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這隻剛剛“愈合”了傷口的貓，一步一頓地，從陰影的角落裏走出來——不是走向光明，而是走向盛著飯食的碗。它需要食物。沒有精神食糧的時候，也隻有靠物質來讓自己增添力量了。畢竟，它還要活下去。餘下的生命不能白白浪費。
生命體對於上天給予自己的生命是要擔負起責任的，無論你願不願意。
正是窘困的當口，她的在國外的母親倒是為她盡了一臂之力的——她向張愛玲指點，要她去找自己的朋友，港大的教師吳錦慶幫忙。這樣輾轉了幾番，盡管她的檔案在戰亂中有所損毀，但因著有人幫忙說情，再加上自身的才學與當年在港大學習時的優異成績，還是得以在港大注冊複讀，並且得到獎學金補助。
境況似乎稍稍有了些微的好轉，但是生活並沒有因此而放開壓迫著她的手。生活也是個欺軟怕硬的主兒，往往是這樣，你輝煌的時候，它把你捧得更高，高到雲端裏，它要你紅得發紫，紫得發黑才行；而當你一旦跌入低穀了，它便要跟在後頭踩兩腳，再踩兩腳，直到把覆在你身上的土壓得實實的了，壓得你喘不過氣來動不了身才罷休。
張愛玲此時的境況正是那樣。
彼時的炎櫻已去了日本，心裏倒總還是惦念著張愛玲。恰好來了封信讓她也去日本。張愛玲也是考慮得不夠周全，完全沒有想在日本能如何生活，離開港大以後又會有什麼後果，便收拾行囊上路了。
她隻是覺得，已是沒有根的人了，在哪裏漂泊還不是一樣？在香港，可說是舉目無親了；去日本，好歹還有昔日的密友炎櫻。兩相比較，總還是願意去日本的。
而此時，她在港大，才剛剛待了兩個月。
來的時候，正是盛夏，大團大團的花簇擁著，在路邊上，山坡上，開得爛漫，就是與天上的驕陽，也是毫不露怯地遙遙呼應著的；走的時候，已是深秋，樹葉撲簌簌地落，滿地的金黃，但沒有絲毫的輝煌壯麗之感，隻是鋪出一個遙遠的年華，望不見盡頭，供人回想，不禁憮然。
時光是件太殘忍的東西。我們根本無力與之抗爭。唯有祈求。
在日本，生活並沒有像她想象中的那麼美好，哪怕隻是一丁點的好轉都是妄想，盡管炎櫻自然是不遺餘力地幫助她。
這隻剛剛吃了些飯食，稍稍振作了些精神的貓，已經是在黑暗裏待得見不得光的了，又加之身體瘦弱，步態蹣跚，是弱不禁風，手無縛雞之力的了。這種時候，再四處碰壁，無怪乎它也會心灰意冷。
無奈之下，隻得又回香港，再作打算。此時在日本不過也才待了將近4個月。然而隻不過是這樣的打算，變化卻是翻天覆地的了。
當初她一意孤行要離開學校，急慌慌地去往日本，而今在日本發展不順，又企圖回來尋求庇護，校方怎能容忍？予取予求的事，換作誰都是一樣的不情願的，盡管張愛玲也許並無他意，隻是不懂得打點，不明白人情。
校方做得很絕——不僅不願意再接受她，甚至要她賠償校方補助金。此後雖經多方磋商協調有所和緩，但此事卻對以後張愛玲的生涯都有所影響——後來港大幹脆連她曾經在港大學習的證明都不願意出具了。這是張愛玲不是“機構人”的又一個不利之處吧。她是向來不懂得這些事的——她有兩個腦袋，半顆心。
然而這不是理由。生活是殘酷的。它不管你是不是這樣的人，錯了就是錯了，敗了就是敗了，輸了就是輸了，沒有借口可言。你想在生活中活得光鮮亮麗，走路昂首闊步，那麼你隻有想方設法去發現生活，適應生活，迎和生活。
高傲如張愛玲也同樣莫能例外。
然而之後的形勢越來越由不得她不低頭了。生活是可以壓倒人的。在她那麼多張照片裏，幾乎張張是昂頭挺胸，搔首弄姿的——她在居高臨下，她在用俯視的眼光看待這個世界與這個世界的人和事。那些時候，盡管她也身處其中，但她是超脫的——她有這個資本超然於物外。
到如今，她總是在路上，在急匆匆地趕路。似乎永遠在追趕著什麼，生怕晚了就沒有了，一切的繁華熱鬧都過去了，與她無幹。
為了生活，她四處奔走，風塵仆仆，隻為在香港有立錐之地。幾經周折之後，終於在美國駐港領事館新聞處謀得了一份工作。張愛玲當時雖是“虎落平陽”，但畢竟“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她在上海時的作品在香港亦是頗有影響力的，再加之她無可挑剔的英文功底，正是美新處求之不得的人才。
然而即使這樣，她也並沒有成為美新處的正式在職員工的，僅僅僅僅是“為人作嫁衣”，而且這嫁衣做得亦不是十分情願的——她先後翻譯了海鳴威的《老人與海》、瑪喬麗·勞林斯的《小鹿》、《愛默森選集》、華盛頓·歐文的《無頭騎士》。
這些並不是她所願，但是在生活麵前，她隻有乖乖束手就擒的份。
這樣過著與文字打交道的日子，雖然也稱不上苦，但生活總是再無樂趣可言。不是自己喜歡與熟悉的東西，不是從自己心底裏生發出來的東西，不是從自己腦海裏泉湧出來的東西，怎麼能給人帶來歡樂呢？
她隻是為了生存。她不得不做。
在香港這一段並無多少華彩可言的生活裏，對張愛玲來說，唯一值得慶幸的是，結識了宋淇、鄺文美夫婦。這是無盡的暗夜裏唯一的一顆啟明星，不僅僅是給予人精神上的力量這麼簡單，關鍵在於它清晰地告訴身處無盡的絕望之中的人，黎明很快便會到來的了，無論當下是多麼黑暗。與此同時，它也給人們指引著方向。
宋淇、鄺文美夫婦彼時也正在美新處任職，也是做的翻譯，於是便自然而然地結識了。但結識簡單，惺惺相惜乃實屬不易。
張愛玲的小散文《愛》裏曾經說過：“於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要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裏，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那也沒有別的話可說，惟有輕輕地問一聲：“噢，你也在這裏嗎？”
那時她雖是用來形容愛情，這平平淡淡卻又轟轟烈烈、恍恍惚惚卻又真真切切的愛情，那時不知打動了多少愛情上的“善男信女“的心。怕是張愛玲自己也沒有想到，若幹年後，當自己風光不再的時候，這篇早已被人遺忘的文字還能那麼貼切地、天衣無縫地描畫出這亂世中的一段友情。
說來真是一段“奇緣”：當年張愛玲在上海時，宋淇夫婦恰巧也是在上海，當時也頗為喜愛張愛玲的作品。但那時他們隻不過是普通的讀者，張愛玲則是一時叱吒風雲的人物，哪能想到有朝一日會再相逢，並且就此結為終身摯友了呢？
大概更沒想到的是，這一次的相逢會在香港。讀者見到自己久仰的作者，這樣的喜不自勝已不必說，更何況是可以近距離接觸，多有交談呢？
除此之外，宋淇的喜好也有與張愛玲共同之處——兩人都喜愛古典文學。在一起的時候總談《紅樓夢》。有共同語言的人總是更容易架起溝通的橋梁。
而除了宋淇，鄺文美也與張愛玲成了閨中密友。她幾乎天天來張愛玲的住處小坐一會兒，談天說地，思往事，謀未來。三人很快建立起了真摯的友情。
除了在生活上與張愛玲為伴，給予她許多慰藉與安然之外，在生活上亦是多有幫助的。
這在張愛玲的一生中也算是永不褪色的一筆了。
這時的張愛玲人已到中年，結識的宋淇夫婦亦是如此。生活與友情都已不複當年。沒有了當年與炎櫻一起的異想天開，沒有了當年青蔥歲月裏的山花爛漫。但生活也為這個時期的張愛玲添上了別樣的色彩。那是人生中年時期特有的脈脈溫情，既有友情，又像親情，那是張愛玲在別處，在任何其他地方地方都不曾感受過的。是策馬奔騰對酒當歌之後的溫暖年歲。
這也許是生活將她逼至絕境之後，留給她唯一的一絲微光與喘息之機吧。
毅然轉身
天才夢是早已萎謝了的，華麗綻放之後的驚豔已經落幕。剩下的是永遠佇立著的枝幹。樹的枝幹從來沒有令人豔羨的特質，但它的持久、屹立、穩固是永遠也無法被剝奪的特質，一如張愛玲的厚重功底。盡管眼下樹還是孤零零地站立著，但它俯首下心，從廣袤無垠的大地裏吸取汁液，它在積蓄著力量，在不動聲色地醞釀著來年的花開。
但是經曆磨難與大自然的洗禮之後的樹再也不會像原來一樣了。即使開花，即使它要自己開自己想開的花，迫於環境，花也是會變異的。
當年她的複出之作《十八春》裏已經有了政治因素的顯現。那是她在曆經政治的磨難之後寫的作品，寫時已不像原先的張揚恣肆，而是放低了姿態，想要融入到人民大眾當中去。她的筆尖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心觸動了政治的神經。盡管也有“政治決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卻要決定你”這樣的句子來抒發自己對政治的看法以及表明自己在政治上所吃的虧與所受的委屈，但最終的基調卻是委身於政治的。
她在如此淒婉的故事最後，卻“安排了一個‘大光明’的結局”——所有的主角都到東北去參加建設了，各自都在解放後參加進步。如果說張愛玲的小說中常有神來之筆的話，那麼這個結局也算是“神來之筆”了。這樣的光明遠非她所願，但她不得不寫，不得不向政治與生活低頭。
因為聰慧的她知道，要開花，唯有先適應環境。
此時，她在香港做翻譯已經有了一些日子，生活的捉襟見肘之況已有所好轉。於是不安分的她又躍躍欲試，打算開始自己的創作。
然而創作的風格是完全變了的。原先的綺麗旖旎已經盡洗鉛華，剩下的是涅槃之後的平靜踏實與厚重。
《秧歌》不久便誕生了。是用全英文寫就的。這對張愛玲來說是一次全新的挑戰——既是語言上的，又是風格上的。然而，她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