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棵大樹暫寄身
要想成就一番大事業，單靠自己一方麵的力量是不夠的。在力量不強大時，就要善於借助他方的力量，扛起有名望或有實力一方的大旗，寄人籬下，尋找大靠山。在他方的大樹下麵開辟一片新天地，這不僅僅是謀略，也是一種成功經驗的智慧產物。
公元617年5月，一直處在韜光養晦中的隋朝太原留守李淵，見時機成熟，毅然起兵反隋。
當時東、西厥再度強盛，太原又地處突厥騎兵經常出沒襲擾的地方，為解除後顧之憂，李淵親自用十分卑躬的口氣給突厥寫信求和，又以厚禮相贈，希望得到援助。突厥始畢可汗卻回答說，李淵必須自立為天子，突厥才會派兵援助。
眼看強大的突厥希望李淵成為天子，李淵屬下將士包括文臣謀士，無不歡呼雀躍，紛紛勸諫李淵趕快做把龍椅，登上皇位。李淵當然也做稱帝的美夢。但此時，他卻異常冷靜，考慮得深遠。
根據當時的局勢來看，全國農民起義風起雲湧，他們大多打著明確的推翻隋王朝的政治旗幟，使飽受隋煬帝橫征暴斂的窮困百姓趨之若鶩，農民軍聲勢迅速壯大。李淵當然也想取代隋煬帝，但他考慮自己還不是農民起義軍，因為他所要依靠的對象主要是新興的貴族、官僚和豪強勢力。這股勢力中的人與農民不一樣，他們具有濃厚的“忠君”意識，他們隻反對某一個皇帝，隻想用一個“明主賢君”去代替當朝的“暴君昏君”而已，絕不容許有人推翻整個政治製度。當時隋王朝行將沒落，中央集權名存實亡，而地方貴族、官吏則擁兵自重，具有很大的實力，他們為確保自己割據一方的地位而控製著武裝力量，無論在武器裝備還是在戰鬥方麵，並不亞於朝廷的正規部隊，手持鋤頭、竹竿而又分散的農民力量是無論如何也無法與其相比的。
再者，從隋煬帝前不久鎮壓楊玄感反兵之迅速、果斷和殘忍來看，楊廣對於貴族階層的叛亂更為深惡痛絕。隋朝雖行將就木，但它畢竟是一國之政權所在，如果隋煬帝集中力量來剿滅李淵，那麼此時此刻恐怕有十個李淵也是難逃滅頂之災……
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李淵否決了部下的建議，不僅沒有自立，反而打出了“尊隋”的旗號，尊隋煬帝為太上皇，立留守關中的楊廣之孫代王楊侑為新皇帝，並移檄郡縣，改變旗幟。這樣，在突厥方麵看來，李淵聲勢浩大，馬上便要自立，自己的建議已被采納，也就不再隨意侵擾，並有條件地給予支持。而隋朝當權者，當然懷疑李淵身藏野心，但他竟打著尊隋的旗號。現在明目張膽地推翻隋朝政權的農民軍比比皆是，這些都無力對付，哪還能專力去攻李淵？因此，除了做一些少量的防禦布置外，一時從未對李淵發起過主動的攻擊圍剿，李淵便乘機有計劃、有步驟地發展壯大起來。
更重要的是，李淵的尊隋旗幟迎合了“忠君”思想濃厚的貴族士大夫階層。而且李淵新立代王楊侑為帝，在這批人看來，朝廷官僚便有一次大換班的過程，對他們來說，則是一次難得的升官發財的機會。誰先加入李淵部隊，誰便會搶到更好更多的先機。於是，眾多手握精兵的貴族士大夫們紛紛投入李淵部下。李淵的實力急劇強大起來。
當然，李淵“尊隋”畢竟是個權宜之計，他隻把隋朝當做一棵正在快速腐朽的大樹。當自己剛剛破土、尚為幼苗之時，機敏地把苗根一下紮在這棵大樹之上，飽吸樹中水分養料，又借大樹遮擋雨，甚至讓大樹誤認為這棵小苗乃是自己身體的一部分而加以悉心保護，李淵從而獲得迅速壯大的有利條件。而等到時過境遷，李淵便一腳蹬開隋朝這截爛木頭，建立唐王朝，自己去贏得更為廣大的民眾之心。
借棵大樹暫寄身。唐軍借此辦法迅速地從幼小變成了強大，李淵用計何其妙也！
借刀殺人不見血
漢文帝時，袁盎和晁錯一向合不來。隻要晁錯在座，袁盎總是回避，袁盎在座，晁錯也總是回避。兩人從不同堂講話。漢景帝即位，晁錯被任命為禦史大夫。他派遣官吏調查得知，袁盎曾私自接受吳王劉濞的錢財，於是向景帝報告。景帝便把袁盎免官為庶人。
吳、楚等諸侯王發動叛亂。晁錯又乘機想置袁盎於死地，他對丞史說：“袁盎接受了吳王不少錢財，專門為他們辯護，說他們不會造反。現在，吳、楚都已經造起反來，還有什麼可說的？應該把袁盎抓來審問，察知他的陰謀。”
丞史卻說：“吳、楚當初還沒有造反時，要是處置袁盎，或許還能阻止他們造反。現在都已經反了，再去處置袁盎已經沒什麼用處了。再說，袁盎好歹也是個大夫，不見得會有什麼陰謀。”把晁錯給擋了回去。
晁錯正在猶豫不決時，有人把這件事告訴了袁盎。袁盎心裏很緊張，心想：好你個晁錯，你一次又一次和我過不去，現在又要加害於我，我也不能坐以待斃。他連夜找到竇嬰，商量這件事該怎麼辦？竇嬰曾位列三公，是朝中重臣。不久前就因為吳、楚之事被免官在家，他對晁錯早就恨之入骨。現在袁盎找上門來，他便如此這般地給袁盎謀劃了一番。
竇嬰雖說已免官，地位、影響還在，他將此事直接向漢景帝奏報，意思是說，吳、楚之所以造反，其原因袁盎最清楚，可召他上朝。袁盎上朝時一看不覺一驚，原來晁錯也在。他隻得與景帝虛與周旋，隻說“吳王既可鑄錢，又可煮海水製鹽，這麼富足，怎麼會造反呢？”還說他有計謀，可以退吳、楚兵亂。景帝緊迫不放，忙問何計。袁盎說：“軍機不可泄露，不便讓人聽到。”景帝隻得把左右屏去，晁錯無奈，隻得悻悻離去。
袁盎四顧無人，便低聲對景帝說：“臣聽說吳、楚連謀，彼此書信來往，無非是為了封地之事。偏偏出了個晁錯，提議要削掉藩王之地，對其造成威脅，他們造反是衝著晁錯而來。隻要陛下將晁錯處斬，赦免吳、楚各王，歸還故地，他們定會罷兵謝罪，安然無事。要是這樣；還用得著派兵征伐麼？”
景帝心裏清楚，晁錯是上過“削藩”之策。見袁盎這麼一說，希望就此息事寧人。於是，立即召中尉入宮，授予密詔，令其入禦史府傳旨召晁錯進宮。沒想到，車沒把他拉到宮中，卻拉到了長安東市。當晁錯明白過來時，他的腦袋已經落地了。
袁盎在晁錯的逼迫下，借皇帝這把刀，殺了自己的政敵。
借來梯子往上爬
一種客觀存在的外在力量，乍看起來，對於自己是一種現實的威脅，是一種不利因素。但是若能施巧借功，這種威脅之力正可以成為我揚帆之風，使不利變成了有利，他力變成了己力，何樂而不為。所以善於利用一切有利條件，精於借助他人的力量，實現自己目的者，大有人在，而且屢試不衰。
胡雪岩攀貴而發家的故事便很說明問題。胡雪岩是清代著名的大商人，名光墉，浙江仁和（今杭州）人。生於1823年，1885年病故。他出身貧困，後經商致富，並與洋務派官僚左宗棠相交，得以為官。由於屢建功勳，被皇帝賞給頭品頂戴，穿黃馬褂。但他並未放棄經商，始終保持亦官亦商的身份，人稱“紅頂商人”。
胡雪岩小時，家中貧窮，無力送他去私塾讀書，他便在家自學，慢慢地粗通文墨。後經親戚推薦，到杭州阜康錢莊當學徒。三年滿師後，被升為錢莊跑街。所謂跑街，即為錢莊招攬生意和討要債款者。當時的杭州，有很多候補、捐班的官吏。他們花錢捐了官，就等著有空缺時外放做知縣、知府一類的實職官員。由於花了很多錢捐官，在候補期間，他們中許多人兩手空空，隻能向錢莊借貸度日；即使補了缺，上行時打點也需要錢，還得向錢莊借。胡雪岩充當錢莊跑街，主要就是招攬這批人的生意以及督催他們到期還錢。這是一個不好幹的苦差事，想做得圓滿，還需處處小心，笑臉相陪，軟不行時還得來點硬的，軟硬兼施。胡雪岩以他堅強的毅力挺了下來，並逐漸鍛煉得機敏、潑辣，善於投機，留給他人的印象則是慷慨好義，能濟人急難，所以贏得了人們的信任。這一切都為他後來的發跡打下了基礎。
關於胡雪岩的發跡致富，有種種傳說，比較流行的是說他曾借錢助人，受助者後來為報恩又支持他開錢莊，以至發跡。至於他所助之人，一說為王有齡，一說為湘軍的一個營官。王有齡是當時的浙江巡撫，年輕時因父親去世，曾貧困潦倒，流落杭州。一天他遇到正跑街的胡雪岩，胡見他氣度不凡，不像沒出息的人，便詢問他為何這般落魄。王將自己的處境對胡講了，胡表示願助一臂之力，可送他進京謀官，遂將剛為錢莊收上來的一筆500兩銀子借給他，他不願接受，怕胡回去後會受老板責罰。胡表示沒關係，有什麼風險自己一人承當。王千恩萬謝地拿了錢北上，終於找到有權有勢的故交，當上了浙江糧台總辦。王得官職後便去找胡雪岩，將以前所借的銀子加上利息奉還，一再致謝，又讓他辭了跑街工作，支持他自辦錢莊。幾年後，王有齡升任浙江巡撫，又保薦胡雪岩接任糧台，使胡成了掌管浙江糧食的最高官員。胡本有經商才能，錢莊已經營得很紅火，加之掌管糧食，其事業就更興旺了，相繼開設了不少店鋪，並與外商做生意，手頭周轉之錢常以千萬兩計，終成為富甲杭州的大商人。
還有一種說法，是說湘軍的一個軍官到胡雪岩所在的錢莊借貸銀2000兩。當時老板不在，胡雪岩自作主張借給了他。老板回來後知此事大怒，將其趕出店門。不久軍官來還錢，在路上遇到已失業的胡雪岩，見他似乎很窮困，問明原因，知是為自己借錢事所至，深覺過意不去，便請他去軍營，供以鮮衣美食，並把自己暴得的10萬兩白銀交給他去開錢莊，後又輾轉把他引薦給浙江巡撫王有齡。由於王的扶持，胡雪岩從而漸漸致富。
不管哪種說法，都能看出胡雪岩之發跡與王有齡密切有關。正是受知於王有齡，他才有了官府做經商的靠山，故能事事順遂。自然，王有齡對胡傾心倚重，也在於他自有讓人信賴的品質和能力，而且是一般商人所難以企及的。
有了人情路子寬
人情是一種愛心，是一種義氣，是一種恩德。這是很難用價值來衡量的。這對每個人來說都是沉甸甸的，它壓在人的心裏，讓人經久難忘，讓人既有一種欣慰感，又有一種負債感。而且對這筆人情債，沒有人會抵賴的。一旦有了償還的機會，便毫不猶豫地回報給對方，好像除了講義氣，還了卻了一樁心願似的。
錢鍾書先生一生日子過得比較平和，但困居上海孤島寫《圍城》的時候，也窘迫過一陣。辭退保姆後，由夫人楊絳操持家務，所謂“卷袖圍裙為口忙”。那時他的學術文稿沒人買，於是他寫小說的動機裏就多少摻進了掙錢養家的成分。一天500字精工細作，卻又不是商業性的寫作速度。恰巧這時黃佐臨導演上演了楊絳的四幕喜劇《稱心如意》和五幕喜劇《弄假成真》，並及時支付了酬金，才使錢家渡過了難關。時隔多年，黃佐臨導演之女黃蜀芹之所以獨得錢鍾書親允，開拍電視連續劇《圍城》，實因她懷揣老爸一封親筆信的緣故。錢鍾書是個別人為他做了事他一輩子都記著的人，黃佐臨40多年前的義助，錢鍾書40多年後還報。
這真是“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路”，沒有40多年前的人情，也就難有40多年後的路子。
看來確屬如此，若想人愛己，先須己愛人。處世之道也是為人之道，平時多長一點樂善好施、成人之美的心思，才能為自己多儲存一些人情的債權。這就如同一個人為防不測，須養成“儲蓄”的好習慣，這甚至會讓各位的子孫後代得到好處，正所謂“前世修來的福分”。黃佐臨導演在當時不會想得那麼遠、那麼功利。但後世之事卻給了他作為好施之人一個不小的回報。