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拉(Zola)的小說，照他自己講，是“實驗小說”；照一般文學批評者講，它們隻是左拉所作出的一些浪漫事，並不能算是實寫，與科學的實驗距離得更遠。在新文學內，便是要找一個並不“自然”的“自然主義”者，左拉，都找不到!
就態度來講。十九世紀初葉的英國浪漫詩人的領袖，華茲華斯(Wordsworth)，他的詩歌的主張總算是“平民”的了——不過，要是拿他去交給現在新文壇上的一般“平民文學家”，那怕不見得能引為“同誌”罷?
“象牙之塔”的文學。在這十五年的新文學運動內，真的有人創作出了文學來，有象牙一樣細致的題材，有象牙一樣純熟的工技麼?就說新詩罷，一個皈依希臘的HD，一個皈依“羅馬教堂”的愛利阿特(TSEliot)，都是道地的“象牙之塔”的詩人，新詩有麼?如今要是真有“象牙之塔”的文學，那麼，它的象牙便是人造象牙。
至於“十字街頭”的文學，就中的“十字街頭”四個字，可以算是巧妙之至：因為，既然徘徊於十字街頭，可見得便是門外漢，“愛美的”，並不曾深入街旁的洋行、百貨公司、工廠、工會、“公館”、貧民窟、“夜會”、輪盤場、醫院、官廳、報館、學校、書店、等等，等等。
新文學作品的貧乏，淺薄，新文學演化的遲緩，畸形：這已經成了文學批評上的口頭禪，不必再去落井下石。由另一方麵看來，新文學所以如此，在社會的背景上，未嚐沒有它的辯解。平民教育並不曾長足的進展，讀者的數量並沒有如何劇烈的增加；國有的藏富並不曾開采出來，社會的福利在比率上並不曾劇烈的上升：在這兩種狀態之下，文學書籍的需要自然是不廣大，不迫切的，文學書籍的供應因之也便不能膨脹到一種可以使一般作者靠了著作來舒適的生活的程度；那麼，就已有的作者來講，他們便會改業，就許多富有可能性的未來作者來講，他們也決不會犧牲了已有的行業、職業，安定舒適的生活，來投身於不安定的、尚不能成立為職業的著作生活。
著作的多寡，與其內容的豐富、貧乏，固然與作者的才力有密切的關係，不過它們同時也感受到社會的環境的影響，這一層我們也不能忽略。最淺顯的例子是新文學中的劇本。旁的方麵已經嫌是遲滯了；至於劇本，現在簡直是停頓了——從前已經是最不踴躍的。新劇下發達，不得諉罪到京劇的身上……電影不是十分發達麼?也不能諉罪在劣化的文明戲的身上……在開端的時候是受盡指摘的，電影何以沒有“壽終正寢”，反而一年興旺似一年了呢?新劇的聽以下發達，劇本的創作所以不踴躍，舊的演員所以改了行而新的演員所以不曾出現：這都是完全受了社會的環境的影響。第一，戲劇要坦白的說聽眾好聽的話，這一層是辦下到。第二，戲劇要國家的興盛或是民族意識的複蘇作發動力，這一層是談不到。第三，戲劇多少是靠了有地位或是有巨資的人物的提倡、資助而興盛起來的，這一層是“管不到”。
蕭伯納算是最能坦白的說聽眾所愛聽的話的人——要是給他生在中國，他還能那麼自由自在的說話麼?“伊利薩白時代”，因為國富的猛增，新俄，因為民族意識的蓬勃，都在戲劇上熱鬧了起來。沒有路易十四，或許便沒有莫裏哀這戲劇家；沒有霍尼曼女士(MissHorniman)，英國的戲劇或許便不能在這十九、二十世紀之間複興了起來。
新文學中的戲劇，在文學革命的初期，失去了它的黃金的機會……再度的黃金的機會，便不知道它是來於何日了!
不僅戲劇，其他的一切，中國的布爾喬亞西似乎都不需要，除了麻雀、鴉片、妓院。
中國的布爾喬亞西，寵統的說來，可以說是包括有少自常年進項五百圓多至常年進項五萬圓的人，新文學的作者一百人裏有九十九人是來自常年進項在五千圓以內的家庭；簡直可以說是沒有人來自普羅利塔裏亞的家庭。作者的本身，一百人內有九十九人是由“學生”、“亭子間的文士”——兩種非正式的普羅利塔裏亞——而變成了常年收入在五千圓以內的布爾喬亞西。文學作者內，並沒有首相，如同英國的狄斯雷裏(Disraeli)；並沒有貴族，如同英國的黎頓(BulwerLytton)；並沒有富翁，如同英國的羅斯金(Ruskin)；並沒有海員，如同英國的梅斯斐爾德；並沒有貧民，如同英國的吉辛(Gissing)；並沒有遊民，如同英國的岱維斯(WHDavies)……這還沒有提及那龐大的布爾喬亞西內的各種職業，行業，以及各種因收入不同而背景——生活亦隨之而歧異的階級內之階級。新文學的作者，來路是這麼拘狹的，刻板的，要產生出來一種豐富，複雜的文學，又怎麼可能!
中國的普羅利塔裏亞，謀生，養家，尚且岌岌乎其危的，他們又那裏去有時間、精力來創作文學!“愛美的”普羅文學，那隻是越俎代庖，不僅是多事，並且是徒勞。
新文學如其不能充實，擴大它的內容，前途是決不能光大起來的。為了要達到這種內容之充實與擴大的目標，我們這一般關懷以及從事於新文學的人便應當大聲疾呼出一種要求來：即要實業發達以增加國富，教育猛進以增加讀者，好讓文學能以隨了其他的藝術、學術一同如火如荼的興盛起來!
3.救火夫
梁遇春
三年前一個夏天的晚上，我正坐在院子裏乘涼，忽然聽到接連不斷的警鍾聲音，跟著響三下警炮，我們都知道城裏什麼地方的屋子又著火了。我的父親跑到街上去打聽，我也奔出去瞧熱鬧。遠遠來了一陣嘈雜的呼喊，不久就有四五個赤膊工人個個手裏提一隻燈籠，拚命喊道，“救”，“救”，……從我們麵前飛也似地過去，後麵有六七個工人拖一輛很大的鐵水龍同樣快地跑著，當然也是赤膊的。他們隻在腰間係一條短褲，此外棕黑色的皮膚下麵處處有藍色的浮筋跳動著，他們小腿的肉的顫動和燈籠裏閃鑠欲滅的燭光有一種極相協的和諧，他們的足掌打起無數的塵土，可是他們越跑越帶勁，好像他們每回舉步時，從腳下的“地”都得到一些新力量。水龍隆隆的聲音雜著他們盡情的呐喊，他們在滿麵汗珠之下現出同情和快樂的臉色。那一架龐大的鐵水龍我從前在救火會曾經看見過，總以為最少也要十七八個人用兩根杠子才抬得走，萬想不到六七個人居然能夠牽著它飛奔。他們隻顧到口裏喊“救”，那麼不在乎地拖著這笨重的家夥望前直奔，他們的腳步和水龍的輪子那麼一致飛動，真好像鐵麵無情的水龍也被他們的狂熱所傳染，自己用力跟著跑了。一霎眼他們都過去了，一會兒隻剩些隱約的喊聲。我的心卻充滿了驚異，愁悶的心境頓然化為晴朗，真可說撥雲霧而見天日了。那時的情景就不滅地印在我的心中。
從那時起，我這三年來老抱一種自己知道絕不會實現的宏願，我想當一個救火夫。他們真是世上最快樂的人們，當他們心中隻惦著趕快去救人這個念頭，其他萬慮皆空，一麵善用他們活潑潑的軀幹，跑過十裏長街，像救自己的妻子一樣去救素來不識麵的人們，他們的生命是多麼有目的，多麼矯健生姿。我相信生命是一塊頑鐵，除非在同情的熔爐裏燒得通紅的，用人間世的災難做錘子來使他迸出火花來，他總是那麼冷冰冰，死沉沉地，惘悵地徘徊於人生路上的我們天天都是在極劇烈的麻木裏過去——一種甚至於不能得自己同情的苦痛。可是我們的遲疑不前成了天性，幾乎將我們活動的能力一筆勾銷，我們的慣性把我們弄成殘廢的人們了。不敢上人生的舞場和同伴們狂歡地跳舞，卻躲在簾子後麵嗚咽，這正是我們這般弱者的態度。在席卷一切的大火中奔走，在快陷下的屋梁上攀緣，不顧死生，爭為先登的救火夫們安得不打動我們的心弦。他們具有堅定不拔的目的，他們一心一意想營救難中的人們，凡是難中人們的命運他們都視如自己地親切地感到，他們嚐到無數人心中的哀樂，那般人們的生命同他們的生命息息相關，他們忘記了自己，將一切火熱裏的人們都算做他們自己，凡是帶有人的臉孔全可以算做他們自己，這樣子他們生活的內容豐富到極點，又非常澄淨清明，他們才是真真活著的人們。
他們無條件地同一切人們聯合起來，為著人類，向殘酷的自然反抗。這雖然是個個人應當做的事，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然而一看到普通人們那樣子任自然力蹂躪同類，甚至於認賊作父，利用自然力來殘殺人類，我們就不能不覺得那是一種義舉了。他們以微小之軀，為著愛的力量的緣故，膽敢和自然中最可畏的東西肉搏，站在最前麵的戰線，這時候我們看見宇宙裏最悲壯雄偉的戲劇在我們麵前開演了：人和自然的鬥爭，也就是希臘史詩所歌詠的人神之爭(因為在希臘神話裏，神都是自然的化身)。我每次走過上海靜安寺路救火會門口，看見門上刻有WeFightFire三字，我總覺得凜然起敬。我愛狂風暴浪中把著舵神色不變的舟子，我對於始終住在霍亂流行極盛的城裏，履行他的職務的約翰·勃朗醫生(DrJohnBrown)懷一種虔敬的心情，(雖然他那和藹可親的散文使我覺得他是個脾氣最好的人，)然而專以殺以微弱的人類為務的英雄卻勾不起我絲毫的欣羨，有時簡直還有些鄙視。發現細菌的巴斯德(Pasteur)，發明礦中安全燈的某一位科學家，(他的名字我不幸忘記了)以及許多為人類服務的人們，像林肯，威爾遜之流，他們現在天天受我們的謳歌，實際上他們和救火夫具有同樣的精神，也可說救火夫和他們是同樣地偉大，最少在動機方麵是一樣的，然而我卻很少聽到人們讚美救火夫，可是救火夫並不是一眼瞧著受難的人類，一眼顧到自己身前身後的那般偉人，所以他們雖然沒有人們獻上甜蜜蜜的媚辭，卻很泰然地幹他們冒火打救的偉業，這也正是他們的勝過大人物們的地方。
有一位憤世的朋友每次聽到我讚美救火夫時，總是怒氣洶洶的說道，這個胡塗的世界早就該燒個幹幹淨淨，山窮水盡，現在偶然天公做美，放下一些火來，再用些風來助火勢，想在這片齷齪的地上鋤出一小塊潔白的土來。偏有那不知趣的，好事的救火夫焦頭爛額地來澆下冷水，這真未免於太殺風景了，而且人們的悲哀已經是達到飽和度了，燒了屋子和救了屋子對於人們實在並沒有多大關係，這是指那般有知覺的人而說。至於那般天賦與銅心鐵肝，毫不知苦痛是何滋味的人們，他們既然麻木了，多燒幾間房子又何妨呢!總之，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足下的歌功頌德更是庸人之尤所幹的事情了。這真是“人生一世浪自苦。盛衰桃杏開落閑。”我這位朋友是最富於同情心的人，但是頂喜歡說冷酷的話，這裏麵恐怕要用些心理分析的功夫罷!然而，不管我們對於個個的人有多少的厭惡，人類全體合起來總是我們愛戀的對象。這是當代一位沒有忘卻現實的哲學家(GcorgeSantayana)講的話。這話是極有道理的，人們受了遺傳和環境的影響，染上了許多壞習氣，所以個個人都具些討厭的性質，但是當我們抽象地想到人類的，我們忘記了各人特有的弱點，隻注目在人們真美善的地方，想用最完美的法子使人性向著健全壯麗的方麵發展，於是彩虹般的好夢現在當前，我們怎能不愛人類哩!英國十九世紀末葉詩人FrederichLocekr-Lampson在他的自傳(MyConfidences)說道：“一個思想靈活的人最善於發現他身邊的人們的潛伏的良好氣質，他是更容易感到滿足的，想象力不發達的人們是最快就覺得旁人的可厭，的確是最喜歡埋怨他們朋友的知識上同別方麵的短處。”總之，當救火夫在煙霧裏衝鋒突圍的時候，他們隻曉得天下有應當受他們的援救的人類，絕沒有想到著火的屋裏住有個殺千刀，殺萬刀的該死狗才。天下最大的快樂無過於無顧忌地盡量使用己身隱藏的力量，這個意思亞裏士多德在二千年前已經娓娓長談過了。救火夫一時激於舍身救人的意氣，舉重若輕地拖著水龍疾馳，履險若夷地攀登危樓，他們忘記了困難危險，因此危險困難就失丟了它們一大半的力量，也不能同他們搗亂了。他們慈愛的精神同活潑的肉體真得到盡量的發展，他們奔走於慘淡的大街時，他們腳下踏的是天堂的樂土，難怪他們能夠越跑越有力，能夠使旁觀的我得到一付清心劑。就說他們所救的人們是不值得救的，他們這派的氣概總是可敬佩的。天下有無數女人捧著極純淨的愛情，送給極卑鄙的男子，可是那雪白的熱情不會沾了塵汙，水遠是我們所欣羨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