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來是十分清楚的。
發生這種事件的原因，無論如何不在物質世界的事件裏麵，而是全部問題都在人民的精神情緒當中，並且有所變化，無論怎樣努力也不能使它回到以前的狀態，正象不能把成年人再變作兒童一樣。社會的憤怒或安寧絕不取決於彼得洛夫是活下去還是被吊死，或者伊凡諾夫不是生活在唐波夫，而是生活在尼布楚，在苦役中。社會的憤怒或安寧隻能取決於不單是彼得洛夫或伊凡諾夫，而是極大多數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境遇，取決於這個大多數如何對待執政當局、土地私有、所傳播的信仰，也就是說取決於這個大多數認為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事件的力量絕不在於物質的生活條件，而是在於人民的精神情緒。如果你們屠殺和折磨哪怕十分之一的俄國人民，那麼其餘人的精神狀態也不會是你們所希望的那樣。所以，你們現在所做的一切，連同你們的搜查、偵查，流放、監獄、苦役、絞架——所有這一切不僅不能把人民引到你們想要引到的狀態，而是相反，會增添憤怒，消除任何安寧的可能。
你們說，“那麼怎麼辦呢，現在要使人民安寧，該做什麼呢？怎樣阻止那些正在發生的暴行呢？”
回答最簡單：停止你們在做的那些事。
如果誰也不知道，需要做什麼才能使“人民”——全體人民安寧（許多人知道得非常清楚，使俄國人民安寧最需要的就是：必須廢除土地私有，正象五十年前必須廢除農奴製一樣），如果誰也不知道，使人民安寧現在需要什麼，那麼仍然很清楚，要使人民安寧，肯定不需要做隻會增添人民憤怒的事。而你們現在做的，恰恰就是這種事。
你們做的那種事，你們不是為人民做的，而是為自己，為了維持由於你們的謬誤被你們認為有利的，實際上卻是你們所處的可憐和可鄙的地位。所以，你們別說你們做的那種事是為人民做的，這是謊言。你們所做的一切卑鄙齷齪的事，你們都是自己做的，是為了你們自己自私自利、沽名釣譽、追求虛榮、報複私仇的目的；為了自己能在那種你們所生存並認為是一種幸福的腐化墮落之中再生活一些日子。
但不管你們講多少遍，說你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的幸福而做的，人們總是越來越懂得你們，越來越鄙視你們，越來越不像你們希望的那樣看待你們的鎮壓和製止的措施。你們希望把這看做為某種高級人物集合體的，政府的行動，而他們卻看做是個別一些不懷好意的自私自利之人私自幹的壞事。
四
你們說：“開頭的不是我們，而是革命家，而革命家的可怕暴行，隻能用強硬的（你們這樣稱呼你們的暴行），強硬的政府措施來鎮壓。”
你們說，革命家造成的暴行是可怕的。
我不爭辯，對這個我還要加上一點，他們的事業除了可怕以外，也同樣愚蠢，同樣擊不中目標，正像你們的事業那樣。但他們做的事：所有這些炸彈和暗害，所有這些極其可惡的謀財害命勾當——所有這些事不論多麼可怕，多麼愚蠢，都遠遠不如你們幹出的那些事罪大惡極和愚蠢。
他們做的完全和你們一樣，並且也由於同樣的動機。他們象你們一樣，抱著同樣的（我想說可笑的，如果它的後果要不是這樣可怕的話）謬見，一些人隻管擬訂計劃，應當照他們的意見建立多麼合乎希望的社會，他們就有權利和可能照著這個計劃安排另一些人的生活。謬見一模一樣，達到臆想目的手段也一模一樣。這些手段是直到殺死人的種種暴力。為暴行作的辯解一模一樣。這辯解就是為多數人的幸福做出的壞事，不是不道德的，因此，如果能為多數人實現我們所想象、所預見以及希望設置的那種假設出來的幸福境遇，就可以說謊、搶劫、屠殺，而不破壞道德的定則。
你們，政府人士們，把革命家的事業稱之為暴行和滔天大罪，但他們過去沒有做，現在也沒有做任何你們不曾做過的事，你們也不曾做到極端的事。所以，當你們使用你們用來達到自己目的的那些不道德的手段時，你們沒有任何理由指責革命家。他們做的隻不過是你們做的那些事；你們雇用間諜特務，一再欺騙人們，在報刊上傳播謊言，他們也這樣做；你們使用種種暴力手段奪取人們的財物，按你們自己的意誌處置，他們做的也是同樣的事；你們處死你們認為有害的人，他們也這樣做。凡是你們能夠用來為自己辯護的一切，他們也同樣用來為自己作辯護，且不說你們還做了許多他們沒有做的壞事，如揮霍人民的財物，準備戰爭和進行戰爭，征服和壓迫異族人民等等。
你們說，你們有你們遵循的古代傳說，有往時偉大人物的活動典範。他們也有同樣來自遠古的、比法國大革命還要早的傳說，而偉大人物，可以仿效的典範，為真理和自由犧牲的殉難者，也不比你們少。
所以，如果說你們和他們之間有差別，那麼，這僅僅是你們希望一切都象過去和現在這樣保留下來，而他們卻希望變革。當他們想著一切不能永遠原封不動，如果他們沒有從你們那裏取來的，荒唐和有害的謬見。以為一些人能知道未來一切人所特有的生活形式，並且可以用暴力建立這種形式，那他們就會比你們更加正確。其餘一切他們所做的，隻不過是你們做的那種事，而且采用的手段也是同樣的。他們完全是你們的學生，他們，象俗話說的，全是你們一盆水果的幾滴水珠；他們不僅是你們的學生，他們還是你們的產物，你們的孩子。沒有你們，就不會有他們。所以，當你們想以強力鎮壓他們的時候，你們所做的，就和一個人使勁在擠對他開著的門一樣。
如果說你們和他們之間有差別，那麼，這絕不會有利於你們，而是有利於他們。他們可以從輕的理由，第一，他們的暴行是冒著很大的個人危險幹出來的，這種危險比你們冒的大得多，而冒險和危險，在易於受騙的年輕人眼裏，可以為許多過錯辯護。第二，他們極大多數都是年紀輕的人，本來容易犯錯誤；你們卻大部分是成熟的人，年老的人，對犯錯誤的人是能持以心平氣和、寬宏大量的理智態度的。第三，利於他們的可以從輕的理由還有，不論他們的殺人行為多麼可惡，他們還不象你們的施裏塞爾堡要塞、苦役、絞架、槍斃那樣冷酷殘忍。第四條可以減輕革命家罪過的理由，他們都毫無疑義地不接受任何宗教教義，認為目的可以證明手段正確，因此，為了臆想的多數人的幸福而殺一個人或幾個人，他們的行動都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然而你們，政府人士們，從下級的劊子手到高級的主管他們的人，你們是捍衛宗教、捍衛基督教的，而基督教無論如何也同你們所幹的事不能相容。
你們，年老的人，另一些人的領導者，基督教的信奉者，你們說：“不是我們開的頭，那是他們”。這就象打架的孩子，因打架遭到斥責時說的話一樣。你們，擔當人民統治者角色的人，不會也不能講出任何比這更好的話了。可是你們是什麼樣的人呢？你們是承認這樣的人為上帝的人，他以最明確的方式不僅禁止任何屠殺，而且也禁止對我們弟兄發泄任何怒氣；他不僅禁止法庭和懲罰，而且也禁止責備我們的弟兄；他以最明確的言詞廢除一切懲罰，承認永遠寬恕不可避免，無論罪行會重複多少次；他吩咐把右臉送給打了你左臉的人，而不要以惡報惡；他講了一個故事，說一個婦女被判受石塊打擊的刑罰，這就非常簡單、非常明白地表明一些人不能責備和懲罰另一些人。你們，承認這位導師是上帝的人，除了“他們開了頭，他們殺人啦，——來吧，咱們也來殺他們”，卻找不到任何別的話說明自己做得對。
五
我熟識的一位畫家想畫一幅《死刑》圖，需要一名劊子手作模特兒。他打聽到那時莫斯科有一個看門的仆役做劊子手的工作。他去到看門人的房子裏。這天是複活節。家裏人衣冠楚楚，都坐在茶桌旁，男主人卻不在，後來才明白，他看見陌生人，就躲起來了。妻子顯得很困窘，說丈夫不在家，但小姑娘卻道出了他的底細。
她說：“爸爸在閣樓上。”她還不知道，她父親知道自己幹壞事，所以他應當害怕大家。畫家向女主人解釋，他需要她丈夫作“模特兒”，好照著他的模樣畫一幅肖像，因為他的相貌適合這幅想畫的畫（當然，畫家沒有說他需要這位仆役的相貌畫一幅什麼畫）。同女主人談了一陣，畫家為了做個人情，就向她提出一個建議，說可以把她的小男孩帶回去學畫。這個建議顯然博得了女主人的好感。她走出去了，過了一會兒，男主人皺著眉頭進來，很陰鬱，有些驚慌不安，他把畫家一直追問了好半天，為哪樁事，是什麼緣故他需要的正好是他。當畫家對他說，他在街上遇見過他，覺得他的相貌很適合畫畫。仆役問，他在哪裏看見他的？什麼時候？穿什麼衣服？顯然，由於害怕和疑心有什麼壞事，他完全拒絕了。
是的，這個動手幹的劊子手知道他是劊子手，知道他幹的是壞事，由於他幹的事，人們都憎恨他，他也害怕人們。我認為，這種意識和在人前的恐懼至少可以洗刷他的部分罪過。而你們大家，從法庭書記到首席大臣和沙皇，每天發生的暴行的間接參加者，你們仿佛不感到自己有罪，也不覺得可恥，而參與製造恐怖，你們是應當感到可恥的。不錯，你們也害怕人們，象那個劊子手一樣，你們對罪行的責任越大，就害怕得越厲害：檢察官比書記怕得厲害，法庭庭長比檢察官怕得厲害，省長比庭長怕得厲害，總理大臣怕得更加厲害，而沙皇又怕得比所有的人厲害。你們大家都害怕，但不是由於你們知道你們辦壞事，象那個劊子手似的，而你們所以害怕，是由於你們覺得人們在辦壞事。
因此，我認為，不論這個不幸的仆役墮落到何等不可救藥的地步，比起你們，比起你們這些可怕罪行的參與者和多少負有一些罪責的人，隻責備別人而不責備自己、還趾高氣揚的人，他們在道德上畢竟高超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