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聖
文/於德北
應該是1985年的夏天，我第一次去北京。去北京的目的隻有一個，朝聖。早在一年多前，和韓曉征保持著通信聯係，後來知道她爸爸就是著名的散文家韓少華先生，便產生了去北京拜望的念頭。那一年，我19歲，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愣頭青。我向媽媽的同學杜叔的女兒杜飛姐借了120元錢，加上自己的一點“積蓄”，登上了南下的列車。
在韓家，我受到了熱情的款待，那是我——一個孩子——一生難忘的事。阿姨給我包的餃子，臨走還給我煮了雞蛋，雖然隻是一頓中午飯，但這溫暖和感動卻讓我一直保留到今天。隻是，這麼多年來，自己一直也沒有幹出點什麼驕人的成績，所以，有意不在與曉征聯絡，當然，更不敢去見韓先生了。知道曉征曾在文淵閣工作，每每經過那裏，總會關注一番。
這是一段情誼，很少為別人所知。曉征的信，我還保留著，搬了幾次家，也不曾丟棄。1985年去北京，看了故宮，看了天壇，看了動物園，看了圓明圓……看了許多地方，卻至今隻寫了一篇散文，關於圓明圓的，發在後來的《吉林日報》上。
我在北京整整待了一周，住在宣武門外西椿樹胡同的地下室裏。防空洞改的招待所，三元錢一個床鋪，那床鋪一個連著一個，根本看不見盡頭。以後的多少年裏，我幾次去西椿樹胡同打聽這個招待所，可惜，竟沒有人說得清楚了。也難怪，快三十年了，北京三十年來的變化太大了。
我為什麼要找這家地下招待所呢？這裏邊，或者說這一帶，也留下過我溫暖的記憶。曾有那麼幾年，大家都說河南人如何如何壞，可我對河南人根本恨不起來。1985年，在北京，我第一次接觸河南人，七個，平頂山煤礦的工人；還有一個，女孩，確山農村的，我叫她姐姐。他們八個人，讓我對“河南”兩個字產生了本質的記憶。
19歲的時候，我已經學會了喝酒，而且，很能喝，一次能喝半斤。
我說的那個女孩，就叫她確山姐姐吧，在西椿樹胡同口外開了一家餃子館，賣大餡餃子，還有炒菜。我每天出去玩夠了，就在她那裏吃飯，不是一盤餃子，就是一盤麻辣豆腐外加一碗大米飯，鐵打不動，就這兩樣。但，無論餃子還是米飯，總要喝半斤散裝白酒。一來二去，和確山姐姐熟了，就多少有點吹噓地說，自己是搞文學的，已經考上了文學院，馬上就要去讀書了。確山姐姐很佩服我，給我盛飯時候就多盛半勺。她不是老板，老板應該是她的一個親戚。後來，我去吃飯，她還偶爾送給我一個鬆花蛋，這對於好喝的我來說，無疑是最好的佐酒小菜。
有一天，是下午三點多的時候，我是一個人在餃子館裏喝酒，突然，從外邊闖進來七個鐵塔般的漢子，進了屋，就哇哇哇哇地和確山姐姐說了一通，然後圍著一張桌兒坐了下來。餃子、炒菜、四瓶“綠豆大曲”，七個人吆五喝六地開喝了。忽然，有一個長頭發、胖圓臉，二十七八歲的師傅發現了我，便好奇地打量一番。我想，他好奇我，是因為我年齡不大，竟一個人坐在那裏用大碗喝酒吧？後來，我的想法得到了證實，他真的就是這樣的心理。
他和那幾個人小聲說了幾句什麼，之後，衝我招手，讓我過去。我也不怯生，端了碗，就坐過去了，他看了看我碗裏的酒，一揚手，潑了，順手抄起“綠豆大曲”的瓶子。
“能喝？”他問。
“能喝。”我點頭。
於是，“咚咚咚”倒上了一大碗。
酒喝上了，話匣子也就打開了，大家根本不像是萍水相逢，倒像是多年不見的老朋友在異地不期而遇，說河南，說東北，說煤礦，說糧食，心胸開闊得不得了。後來，不知怎麼著嘮到了武術上，我借著酒勁兒，走了一趟羅漢拳；不曾想，長頭發、胖圓臉的師傅高興了，趁興也打了一趟紅拳，隻記得紅拳剛勁有力，被他演繹得虎虎生風，這下子好了，又一輪高潮興起，無數的白酒落進肚子。
胖圓臉的師傅姓曾，曾師傅。曾師傅他們和我竟然住在一個招待所。
後來，我們都喝多了，喝醉了，醉得不省人事了。
等我們醒來的時候，北京的天空正下著斜斜的細雨，天快亮了，可我們八個人互相依靠著在路邊睡了半夜。我的外衣丟了，丟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衣服口袋裏有我僅剩的車票錢。
曾師傅知道我丟了衣服和錢，並沒表示什麼，我們一行人默默地回到地下室。趴在自己的小床上，頭痛欲裂，心裏邊亂糟糟的沒有一個著落，我想，實在不行就去找曉征吧，好在有她，總會有辦法的，這樣想了，心裏稍安，整個人又睡了過去。再醒來，就是天大亮了，是上午九點鍾的時候，收拾自己的東西，到寄存處拿包，準備退宿。這時，櫃台後的阿姨遞給我一個紙包，說：“宿費有人給你交了。”我拿著紙包，不知所措。阿姨說：“是你那幾個朋友留給你的。”我打開紙包，是一張小條和七十元錢。小條上隻有一行字：兄弟，我們去天津了。到平頂山，就來找我們。我的眼睛濕了。我要回長春了，確山姐姐給我包了七個鬆花蛋，一瓶“綠豆大曲”，現在想來，這些東西一定要從她的工資裏扣的，那時的人，怎麼都活得那麼簡單而幹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