夫妻名義跑到了溫州同居，以躲過別人的注意。身在上海的張愛玲，時時刻刻不在牽掛著胡蘭成的處境，一直擔心著他的安危。心急如焚之際，好不容易，從胡蘭成的一個密友那裏了解到了胡蘭成的去向，遂隻身一人，迫不及待地趕到溫州去找他。
當時是1946年2月，抗戰勝利了，漢奸與叛徒也更明確地成為了全民族的公敵，張愛玲因與胡蘭成的關係，令她一路都提心吊膽，生怕被半路擋了去路。從上海到溫州，一個年輕女子，冒著巨大的危險，隻身一人尋夫，走在陌生的路上，看著陌生的麵孔，內心的忐忑可想而知了。
胡蘭成沒有想到張愛玲會來找她，當她出現在自己麵前的時候，他很吃驚，更多是慍怒，粗聲粗氣地罵道：“你來做什麼？還不快回去！”一個弱女子，千裏迢迢隻為一聚，胡蘭成也是有感動的吧，隻是她還不習慣這種世俗的做法。在他眼裏，張愛玲是個高貴的才女，這種一般女子的纏綿悱惻與她的清高傲骨，簡直太不搭了。
也許，他也是憐惜她的，不想拖累她，更不願承受感情的如此之重，或者怕自己根本擔不起這分量，又出於男子的麵子，不肯示弱，便佯裝生了氣。張愛玲被安置在公園旁的一家旅館裏，警察晚上都會來查夜，胡蘭成從不敢在旅館過宿，都隻在白天去陪她。結婚的兩年時間裏，兩人聚少離多，平常戀人的耳鬢廝磨也是不多的，如今無法到外麵走動，隻能整日守在閨房裏。此時，兩人的感情已漸漸地發生了變化。
張愛玲還在想著護士周訓德的事，胡蘭成擔憂自己的前途命運，也擔心怎樣把範秀美的事跟張愛玲講，這些心事積聚在腦子裏，隔在他們中間，也使他們生分了許多，親熱起來也不自然了。
憂慮、隔閡、不滿與危機暗暗地滋生，又被深深地掩藏起來，隻掛了笑容在臉上。兩人並枕躺在床上，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著話，臉對著臉，四目相視，她的眼睛裏都是笑，麵龐像大朵大朵的牡丹花，開得滿滿的，一點沒有保留，忽然窗外一聲牛叫，兩人聽見了，像小孩子一樣麵麵相覷，詫異得笑起來。他們又說了一些分別後的事，其實兩人在一起並無太多世俗的功利目的，這樣一來，那些黨派之爭、命運前途的事情仿佛沒那麼重要了。
張愛玲想，隻要她愛的蘭成還是愛她的，這個世界就是妥帖的。可是，她的蘭成並不這麼想，稍一擺脫生命的威脅，便又開始不安分了。張愛玲所住的旅館後麵是個小公園，有花、有草、有樹、有鳥鳴，還有牛叫、烏鴉叫，胡蘭成笑著對張愛玲說：“我在逃難路上總遇見烏鴉當頭叫，但新近看到書上產唐朝的人以烏啼為吉，主赦。”
張愛玲道：“今晨你尚未來，我一人在房裏，來了隻烏鴉停在窗口，我心裏念誦，你隻管停著，我是不迷信的，但後來見它飛走了，我又很開心。”邊說著自己又笑起來。在那種亂世裏，個人的前途命運無法預知，就連知識分子也開始寄希望於占卜、神靈之類的了。
張愛玲不喜歡公園，兩人便一起逛小街。小街裏有一家作坊，正用機器鋸木頭，發出很大的聲響。另一家木匠店裏，兩個木匠在拉鋸，一拉一送，門前日色悠悠，仿佛與鄰坊的機器鋸木毫不相幹，亦互不幹擾。
於是，他們想起了近來一直共同研讀的《聖經·舊約》裏的《土師記》，胡蘭成說：“這倒像《土師記》裏的各人任意而行，也拜上帝，也拜偶像”，張愛玲也覺得頗滑稽。這種心領神會的默契，是多久以前的事了？滾滾紅塵裏，茫茫人海中，能遇到一個人，與自己不經意間心意相通，這種感覺該是多麼美妙，張愛玲對此有著無限的依戀。
她對胡蘭成說：“我從諸暨麗水來，路上想著這裏是你走過的。及在船上望得見溫州城了，想你就在那裏，這溫州城就像含有寶珠在放光。”
愛屋及烏，仿佛有那個人在的空氣裏，隔著千山萬水，都能感受到他的氣息，即使遠遠地望著他所在的城，想著他就在那裏，心裏也會暗暗泛起一絲歡喜。有些問題總是要麵對，總需要做一個了斷。
一天，兩人在曲折小巷裏遊逛，張愛玲又提及了心裏的隱患——關於小周的事，要他作出選擇，胡蘭成百般推脫，遲遲不肯做出明確答複，他對她說：“我待你，天上地下，無有得比較，若選擇，不但於你是委屈，亦對不起小周。人生迢迢如歲月，但是無嫌猜，按不上取舍的話。而昔人說修邊幅，人生的爛漫而莊嚴，實在是連修邊幅這樣的餘事末節，亦一般如天命不可移易。”話說得聽似情真意切、百無疏漏，實則並未做出肯定的保證，他要的是兼愛，不要取舍。張愛玲也聽明白了。如果是同性，他們可以成為知己，但他們是異性，又有過一段刻骨銘心的情緣，如果做不成戀人，也不可能成為朋友了。
此刻，這個女人無助極了，但仍忍著滿心的委屈，輕輕地問他：“你說最好的東西是不可選擇的我完全懂得。但這件事還是要請你選擇，說我無理也罷。”第一次張愛玲做出了這樣的詰問，她對胡蘭成已漸漸失去了信心，這違背了她一貫的做事風格，隻是還在意這段感情，她想竭力挽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