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歲月
她說：對於三十歲以後的人來說，十年八年不過是指縫間的事。而對於年輕人而言，三年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
賴雅走後，一日日，一年年，不過是指縫間的事，光陰似箭，歲月如梭，她已不需要為她畫眉的男子，愛情走或來，從來都沒有那麼重要，現在，她是自己一個人的張愛玲，隨性地走在少了賴雅的異國天空下。
她的生活如白紙般單純，每日，她依舊極少外出，在家修改舊作，翻譯《海上花》，以及寫作《紅樓夢魘》，隻是少了一個人要照顧，或多或少有些不習慣，她說：“隻有年輕人是自由的，年紀大了，便一寸一寸陷入習慣的泥沼裏。孤獨的人有他們自己的泥沼。”
一九六六年，那時賴雅還存活在世間，除了為養家糊口緊鑼密鼓的伏案寫作，她全副的心思便隻放在對賴雅的傾心照料上，她不知道，在太平洋的另一端，在那個與美國遙遙相望的台灣島，她的作品炙手可熱，掀起狂熱的浪潮。
一個叫夏誌清的人，一個叫平鑫濤的人，給她沉寂了很多年的作品找到了綻放的舞台，造就了早就應該風生水起的“張愛玲熱”，從那時起，直至生命的終結，她的晚年歲月，是一段理不清道不明的傳奇。
夏誌清，曾經出版過《中國現代小說史》一書，分析了魯迅、老舍、沈從文、茅盾及張愛玲等現代的一批小說家，他極其欣賞張愛玲，說她是舉世難見的才女，甚至說她文學造詣比魯迅還略上一籌，在書中，他如此評價：“張愛玲應該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僅以小說而論，堪與英美女文豪曼蘇菲爾、安泡特、菲爾蒂、麥克勒斯等相比，某些地方恐怕還要高明一籌。《金鎖記》則是中國自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
平鑫濤，《皇冠》雜誌的總負責人，出版了她的作品《怨女》，在整個島嶼風靡一時，此後，她的《秧歌》、《流言》、《半生緣》、《張愛玲小說集》等也紛紛上市，一時間，洛陽紙貴，她在台灣掀起幾十年的軒然濤浪，隻是，有趣的是，為了照顧賴雅，她與平鑫濤的第一份合同，竟然是由夏誌清代簽的。
此後，她的文字獨獨傾付於獨具慧眼的平鑫濤，這位身穿華美旗袍的東方佳人，雖已不再年輕，但風韻依然，世事滄桑變化間，唯有文字，不曾衰老，且在流年的洗禮下，更加純熟，更加信手拈來，那一串串，一行行在燈光下凝聚出的文字，她托付於他，隻因他是第一人，他欣賞她的才情，尊重她的性情，她說：“我一向對出版人唯一的要求是商業道德。”
文字是她的孩子，是她這一生都不會背棄也不會背棄她的東西，她托付給了平鑫濤，托付給了皇冠出版社，這一托付，便是三十年，直到她與世長辭的那一日。
其實，她與平鑫濤，可謂素昧平生，素未謀麵，但卻保持著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平鑫濤回憶說：“張愛玲生活簡樸，寫來的信也是簡單之至，為了不增加她的困擾，我寫過去的信也都是三言兩語，電報一般，連客套的問候都沒有，真正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我想她一定很習慣這種平淡卻直接的交往方式，所以才可以彼此維持三十年的友誼而不變。”
“撇開寫作，她的生活非常單純，她要求保有自我的生活，選擇了孤獨，甚至享受這個孤獨，不以為苦。對於名聲、金錢，她也不看重……和張愛玲接觸三十年，雖然從沒有見過麵，但通的信很多，每封信固然隻是三言兩語，但持續性的交情卻令我覺得彌足珍貴”，平鑫濤如是說，這是他眼中的張愛玲。
1969年7月，加州伯克萊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主持者陳世驤教授，為她的才情所折服，邀請她去他那裏擔任研究中心的高級調查員，那時的她還未與世隔絕，她還想再看一眼世間風景，於是她愉快的接受邀約，搬到了加州，搬家並不難，隻有一個人，在哪都是家。
那時，她49歲，雖然眼角已經有了深深淺淺的皺紋，但卻依舊風姿綽約，她身穿淡雅的紫色旗袍，雅致地漫步在加州的街巷間，仿佛回到了舊時的大上海，她是讓整座城為之沸騰的才女，她是一樹清雅的梨花……時光流逝，總是蒼老了容顏，清晰了記憶。
在這裏，她我行我素，不嘩眾取寵，不矯揉造作，她是早已看盡滄桑的張愛玲，知曉世間無愛，隻願求得現世安穩，除了伏案寫作，她不想再生眷戀，不想再起波瀾，一切人和事，隻是落在世上的塵埃，她不想染指，她不想要世間饋與她的任何驚喜。
在這裏，她風一樣的飄過，神龍見首不見尾，不按時上班，同事與她難得相見，更無言語交談，眼神碰撞，一晃間，她便過去了，留給別人的隻是驚鴻一瞥而已。
她的助手陳少聰，在《與張愛玲擦肩而過》中寫道：“我和她同一辦公室，在走廊盡頭。開門之後，先是我的辦公園地，再推開一扇門進去，裏麵就是她的天下了。我和她之間隻隔一層薄板，呼吸咳嗽之間相聞。她每天大約一點多鍾到達，推開門，朝我微微一粲，一陣煙似的溜進了裏屋，整個下午難得見她出來。我盡量識相地按捺住自己，不去騷擾她的清淨……”
可是，在這裏，她並不十分舒心，孤傲之人，不喜交際，得罪人在所難免，陳世驤因她的才情和名氣雇傭她，總想著在朋友麵前炫耀一番，可是她的孤僻和清高並沒有給老板多大麵子，她很少參加宴會，就算參加，也不愛理人，隻是沉默寡言的坐在位置上想自己的事，陳世驤失了麵子，對她大為光火。
她的工作是進行中國共產黨專用詞彙的研究，可她對共產黨並不感冒，再加上工作本就枯燥，熱愛文學創作的她並不喜歡，提交上去的研究報告，陳世驤先生很是失望，說是詞彙太少，殊不知，1970年根本就沒有多少相關的新詞彙。
她離開了，已不想向別人解釋，也不願委屈自己，懂得之人，自有他們的懂得，不懂之人，再說也是浪費口舌，也罷，她已不適合在紅塵中浮浮沉沉，離開，於她是解脫。
她不再需要什麼，平鑫濤給她足夠的稿酬，她可以在喧囂的都市中，遁隱進用文字勾勒的世界中，那裏是屬於她自己的世外桃源，她可以獨享清幽，再沒有人可以驚擾。
有人說，如果一個人內心寧靜，何懼滾滾紅塵中的風風雨雨，她為何不回國，回到魂牽夢縈的大上海去，每日旗袍裹身，閑坐笑談，一杯咖啡，一碟點心，看世間風雲變化？不是不回去，而是回不去，那裏早已不複舊時模樣，那次香港之行仍讓她心悸，那就不回了，把那座美麗的城留在記憶裏，那樣就永遠不會蒼老。
她說：“孤獨的人有他們自己的泥沼”，她可以勇敢的在歲月裏孤獨老去，卻不能在景已非人獨是的故土中任記憶灰飛煙滅。
她用遺世獨立的姿態，或許僅僅是想逃離命運的糾纏，或許是厭倦了人情世故，或許是為了安心寫作，或許她自己都不知道緣由，有些事，根本不需要一個理由。
張愛玲接近遁隱的晚年，很少見客，許多慕名而來的訪客都被她拒之門外，但仍然有一位幸運的人，擁有了一段與之相見暢談的緣分，他便是王禎和的好友水晶。
他與王禎和都是張愛玲作品的熱衷者，前幾年她去台北時，水晶未曾得見，對好友與她同遊花蓮歆羨不已，這一次，恰逢他在伯克萊大學進修，得知愛玲在加州後，便不想與她在咫尺間輕易擦肩，於是他幾次三番撥打她的電話想要與之一敘，可都被她婉言拒絕，他心灰意冷，沒想到見她一麵，竟是如此之難。
當他要離開伯克萊大學時，最後一次撥通了張愛玲的電話，他隻是想再試一次，但基本上已經不抱有希望，不過幾天後，她寄出了一封信，邀請水晶在他動身前相見，雖不知是他的無精打采使她惻隱，還是他的鍥而不舍讓她動容，或許隻是她一時興起，但水晶都覺這次機會是上蒼的恩寵。
那天，他輕輕敲響了她公寓的大門，門吭哧打開後，他終於見到了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張愛玲，隻覺大珠小珠落玉盤，那時她五十一歲，已年過半百，卻依舊動人心魄，水晶這樣寫她當時的形象：
“她當然很瘦——這瘦很多人寫過，尤其瘦的是兩條胳臂，如果借用杜老的詩來形容，是‘清暉玉臂寒’。像是她生命中所有的力量和血液，統統流進她稿子的格子裏去了。她的臉龐卻很大，保持了胡蘭成所寫的‘白描的牡丹花’的底子。眼睛也大，‘清炯炯的，滿溢著顫抖的靈魂，像是《魂歸離恨天》的作者愛彌麗·勃朗蒂’……她微仰著臉，穿著高領圈青蓮色旗袍，斜欠身子坐在沙發上，逸興遄飛，笑容可掬……”
進門，她的房間一覽無餘，水晶先生用他細致的筆觸，這樣描述：“她的起居室猶如雪洞般，牆上沒有一絲裝飾和照片，迎麵一排滿地玻璃長窗。她起身拉開白紗幔，參天的法國梧桐，在路燈下，伴隨著扶搖的新綠，耀眼而來。遠處，眺望得到舊金山的整幅夜景。隔著蒼茫的金山灣海山，急邃變動的燈火，像《金鎖記》裏的句子：‘營營飛著一窠紅的星，又是一窠綠的星’。”
他們相談甚歡，不知不覺，七個小時已經在歡聲笑語間過去，殊不知，張愛玲初見胡蘭成時，也隻是相談了五個小時而已，他們隨心所欲的交談，從張愛玲的作品一直談到五四運動以來的作家，沈從文、張恨水等，又談到台灣的一些青年作家……她笑語漣漣，“她的笑聲聽來有點膩搭搭，發癡嘀嗒，是十歲左右小女孩的那種笑聲，令人完全不敢相信，她已經活過了半個世紀”，水晶如是說。
她大隱隱於世，與水晶這次漫長的相談甚歡，是她晚年中少有的一次，或許她隻是無意，他卻刻骨銘心，離開後，他內心仍跌宕起伏，久久不得平靜，並經過反複斟酌將這段彌足珍貴的會麵整理成文字，刊登於台灣的《中國時報》上。
“我想張愛玲很像一隻蟬，薄薄的紗翼雖然脆弱，身體的纖維質素卻很堅實，潛伏的力量也大，而且，一飛便藏到柳蔭深處”，這是一個絕妙的比喻，她就是這樣，隱蔽在異國的熙攘人群中，少有人知道她在何方，在一鳴驚人中，隻留給仰望的人群一個模糊影子。
1973年，她定居洛杉磯，莊信正先生幫她找了好萊塢區的一處公寓，那裏有絲絨的沙發，厚重的地毯，落地的窗簾……一切都舊舊的，卻遮掩不住曾經的豪華氣派，像是沒落的大戶人家，也許她那時的心境正是如此，她搬進了那裏。
她要在這繁華的都市徹底做一位隱士，潛心進行《海上花》的翻譯和《紅樓夢》的研究，在搬進的那日，她直接對管理員說自己不會英語，雖然她告知了莊信正夫婦電話號碼，但也聲明自己不接電話，她含蓄地向他們表示，無緊要之事，謝絕一切來往。
1974年的6月末，張愛玲收到了莊信正的信，原來他們準備離開洛杉磯，去位於中西部的印第安納州，那日晚上，她拿起了荒廢很久的電話，打給了莊信正，邀請他們在幾日後的晚上8點去她的公寓。
這是自搬家以來莊信正夫婦第一次去張愛玲的寓所，他們對此印象深刻，莊信正的夫人楊榮華這樣描寫她的居室：“在幾隻二百燭光的燈泡照耀下，張愛玲的房間亮如白晝。她讓我們坐在客廳小桌旁的兩張木椅上，然後忙著張羅泡咖啡，舀冰淇淋，要招待兩個人，她好不容易才湊足碗、匙和杯子。她的客廳裏，除了和我們同一牌子的小型電視機，沒有其他擺設，也不見書架……”
張愛玲的生活，簡單到湊不齊多餘的碗筷，這不誇張，她總是一個人的，與世隔絕。
那一晚，他們交換影集裏的故事，她饒有興趣地聽莊信正夫婦一頁頁解說相簿裏的故事，她也拿出自己厚厚的相冊，一頁頁翻下去，在那些重疊的影像間，尋著記憶的路線，重溫往昔，再走一遍人生，她對相冊有著特殊的感情，她喜歡這份定格時間的力量，把瞬間變成影像凝聚成永恒，照片中的笑臉凝固，不會再歲月的流逝中刻上難以磨滅的滄桑。
年幼的家庭照，她與胞弟在天津法國公園的合照，時光漫溯，她回到了深宅中的童年，在朱紅色古典大門內，在古舊的亭台樓閣雕梁畫棟間，一個小女孩，在寂寞的午後，坐在秋千上蕩著，蕩著，蕩過了整個童年。
上海聖瑪利亞女校的獨照，那時她是青澀的中學生，本是如花似玉的少女時代，她卻在如夢般璀璨的菁菁校園中，在美麗的玻璃花房間，如灰姑娘般，穿著陳舊過時的衣衫，在家庭破落中品嚐著一個人的清貧和寂寞。
在香港大學與炎櫻的合照，那時她們都是朝氣澎湃的大學生，那是段年輕的歲月，是段快樂的日子，她與炎櫻這位聰明幽默的錫蘭姑娘，在港大相識，相知，相伴，在櫻花盛開的季節，一起漫步談心，在風雨飄搖的年代，一起走過幾十年。
在上海的時裝照，一張張，她臉龐紅潤，嘴唇嬌豔，神色清淡，那時她是橫空出世的一代才女，風光無限，隨意走在街上都能遇到陌生的讀者前來搭訕，那時她邂逅了胡蘭成，以為邂逅了一生的溫暖，卻不知，一切都如鏡花水月，到頭來成了空。
她的照片，炎櫻的照片，她母親的照片……
那是一個浪漫的夜，充滿奇幻的色彩，他們沉浸在相片的世界裏，驚歎著，回憶著，無人驚擾，那個動人的夢……
莊信正夫婦告辭時，已經淩晨三點半，他們大步跨出公寓大門，涼風拂麵而來，他們仍陶醉在張愛玲相簿裏種種瞬間中的故事裏。
她一直躲在自己的世界裏，《海上花》、《紅樓夢》……她潛下心與文學相伴，用文字與心靈對話，有時也會偶爾的心血來潮，或偶然的一時興起，她短暫的打開一扇門，與恰好的朋友對一下話，聊一下天，但一切隻是偶然而已。
她是一個中國的女人，用一雙小腳顛沛了大半個人生，何處是她的歸處，這裏還是那裏，她不知曉，隻是隨性之人必要可去之處，在晚年的歲月裏，她做了隱士，隱在陌生的異國他鄉，隱在熙熙攘攘的美國都市，眨眼間，漫長的三十年呼嘯而過，一切恍然如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