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們再開始講話，索菲亞她走到屋角長青樹的旁邊：
“屋子太沒趣了，找不到靈魂，一點生命也感不到的活著啊！冬天屋子冷，這樹也黃了。”
我們的談話，一直繼續到天黑。
索菲亞述說著在落雪的一天，她跌了跤，從前安得來夫將軍的兒子在路上罵她“窮黨。”
“……你說，那豬一樣的東西，我該罵他什麼呢？——罵誰‘窮黨’！你爸爸的骨頭都被‘窮黨’的煤油燒掉了——他立刻躲開我，他什麼話也沒有再回答。‘窮黨’，吉卜西人也是‘窮黨’，猶太人也是‘窮黨’。現在真正的‘窮黨’還不是這些人，那些沙皇的子孫們，那些流氓們才是真正的‘窮黨’。”
索菲亞的情感約束著我，我忘記了已經是應該告別的時候。
“去年的‘巴斯哈’節，爸爸喝多了酒，他傷心……他給我們跳舞，唱高加索歌……我想他唱的一定不是什麼歌曲，那是他想他家鄉的心情的嚎叫，他的聲音大得厲害哩！我的妹妹米娜問他：‘爸爸唱的是哪裏的歌？’他接著就唱起‘家鄉’‘家鄉’來了，他唱著許多家鄉。我們生在中國地方，高加索，我們對它一點什麼也不知道。媽媽也許是傷心的，她哭了！猶太人哭了——拉手風琴的人，他哭的時候，把吉卜賽女孩抱了起來。也許他們都想著‘家鄉’。可是，吉卜賽女孩不哭，我也不哭。米娜還笑著，她舉起酒瓶來跟著父親跳高加索舞，她一再說：‘這就是火把！’爸爸說：‘對的。’他還是說高加索舞是有火把的。米娜一定是從電影上看到過火把。……爸爸舉著三弦琴。”
索菲亞忽然變了一種聲音：
“不知道吧！為什麼我們做‘窮黨’？因為是高加索人。哈爾濱的高加索人還不多，可是沒有生活好的。從前是‘窮黨’，現在還是‘窮黨’。爸爸在高加索的時候種田，來到中國也是種田。現在他趕馬車，他是１９１２年和媽媽跑到中國來。爸爸總是說：“哪裏也是一樣，幹活計就吃飯。”這話到現在他是不說的了……”
她父親的馬車回來了，院裏啷啷地響著鈴子。
我再去看她，那是半年以後的事，臨告別的時候，索菲亞才從床上走下地板來。
“病好了我回國的。工作，我不怕，人是要工作的。傳說，那邊工作很厲害。母親說，還不要回去吧！可人們沒有想想，人們以為這邊比那邊待他還好！”走到門外她還說：
“‘回國證’怕難一點，不要緊，沒有‘回國證’，我也是要回去的。”她走路的樣子再不像跳舞，遲緩與艱難。
過了一個星期，我又去看她，我是帶著糖果。
“索菲亞進了醫院的。”她的母親說。
“病院在什麼地方？”
她的母親說的完全是俄語，那些俄文的街名，無論怎樣是我所不懂的。
“可以嗎？我去看看她？”
“可以，星期日可以，平常不可以。”
“醫生說她是什麼病？”
“肺病，很輕的肺病，沒有什麼要緊。‘回國證’她是得不到的，‘窮黨’回國是難的。”
我把糖果放下就走了。這次送我出來的不是索菲亞，而是她的母親。
（首刊於１９３６年４月１０日上海《大公報》副刊《文藝》第１２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