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飄零孤旅——別樣人生(1 / 3)

他鄉故人

一切都仿佛在重演。如今以難民的身份離開香港的張愛玲,一如當初從上海落魄地來到香港。

時過境遷,三年彈指便過去了。三年的時光並沒有使張愛玲的境況更好一些,隻是徒增年歲,皺紋乘虛而入罷了。大洋彼岸的生活並不比國內更好一些。漂泊無依幾乎是張愛玲永恒的狀態。

在美國,張愛玲幾乎是舉目無親,唯一值得慰藉的,便是炎櫻。這個也幾乎是永恒的夥伴,恰巧也從日本移民到美國紐約。開始的日子,自然也還是兩個人一起。然而如果生活光隻是友人之間的把酒言歡,那麼這樣的生活是不完整的。張愛玲必須要工作,必須要創作。

為此,張愛玲與炎櫻一道,去拜訪了胡適先生。生活終於還是給她安排了契機的。那個素來很欣賞張愛玲的胡適先生,恰巧也在美國。事實上,他早在1949年便已隻身一人前來紐約。一年後,其夫人江秀冬也來到美國,陪伴胡適。胡適與張愛玲素有交集。最早可追溯到兩人的祖上。

張愛玲的爺爺張佩綸早年仕途順利,考中進士後成為皇家教師。此時胡適的父親胡傳則還隻是一介書生,因此請求張佩倫為他推薦。此後胡傳仕途也是跌宕起伏。在後來的低穀時期,張佩倫仍念舊情,於危難之中伸出援手,雪中送炭。這使得胡傳頗為感激。之後張佩綸落難之際,胡傳也曾給他寫信,並附銀兩作為回報之舉。

此後也多有交流,甚而登門拜訪。這在張佩綸的一生中並不是怎樣的大事,因此也少有對後人提及。若不是張佩綸在他的《澗於日記》裏記載了兩人的交往,而胡傳也在他的日記中詳細地記載了這一段經過,也許胡適同張愛玲永遠都隻是“相逢不相識”了。而張愛玲對胡適的印象也從幼年時期就開始了。

張愛玲的父親張廷重買過《胡適文存》,後來又去買了《海上花》。張愛玲大約是在上中學的時候,坐在其父的書桌前看了《胡適文存》,後來又“破例要了四塊錢”買了多卷本的《醒世姻緣傳》來看。

對於《醒世姻緣轉》的癡迷,從張愛玲的自述裏可見一斑:“駐紮在馮平山圖書館,發現有一部《醒世姻緣傳》,馬上得其所哉,一連幾天看得抬不起頭來。房頂上裝著高射炮,成為轟炸目標,一顆顆炸彈轟然落下來,越落越近。我隻想著: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張家一家似乎都與胡適結緣。除了張愛玲與其父親之外,張愛玲的弟弟張子靜、姑姑張茂淵也都愛看胡適的書。張茂淵與張愛玲的母親黃逸梵早年還曾與胡適在同一個桌上打過牌。而張佩綸的侄子、張愛玲的堂伯父張誌潭與胡適也有短暫的往來。

有一回,張茂淵看到報紙上登的一張胡適的照片,不記得是下飛機還是下船,笑容滿麵,笑得像個貓臉的小孩,打著個大圓點的蝴蝶式領結,張茂淵看著笑了起來說:“胡適之這樣年輕!”

1944年的她對胡適的看法是:“中國的新詩,經過胡適,經過劉半農、徐誌摩,就連後來的朱湘,走的都像是絕路,用唐朝人的方式來說我們的心事,仿佛好的都已經給人說完了,用自己的話呢,不知怎麼總說得不像話,真是急人的事。”

張愛玲正式與胡適有了交集,是在1954年。那年張愛玲剛寫成《秧歌》,去信請胡適寫書評。恰巧胡適有寫日記的習慣,將此信附於其中,得以留存:適之先生:

請原諒我這樣冒昧的寫信來。很久以前我讀到您寫的《醒世姻緣傳》與《海上花》的考證,印象非常深,後來找了這兩部小說來看,這些年來,前後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為得到不少益處。我希望您肯看一遍《秧歌》。假使您認為稍稍有一點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那我就太高興了。這本書我還寫了一個英文本,由Scribuers出版,大概還有幾個月,等印出了我再寄來請您指正。

而胡適對待學問極其認真。當時張愛玲於他來說隻是一個後輩,學問上的建樹自不及他,況且那時胡適並不知道她就是張佩綸的後人,但也是認認真真地將《秧歌》看了的,回信也是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巧合的是,盡管這封信在胡適的日記裏已被定義為“沒有留存稿”的,張愛玲也還是將此信抄錄保存下來了:

張愛玲女士:

謝謝你十月二十五日的信和你的小說《秧歌》!

請你恕我這許久沒給你寫信。

你這本《秧歌》,我仔細看了兩遍,我很高興能看見這本很有文學價值的作品。你自己說的“有一點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認為你在這個方麵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你寫月香回家後的第一頓“稠粥”,已很動人了。後來加上一位從城市來忍不得餓的顧先生,你寫他背人偷吃鎮上帶回來的東西的情形,真使我很佩服。我最佩服你寫他出門去丟蛋殼和棗核的一段……這幾段也許還有人容易欣賞。下麵寫阿招挨打的一段,我怕讀者也許不見得一讀就能了解了。

你寫人情,也很細致,也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如131~132頁寫的那條棉被,如175、189 頁寫的那件棉襖,都是很成功的。189頁寫棉襖的一段真寫得好,使我很感動。

“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是很難得一般讀者的賞識的。《海上花》就是一個久被埋沒的好例子。你這本小說出版後 ,得到什麼評論?我很想知道一二。

你的英文本,將來我一定特別留意。

中文本可否請你多寄兩三本來,我要介紹給一些朋友看看。

書中160頁“他爹今年八十了,我都八十一了”,與205頁的“六十八嘍”相差太遠,似是小誤。76頁“在被窩裏點著蠟燭”,似乎也可刪。

以上說的話,是一個不曾做文藝創作的人的胡說,請你不要見笑。我讀了你的十月的信上說的“很久以前我讀你寫的《醒世姻緣》與《海上花》的考證,印象非常深,後來找了這兩部小說來看,這些年來,前後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為得到了不少益處。”——我讀了這幾句話,又讀了你的小說,我真很感覺高興!如果我提倡這兩部小說的效果單止產生了你這一本《秧歌》,我也應該十分滿意了。

你在這本小說之前,還寫了些什麼書?如方便時,我很想看看。

兩人自此後多有書信上的往來。兩人的書信往往都很認真、真誠。也許正因為這樣,再加上文學、學術上的互相欣賞,兩個差了一輩的才子才女,成就了一段“忘年交“。而那個時期,也正是胡適一生中最為暗淡的歲月。而兩人的正式見麵,則是這次在美國的相見。

不久之後,胡適便做了回訪。也正是在這次談話中,兩人才知道了彼此祖輩的相識。於是關係也更親近了一層。除了納什之外,其實胡適的人生與張愛玲也頗多相類似之處。

兩人同屬吳越一帶的人,一生中輾轉經曆上海、香港、台灣,終至美國。兩人都是在上海時功成名就,也因為政治風向標的多變而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且兩人的思想都是融會中西,晚年生活也都頗為淒涼,一生中都經曆過多段戀情與婚姻。這樣重疊了人生的兩個人,碰到一起,怎能不心生感慨、惺惺相惜!然而這樣的日子並不長久。從來都是這樣,花無百日紅的。

這年冬天,他們見了最後一麵。臨走時,“送到大門外,在台階上站著說話。天冷,風大,隔著條街從赫貞江上吹來。適之先生望著街口露出的一角空濛的灰色河麵,河上有霧,不知道怎麼笑眯眯地老是望著,看怔住了。他圍巾裹得嚴嚴的,脖子縮在半舊的黑大衣裏,厚實的肩背,頭臉相當大,整個凝成一座古銅半身像。我忽然一陣凜然,想著:原來是真像人家說的那樣。而我向來相信凡是偶像都有‘黏土腳’,否則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來沒穿大衣,裏麵暖氣太熱,隻穿著件大挖領的夏衣,倒也一點都不冷,站久了隻覺得風颼颼的。我也跟著向河上望過去微笑著,可是仿佛有一陣悲風,隔著十萬八千裏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適之先生。”

長的是磨難,短的是人生。

三年後,胡適回國。回國後四年便去世了。那果然是他們倆最後一次的相見。而在回國後的日子裏,胡適對兩家人的交往也還是多有感念。1960年,胡適還曾寫了一篇《張佩綸的澗於日記》,回顧了張佩綸和胡家的因緣。

而胡適對張愛玲的學術研究也是有很大影響的。張愛玲為她一生最為鍾情的兩部古典小說——《紅樓夢》和《海上花列傳》所作的翻譯與研究工作,在某種程度上可說是胡適研究白話小說工作的延續——“直到去年我想譯《海上花》,早幾年不但可以請適之先生幫忙介紹,而且我想他會感到高興的,這才真正覺得適之先生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