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的寫作，遣詞造句她都十分注意，力求完美。寫完之後，也不是十分的有信心，專程給宋淇夫婦看過，征求了他們的意見之後，將稿件寄給了美國的出版經紀人。
值得一提的是，這篇小說在還未完成之前，不，應當說是剛寫完前兩之章後，便交給美新處處長麥卡錫看過。麥卡錫對此大加讚賞，甚至是驚歎的。有同道中人看過，都讚歎張愛玲用英文寫作的功力，讓美國人都自歎不如。
期間，《十八春》的作者馬寬德來香港，麥卡錫把他介紹給張愛玲認識。麥卡錫也把《秧歌》的前兩章給馬寬德看了，他對此也是十分肯定，回美國之後還將之帶走，向美國出版界不遺餘力地推介，有力地推動了它的出版，也使得它在還未出版之前便先“問世”——賺得了人們的眼球。
《秧歌》在美國甚至可說在海外，反響都是很好的。一方麵確實是張愛玲本身的才華，另一方麵，也許也與它的政治立場投得了資本主義世界的所好吧。
《秧歌》描寫的是解放後中國農村的生活畫卷。張愛玲幾乎終身生活在城市，描寫其中場景的艱難是可想而知的。但她並非憑空捏造，而是在一定的事實基礎上加以發揮的。
在上海，她曾經去鄉下體驗過土地改革，盡管待的時間不長，隻有一個冬天，但她細膩敏感的特質已經幫助她將鄉下的生活場景刻在她的腦海裏了。她將自己在那個冬天的所有經驗都悉數用在了《秧歌》裏，以至於她一度發愁：若是冬天過去了，春天的怎麼寫？
除了她這唯一一次的經曆之外，平時她在報紙雜誌上看到過的關於“土改”或者農村的生活狀況的文章報道給她的印象都用在了寫作中。
然而盡管這樣，還是免不了有政治投機之嫌。當時農村的生活狀況雖然也並不是那麼樂觀，但也並不像張愛玲的小說中描寫得如此不堪。張愛玲也許並非出於本意，但是當時寄人籬下，不得不尋求“蔭蔽”，於是隻有按照“主人”的意思寫，才有出頭之日。
當時在美新處任新聞處法人的克勞迪·朱裏安曾坦言：“要求他們寫我們所需要的書籍，而這些書的內容都是激烈反共的，從構思到原稿的最後修訂，都是由我們監督的。”這裏的“他們”，便是像張愛玲這樣有所成就、有一定影響力但又身處逆境的作家。
然而海外的市場算是打開了，內地的銷量卻可算是極其慘淡的了。大概大家看慣了張愛玲作品裏形形色色的市儈人物，一時還不怎麼能接受這樣平實的風格吧。
也確實，張愛玲以往的寫作是信手拈來，雲淡風輕地便可輕易地翻雲覆雨了；而現在，境況幾乎是完全的相反，是絞盡腦汁也無力回天了。
盡管美國的《紐約時報》、《星期六文學評論》甚至是《時代周刊》都給予了張愛玲和她的轉型之作《秧歌》較高的評價，國內也有許多大家如胡適、夏衍等人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但仍是改變不了大多數人的看法。
後來張愛玲又寫了《赤地之戀》，也是類似的題材與語言風格。仍是一樣的在內地市場受冷落。
像此前曾幾度幫助過張愛玲的柯靈，此時也是給出了這樣的評價：“《秧歌》和《赤地之戀》的致命傷在於虛假，描寫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了作者原有的光彩。”
這也是確實的。
張愛玲就像是一塊玉。原先在深山裏，吸收了天地靈氣，日月光華，漸成光彩奪目之勢。終有一天，她的華彩吸引了“淘金者”，她被發現了，被采掘了，被帶到塵世間。她的與世隔絕的生活環境被打破了，她的安靜、沉默被塵世間的熱鬧、喧囂覆滅了，她的光彩奪目了好一陣子，她的光華璀璨了許多人的眼，她是一塊無瑕的美玉，渾然天成。
然而世間容不下這樣渾圓的美譽。他們要將她雕琢。他們伸出了他們的大手，拿著工具，叮叮當當，左敲右鍥，玉屑飛濺，在陽光下劃出一道五彩的弧。像是對人世間最後的五彩，最後的微笑。
終於，他們成功了。她不再是原先的那塊玉了。她有了他們的印記，她帶上了他們的思想。盡管他們的改造並沒有問過她的意見——自然，在他們眼裏，她是沒有資格談自己的權利與好惡的——然而他們為自己能改造這樣絕世無雙的美玉而感到沾沾自喜洋洋自得。
但人的反複無常正在於：他既對自己的能力感到無限的滿意與歡欣，但一旦出自他手下的作品有了任何瑕疵或是問題，他卻遷怒於玉本身了。可笑之處正在於此。你既是改造之人，玉又是毫無主動之能力的，責備的對象怎能是玉？
然而生活很多時候並沒有道理可言。主宰生活的人說什麼，生活便是什麼了。生活的規則是他們製定的，便隻容他們修改。他們的是非善惡，便是生活的是非善惡。
張愛玲隻是這樣一塊被動的、毫無權利可言的玉罷了。即使她曾經再怎樣的光彩奪目又怎樣呢？一旦被雕琢壞了，玉便隻剩了她本身的底子那一點可憐的價值，再也沒有再修改的價值了。
這難道能怪張愛玲麼？能怪這塊玉麼？她本生無心變動，隻是吸收了天地精華，在世間光鮮亮麗了一回而已。隻是塵世的洪流讓身處其中的人毫無自由民主可言，他們隻有做政治的附庸，再無其他選擇可做。
《赤地之戀》便是徹底地將這塊玉雕琢壞了。待她意識到的時候，已是“回天無力”了。香港再也發展不了她的夢。
她的轉型的努力是付諸東流了。她的新的嚐試是徹底地宣告失敗的了。
1955年，在香港待了3年之後，張愛玲在麥卡錫的幫助下，以難民的身份登上了克裏夫蘭號郵輪，遠渡重洋，去向美國了。
命運總是戲劇性的。此時在大洋彼岸的國家裏，另一位天才式的人物也正與她經受著相似的遭遇。
他就是小約翰·福布斯·納什。兩人的人生並沒有交集，隻是相似的命運、同樣的時代讓我們不禁將他們放在一起做個比較。
納什出生於1928年，比張愛玲小9歲。他在少年時期便顯示出驚人的數學天賦，然而與此相伴的是孤僻、內向、怪異的性格以及不合群、不懂社交。這與張愛玲的性格也是極為相似的。
上大學期間，20出頭的他沉迷於對數字的演算。在大學期間，他幾乎從未上過一節完整的課，曠課成了他的必修課。然而他驚人的天賦與恒久的毅力成就了他——在博士論文中，他花了整整27頁闡釋二人零和博弈論，正式奠定了現代博弈論的基礎。
這是他的才智在青年時期的大放光芒，同張愛玲一樣，兩者都做著“天才夢”，且都以為成名是要成早的。然而更為驚人的相似在於，在成名之後，在負有盛名地過了人生的一個階段之後，他們都前所未有地遭遇了挫折。
納什憑借著驚人的才華與對博弈論以及當時的經濟產生的巨大影響，當上了大學教師。然而深入體製的他卻前所未有地開始“反體製”——他的遊曆生涯對他的價值觀造成極大的影響，甚至是顛覆。
他在國外到處聲稱美國的體製是行不通的，要求退出美國國籍。這樣的言論，在國外並沒有人當回事，也沒有人願意接受他的入籍請求；而在國內，事情卻不那麼無關痛癢、雲淡風輕了——他被當作精神病送進了病院。
診斷的結果是“妄想型分裂症”。納什當時是真的發瘋了還是因為當局不滿他的行為、言論而當他是發瘋了我們如今已經不得而知，但是兩人同樣的是遭受了價值體係的摧殘，遭受了政治上的暴風雨的洗禮。
1955年張愛玲離開香港來到美國，兩年後，納什的精神疾病便得到了大家廣泛的注意。
他們的生命線幾乎可以說是交疊的——一樣的生命進程，一樣的生命性質，一樣的跌宕起伏，一樣的傳奇與淒涼。
他們都在自己最為美好的青春年華毫無保留甚至可說是不遺餘力地爆發出了他們的能量，孜孜不倦地要將自己所具有的最好的最有價值的內蘊挖掘出來放在世人中間展覽。他們有著天賦的才華，卻同時也有著幼稚的心智。
而更為令人唏噓不已的是，兩人的愛人都是在他們最為艱難的時刻選擇了離開。之後的30的年，他一直在與病魔作鬥爭。他在普林斯頓的校園裏遊蕩，被人稱為“校園幽靈”，沒有人敢親近他。
然而盡管如此，他在這30年的時間裏也並沒有荒度人生，而是在病魔“走神”的空隙堅持進行著數學的計算與研究。這30年對他的身心摧殘都是極為巨大的，他在他的領域裏幾乎再無建樹。一如張愛玲人生的後幾十年——一直在想方設法試探，但仍是荒涼，孤寂，籍籍無名，幾乎毫無成就。
他們從中年到晚年，所依靠的唯有朋友，而少有親人。
不同隻在於：1995年，張愛玲孤獨地去世了，隻身一人死在異國他鄉的公寓裏。而1994年，納什的成就被人憶起，獲得了諾貝爾獎。現在，他仍在世，盡管身體並沒有完全回複，但狀況已經好了很多。並且他與妻子晚年複婚，身邊還有兒子，晚景不似張愛玲這般淒涼。平時也不像張愛玲，與世那麼自我隔絕，他偶爾會應邀出席一些講座論壇，現在還是我國青島大學與北京工商大學的名譽教授。
然而即使如此，晚年還是有相似之處——他們的成就，他們所有的光榮與夢想，青春與年少，都在晚年時被人想起，並且越捧越高。
曾經有人說，隻有張愛玲才可以同時承受燦爛奪目的喧鬧與極度的孤寂。我想，除了她，納什也應當算是一個吧——當他知曉自己獲得諾貝爾獎的時候，在被當成瘋子30年之後，平靜地接受了這個消息，沒有任何喜悅。
他們在年輕時的綻放，在行將萎謝之時才得到世間的承認與回應，這個中滋味，大概隻有恣肆地綻放過，繼而經曆了無窮盡、無休止的等待與折磨的人，才會知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